2020年3月11日，武漢市青山區鋼都花園管委會使用環衛車輛為轄區園林社區居民運送集中購買的平價肉，引起了群眾的強烈質疑

武漢市紀委還決定，對負有領導責任的一名副區長黨紀立案審查。

武漢網民拍攝的圖片（圖源：環球時報）

一

這件事也許是個“小事”。但是，最近一段時間，武漢市僅僅買菜這種“小事”，就已經觸發了幾波輿情：前有“漢罵”，再有“假的，假的”，現在又來了一個垃圾車裝愛心肉事件。每一件都由政府做好事而起，卻都以被群眾罵結束——

這不得不讓人反思。說到底，群眾工作是關乎人心的政治。如果丟掉了和居民打交道、和群眾交心的優勢，許多工作就會事與願違。

當下中國，社區治理形成了居委會、物業和業委會“三駕馬車”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形成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相結合的比較完善的治理體系。但是，在實踐中，“三駕馬車”卻經常是各行其是、扯皮不斷。

比如，很多社區的物業和業委會之間彼此存在矛盾，而且矛盾長期積累。“假的，假的”事件中的開元公館小區，業主和物業之間因停車費漲價等原因積累了尖銳矛盾，但居委會卻以自治為幌子，並不願意介入社區治理中的麻煩事。

可以說，“假的，假的”事件，表面上是物業服務不到位所致，實質上卻是社區黨組織和居委會長期缺位的結果。

“漢罵”事件的根源，也在於業主對居委會有極大意見，疫情防控主要靠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群眾感受不到社區作為。群眾只知道社區很忙，卻感受不到自己被關照，這是當前社區治理的普遍現象。

但凡是瞭解一點情況的人都知道：政府，尤其是基層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真的令人感動。但是，平心而論，又有多少人忙於事務而忽略群眾工作呢？

近年來，作為政府與市民連接紐帶的社區，越來越行政化。包括武漢在內的各個城市，都習慣於把社區工作者當作“辦事員”，用勞務派遣等形式“購買”社區工作者的服務；很多社區服務項目，也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委託給社會組織去做；甚至連黨建這麼嚴肅的事情，也有社區通過招投標方式讓社會組織來做。每到一個社區，都可以看見搞得花裡胡哨的宣傳牆，一問，這也是承包給別人做的。

結果，本來最應該從事群眾工作的社區，反而整天忙於各種行政事務，連群眾的面都不見了。當社區組織要用80%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街道下達的各種行政任務時，還能指望社區工作者瞭解群眾嗎？

2月22日，武漢一小區微信群裡，一業主連發數條語音質問小區發佈“AB陰陽套餐”（圖源：紅星新聞）

二

今天的社會是多元化的，每個社區都有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他們看似居住在一個社區，但如果社區不去組織，他們真的就是“原子化”的個體。面對同一個問題，群眾也有不同的所思所想，這都需要社區組織去辨別、宣傳、教育。哪怕是從管理和服務的角度看，社區也應該瞭解自己轄區的居民構成。

然而，平心而論，有哪個社區敢拍胸脯說，我們的基層組織對轄區居民非常瞭解？社區組織所掌握的居民情況，頂多就是計生、勞動保障、殘疾人、低保等特殊人群，或者再加上一些文藝積極分子。

大部分社區都有各種“功能室”，服務居民的硬件倒是不錯，然而，就是沒幾個居民來“活動”。因為，這些“功能室”大都是琴棋書畫，服務的都是有才藝的居民。很多社區居民，寧願自己搬個小板凳，找個角落聚在一起曬太陽聊天，也不願意到這些看似高大上的功能室來活動。

社區，本來在社會學意義上是一個具有共同體內涵的詞，在現實中卻就這樣成了“居住地”的代名詞。

社區工作和廣大居民無關，當然就容易導致群眾無感。

防疫期間，社區是以超常規方式在運轉的。最突出的表現是，花裡胡哨的形式主義工作少了不少，實打實的疫情防控和服務群眾的工作做了很多。然而，為何還有群眾“無感”，甚至還有不少怨憤？

這是因為當前社區工作中，在管理和服務兩個方面都存在一個共同誤區：將群眾對象化，忽視了群眾的主體性。這就導致——

從管理角度看，社區居民僅僅是“治理對象”而已。社區居民間有矛盾糾紛，本能地以解決問題的思路去對待，或是推諉，或是讓其以法律途徑解決，搞“一錘子買賣”。卻很少想到做“人”的工作，做修復關係的工作。結果變成了社區只要處理一個問題，就在減少一部分社區凝聚力。

從服務的角度來說，社區和居民之間容易異化為市場關係。社區工作者把自己視作一個服務提供者，給多少錢辦多少事——只不過，這不是居民直接給錢，而是“政府購買服務”。居民也容易把自己理解為“顧客”，認為社區工作者的所作所為，都是天經地義的。

中共湖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官網截圖

三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中國製度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但是，群眾的主體性不會憑空而來，既需要群眾的積極參與，也需要基層組織的動員。群眾只有真正建立起了主體性，能夠對自己負責、對共同體盡責，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人民”。

還有一個不能不引起重視的問題是：當前越來越多的官員和基層工作者，也在失去正確的角色定位，說錯話、做錯事還不自知。防疫期間發生了不少引起輿論風波的事件，就是佐證。

就拿用環衛車輛集中運送平價肉事件來說，的確可以解釋：時間緊、任務重，有忙中出錯的問題；同時，武漢還在封城，能夠上路的貨車緊缺，私家車也裝不了這麼多需要配送的平價肉，只好採取一種權宜之計。

但是，這樣的解釋在群眾的憤怒面前，往往是無力的。而且，用環衛車來送肉的確嚴重挑戰了人們的常識和常理。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既需要社區和有關部門合作來解決實際困難，也需要每個環節多從“人”的角度考慮具體工作。

也許，這次事件中不少環節的當事人都本能地意識到了問題，但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或者“就這一次”“特殊情況”的僥倖心理，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最後受到牽連，冤是不冤？

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考察時說：“群眾在家隔離時間長了，發幾句牢騷是可以理解的，誰願意老悶在家裡啊！”這是人之常情的話，也是和群眾交心的話。各級黨委政府，尤其是社區，應該從這些事件中吸取教訓。深入群眾，不僅是通過事務性工作來服務群眾，還要通過組織和動員群眾，讓群眾自我服務和自我教育。

群眾受到教育、幹部受到鍛鍊、黨和群眾聯繫得到加強。唯有如此，這次疫情中暴露的治理短板問題，才有望早日得到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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