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到宇宙边缘abc

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朝为啥没有陷入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局中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原因。

一、清廷根基末倒，对地方的统治能力仍然比较强

清朝虽经大乱但是根基还在，还没有到因为朝廷无力驾驭地方大员，以致于地方势力做大，进而挑战朝廷权威的时候。各级官僚依然忠于朝廷，清廷的号令也依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也就是说虽然自1851年太平天之起义，直至1864年7月天京陷落止，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大起义，虽然给了清朝以沉重打击，但却并没能彻底的瓦解掉清朝的统治基础。

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清朝的统治秩序，那些汉族大地主与大官僚，依然支持并拥护清廷的统治。于是在人心尚未离散，朝廷权威犹存的情况下，自然没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背负着乱臣贼子的污名，企图搞什么割据地方自立为王了。

二、曾国藩等人忠于朝廷，割据自立不符合其政治理念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抑或是左宗棠与胡林翼等人，凭借他们的本领足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但是这些饱受传统儒家思想薰陶的人，却都无一例外的把忠君报国视为最高理念！因此对于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既然清朝已经有效统治了200余年，那么自然应该被视为中华正统了！

而且在这些人的眼里，太平天国则被视为“乱贼”。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太平天国的“犯上作乱”，才带来了天下大乱、百姓遭受苦难的局面！

因为拥有兵权的曾国藩等人，无不把忠于朝廷和维护清朝统治，以及早日平定太平天国起，当做最高理想！所以试图让这些平叛者，反而趁机拥兵自重搞割据，是不可能被这些人接受的。曾国藩等人既不愿背负叛臣的污名，也不敢冒险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更不愿放弃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的待遇，反而去做虚幻的“土皇帝”之梦！

三、清廷驭臣有术，对有功之臣封赏极为优厚，因此曾国藩等人没有必要搞割据

在镇压了太平天子起义后，清廷统治者慈禧太后大耍手段，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笼络。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以及左宗棠等人，该封爵的封爵，该封官的封官，能担负枢臣之责的就调入朝廷。

不能进入朝廷的，就让其担任地方大员的职权。而这种地方大员虽然权高位重，但却要受到多方牵制！清朝在各处重要城镇驻有八旗军——虽然八旗军的战斗力低下，但却依然能够发挥出一定的震慑能力。

清朝在地方官制上通过巧妙设计，早就把督抚互相牵制与监督制度玩得炉火纯青！因此即便是让这些有功之臣担当了地方大员，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割据地方的实力和机会。

更何况如果这些人想要搞割据，必须得有兵有将才具有这个可能。然而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他们的兵权大多都被朝廷收回了，原来的部队也被遣散了。除了李鸿章手里的淮军以外，其他人手里基本上都是既缺兵又少将的！如此一来，这些人又哪里会有割据的本钱呢？

综上:清廷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在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之臣大加封赏的同时，也把他们手里的兵权收回了！慈禧太后对汉臣一向是用而又防的，因此在清廷实力犹存，曾国藩等人忠于朝廷，各位功臣手里的兵权大多已被收回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出现类似东汉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了！

北疆同心侃历史

个人认为，清朝平灭太平天国之后的局势完全不同，尽管湘军、淮军、楚军有兵近20万，但是他们的军饷供应，仍是依托于清朝旧的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是由省份协饷的方式供养的，他们的物资供应，则是由依赖地方官府调拨物资的“粮台”和依赖于驻地商人支持的“军市”来完成的。

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以幕府为核心的，替代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组织形式。

因此，尽管有兵，却无从养兵，尽管有地盘，却是朝廷给的权柄，地方官，仍旧按照清朝的规矩在办事， 任免提拔也是中央权力覆盖，他们并不存在自立的本钱，就连藩镇都没达到，就遑论割据了。

而从阶层认同感来讲，曾国藩的门生弟子们可以凭借书生的身份，统领这些杀红眼的骄兵悍卒，但世道人心的力量，让他们不足以形成自我的阶层意识，自然也就与前代的前辈们迥然不同。

周老师生发

慈禧用人驭人平衡权力是一流高手。

第一慈禧对八旗兵虽然有些失望，但从没有放弃对它的控制，以振摄汉人为主的军队。

第二用汉人曾国藩办团练乡勇时，也支持张之洞经营湖北，尤其提拨左宗棠，如果以左公的性格和做事风格，在明朝或其它朝代够杀一百次，但慈禧用之，以制衡曾公！

第三在曾公取得辉煌成绩时，慈禧又采取挖墙脚大力提拨曾公属下李鸿章，同时让曾公之弟国荃放弃军权，这时曾公，左公，李公几乎三足鼎立，左李对慈禧感恩戴德，曾公畏惧慈禧，还有一个后补张公 ！

如此他那里敢反，敢乱政！

清朝末年慈禧牢牢着把控着清朝的政权。无论此时是否是君王都赢得了刘坤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重臣的拥戴。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发生过东南互保的尝试，但是战争结束后很快就被慈禧分化瓦解。所以直到辛亥革命以前，清朝并没有陷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局。

清朝时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黑暗腐败的王朝末年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是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规律还是制度替代的需要，大清王朝都应该被摧古拉朽的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清朝末年在慈禧的掌控下居然进行了长达47年牢固统治，李鸿章、曾国藩等最有希望改朝换代的汉族重臣都向慈禧效忠。这种稳固避免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惨烈，到慈禧、光绪同时去世后的第四年，主少国疑的清朝再也无法抵御革命浪潮和袁世凯的讹诈宣布退位离开了历史舞台。

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禁锢和慈禧高超的分化，并没出现曹操之类的野心家。

清朝时一个儒家治国的封建王朝，所以才被文人当做正统王朝效忠。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崛起的湘淮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基本都是科举出生，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束缚。巅峰时期曾国藩的手下几十万自己组建的湘军骄兵悍将打垮了太平天国，应该是初步具备了权臣的条件。但是后勤被朝廷控制，且军队调动和和官员晋升都需要朝廷审批。并且在太平天国平定后迅速裁撤湘军，通过扶植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制约湘军。

几大重臣相互制约即便是手中掌控重兵但是没有赋税等收入来源怎么割据？除非学习张献忠、李自成那样的流寇，但是这些重臣本来就没有强烈的割据念头所以制衡之下并没有出现曹操之类的野心家。

慈禧牢牢把持着清朝的权力，即便是出现东南互保这种分裂趋势也被慈禧迅速瓦解分化。

这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初露锋芒的忠诚，在战后迅速成为地方上的洋务派。这些地方大员身居高位，掌控的都是富庶的地区。加上洋务运动带来的海量财富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实力派，甚至成为清朝政府的财税的重要来源。在对外战争屡屡失败后，清政府也意识到不能阻止洋务运动。因为这不但能增加朝廷的赋税，而且确实可以增强清朝的国防能力。

在义和团运动时慈禧出于抵制列强的目的开始支持义和团，但是英国为了防止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各省被波及，便策动各省不服从清朝命令抵制义和团。当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组成东南互保联盟。他们通电声明这不是清政府真实意图，是在义和团胁迫下做出的决定。所以拒绝执行向列强宣战的决定，这显然体现了清政府对地方督抚控制力的严重下降。

这种分裂苗头的出现大大震惊了慈禧，于是迅速出手分化瓦解逐步收回朝廷大权。慈禧在兵权、财权、管理任免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通过成立练兵处剥夺地方督抚练兵特权，统一收归清政府；李鸿章、刘坤一去世后张之洞上调军机处，地方督抚势力大减；而作为军火生产基地的江南制造总局在李鸿章去世后，也重新被朝廷控制在手里。这样财权、兵权、人事、军火生产均被清政府控制，东南互保彻底瓦解。

东南互保是清末最接近东汉末年的一次，但是被迅速平定。洋务运动的开启虽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的力量，但是客观上也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增强了续命能力。尤其是被清政府收归国有后，这些基础为维持清政府最后十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列强需要一个腐败、懦弱的政府，不希望强大的新政权更新换代。

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最希望出现一个稳定、腐败、听话的政府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之所以扶植东南督抚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利益受损，《辛丑条约》的签订从国家层面上满足了他们最大的利益，所以不可能支持一个新的强大国家替代腐朽的清政府。所以从这个方面说，清末也不具备群雄并起的条件。

北洋时期列强扶植军阀混战是因为北洋政府已经没有作为统一政权的号召力，所以列强才会扶植地方军阀进行混战。奉系、皖系、直系等等军阀背后都有列强的支持，但是大清亡国已经多年不是清末了。

清朝末期确实处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周期，慈禧的存在客观上稳定了清末的政局。重臣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加上列强崛起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客观上让清末避免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综上，曾国藩忠于朝延，没有拥兵自立，所以其他人也没反。各个西方国家对清朝的支持，西方各国打开中国大门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原料国和市场，混乱的中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3、清廷气数末尽，还是有那么一点苟延残喘的实力。

当代曹植

清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并没有陷入东汉末年时期的军阀割据形态，这里面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人文等等方方面面的。

一、经济和人文环境的不同

西汉时期虽然“独尊儒学”，可事实上，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制约，东汉末年民间书籍依旧是使用竹简为主。同时当时的儒学还是以先秦儒学为主体，因此“忠君思想”还处于较为朦胧的状态，世家豪族和儒学世家垄断了文化，使得当时的思想多是忠于宗主、家主、家族的概念之中。

东汉末年时期，大庄园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及东汉政治体制因素，使得世家豪族本身不仅仅拥有孤岛式的经济体系，还拥有了大量附属的人才、人口，甚至是拥有体制允许的私兵的存在。

这些人口、私兵只忠于家主，而不知皇帝。

清代时期，人文已经出现的不一样的转变

儒学在宋代时期，出现了一次转变，“忠君”的封建理学派和实用性的心学派在南宋、元、明时期，不断碰撞、融合。

当清入关之后，乾隆及之前的清代皇帝，施行了一种类似军政府的模式控制中土，类似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运用的封建理学与律法相互结合的模式。

直至清嘉庆皇帝诛杀和珅之后，为了清除“和珅余党”，不得不启用了大量的汉臣，此时的汉臣多是以“实用性的心学派”为主（此时的心学已经转变为“致世经学”），如林则徐、魏源、蒋攸銛（汉八旗）为主。

这些御史们，很快就在京城组建了非正式的诗社，这要是放在顺、康、雍、乾时代时是不可能出现的。很快这些诗社逐渐扩大到了旗人之中，随后又有更多的汉臣加入其中。最终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及其门徒的兴起，成为了鼎峰。

此时的儒学，已经不再是汉唐时期“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了。明代朱元璋通过律法与封建礼仪相结合的模式之下，儒学已经转变为“道学”的载体。通俗而言，汉唐宋（北宋）时期的儒学子弟，还在追求士大夫的共享天下的本体和理念；而明清时期的儒学子弟，则是“忠于”君主理念、同时担负传承的载体。

人口的分布不同

东汉时期的大庄园经营模式，使得大量的人才被“束缚”在庄园、乌堡之内。同时世家豪族也同样掌握了大量忠诚的人口。

因此在正史《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显示了，董卓还未祸乱京城之前的汉灵帝及何进时期，东汉中枢及地方政权还拥有一定的控制权，来平息张角兄弟的黄巾军起义。

可当董卓祸乱京城之后，东汉中枢第一次丧失了权威。地方的官府立刻就与掌握了经济和人口的豪强相互勾连，形成了反董卓联盟，之后东汉立刻陷入了地方混战的状态。

晚晴时期，土地虽然在不断集中于豪强、官府之手，可人口并没有像东汉“农奴”的形态集中在豪强和地方官府之内。

清代雍正时期，施行了“摊丁入亩”的赋税之后，人口激增，同时清代地方官府又施行的是私人迁徙、形成集市后再通过乡绅收取赋税的模式。

在乾隆中后期，人口激增中，大量的原始森林、未开发的区域，涌入了大量的迁徙人口，可“农奴”式的农耕模式，已经在宋朝时期就被消除了。

“摊丁入亩”的赋税模式，使乡绅、豪强们不愿意掌控更多的人口，因此“佃农”式的农耕模式是清代的特征【明代还可能有农奴的存在，清代的乡绅就不愿意承受人口的压力】。

再则，晚晴时期，大航海时代中土依旧是参与其中的，手工业、商业也逐渐与农业，成为了清代的赋税来源，相对拥有自由度的“佃农”、“手工艺人”、“小商人”形成的集市、城镇，这些底层阶级是不需要过多于忠诚于宗族关系。

总述：

因此在儒学人文的转变和人口分布不同之下，清代太平天国起义之时，虽有各种民团组织出现，却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割据力量。毕竟此时的清皇室依旧存在，其权威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损伤。

就如东汉时期，直至董卓祸乱京城，及西凉军内乱、皇室流离民间时，地方政权才会形成割据局面一样。

清代的割据局面是历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太平天国出现的导火索；第二次鸦片战争，成就了地方汉臣掌权；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局面”使得年轻文人出现质疑皇室；甲午战争，输给熟悉的日本、以及庞大的赔款，使得百姓和文人不再信任官府，尤其是南方诸省；八国联军，特别是义和团的前后，导致了清廷丧失了最后北方的民意。

自清入关以来，中土的南方本身就一直存在着反清势力。清早中期还能压制，可到了乾隆之后，腐朽的八旗制度和满高于汉的规则，已经让汉人、尤其是汉文人中不断集聚不满。

太平天国起义摧毁了清廷在南方的控制手段（八旗），清廷不得不允许汉臣成为地方掌权者。此时的汉臣们，还在思考如何维持清廷安稳、维持封建礼仪运行。直至连续的战败、赔款、割地之后，原先封建礼仪逐渐崩塌，一种“以下克上”的形态就替代了之前安稳的封建礼仪【如袁世凯、孙文】。

图片均来源网络

史之为用

东汉末年的乱局是地方诸侯做大，把皇帝架空了。开始是宦官专权，杀了外戚、大将军何进，而后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杀尽了宦官。这时候将军董卓趁机进入首都洛阳，废汉少帝立汉献帝，把持了朝政。各路诸侯就开始讨伐董卓，司徒王允利用吕布杀死了董卓，又被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杀了，汉献帝被逼得东躲西藏。曹操看到皇帝的价值，把汉献帝迎回他的地盘，挟天子以令诸侯，相继打败了袁术、吕布、袁绍等诸侯，统一了北方，与孙权、刘备形成了三国分立。这里要注意的是，曹操一直供奉着汉献帝，自己当了魏王，并没有当皇帝，是他儿子曹丕让汉献帝禅位，登基建立魏国，东汉才正式结束。

清朝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为什么没有陷入东汉末年的那种乱局？首先就是没有出现董卓、曹操式的人物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曾国藩有这种可能，投降他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也劝过他，在自白书中有记载。但曾国藩权衡再三，没有轻举妄动，迅速杀了李秀成，删节了向朝廷上报的李秀成自白书。究其原因，首先是曾国藩还有忠君思想，就像当年的曹操，最终也没有篡位当皇帝的打算。而且，曾国藩感到自己也没有绝对的实力造反。他曾经的部下李鸿章和左宗棠可以跟他打太平天国，但可能不会跟他一起造反。还有一条就是人心的背向，百姓对大清国还抱有希望，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乱，人心思定，并没到改朝换代的时候。

就清朝本身来说，已摇摇欲坠了，但还能维持下去。原因之一是最高统治者慈禧很有政治手腕，牢牢地把控着权柄，控制着地方大员。而且，满清军队包括蒙古骑兵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原因之二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清朝政权，和清朝签订条约、攫取利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一条就是反对洋人，不保护洋人在华利益。于是导致洋人支持清朝，提供洋枪洋炮打太平天国。

清朝的衰败是在慈禧死后，没能顺应世界潮流，政体换汤不换药，新军取代了满清八旗军队，汉人把持了地方政权。辛亥革命应运而生，清朝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澜石记

不请再来，问得有点意思。二者的确相似，太平天国时清廷下令各省自筹粮饷，不用去京城报账，跟东汉末年的州牧制度颇为相似，各省逐渐具备了各自为政的资本。但世道终究还是没有乱起来，清廷依旧牢牢地把控着地方官员的任免权，甚至出现了洋务运动和短暂的“同治中兴”，又苟延残喘了近四十年。

各中原因，在于形势不同，人物不同，时代也不同。

势：满清气数未尽，东汉积重难返

太平天国的失败既有对手太强的因素，也有内讧不止的作死，更多则是不得民心的表现，曾国藩的一纸檄文击穿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合法性，核心就在于孔孟之道的维护，而他们则宁可守着邪教装神弄鬼，也不愿意举起民族的大旗。

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同仇敌忾的对手，教科书告诉我们，太平天国亡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刽子手除了湘军，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和戈登的洋枪队。

满清也并非一触即溃，两百年的奴化教育令他们的统治根深蒂固，当时尚有曾、左、李等当世英才将为朝廷效力作为人生的追求，二十年后尚且能够在镇南关击败法军。这些都是气数未尽的表现，而非明朝末年的外强中干。

汉末则不然，黄巾起义虽然势大，充其量不过搅屎棍而已。朝廷放权于州牧才是昏招，太守、州牧们纷纷拥兵自重，他们各怀心思，帝国危机由民变换成了割据。

此时尚有挽回的余地，只要中央给力并慢慢“削藩”，局势尚有可为，但汉灵帝昏庸无能且死的突然，导致主少国疑，加之董卓进京这么一闹，天子的“势”荡然无存，中央几乎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八路诸侯”的讨伐（史册上是六路）也给了他们趁机作乱的资格和军队的合法化，这才导致了最后的不可收拾。

人：不想也不能造反

曾、李、左三人都是当世人杰，但他们对造反都不感兴趣，作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封侯拜相对他们的诱惑甚至大于割据一方或九五之尊。

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对湘军的裁撤，处处低调，甚至不惜参和“天津教案”来自污，空出的庙堂留给了弟子李鸿章。随后左李鸿二人开始内斗，但也只是党争，从无非分之想。

而事实上，曾国藩想造反并不一定能成功，由于左宗棠跟他一直不对付，朝廷索性提拔左氏，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左宗棠已经成为闽浙总督，很明显清廷对曾国藩不放心，也做了两手准备。

湘军内部在攻占南京之后也出现了分裂，以曾国荃为代表的势力希望主帅黄袍加身，也有很多人等着升官发财。

至于李鸿章，淮军的组建也是来自于朝廷的支持，他是曾国藩的弟子，却非门徒，二人乃同僚关系而非上下级。

▲真实的洋枪队

而洋枪队的参与意味着外国势力干涉了中国内政，谁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他们并不介意承认谁是中国的主人，所以后来悍然撕下了“中立”的面纱，全方位的协助清军“剿匪”。这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跟太平天国合作的幻想，继续将腐朽软弱的满清继续扶持为利益代言人。

想必曾国藩一旦造反，很多人都不介意用他的首级换取更大的顶戴花翎。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举兵用的是孔孟“忠君爱国”的号召力，如果在造反岂非打自己脸吗？

而汉末则截然相反。除了袁术之外，马腾、曹操、袁绍、孙氏和刘备等人打的都是匡扶汉室的旗号，却又相互掐的不亦乐乎。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谁忠谁奸并不好说，或许都是野心家才对，但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当曹操行刺董卓或者攻占洛阳之后孤军追击的时候，你能说他“奸”吗？至于后来，既有被手下利益集团绑架的现实因素，也有逐渐滋长的野心。

时：东汉膨胀的豪强势力

靠豪强起家的东汉王朝在维护豪强利益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两百年后，他们通过政府的人才举荐制度和地方庄园汇集了不可想象的实力。而东汉王朝被宦官、外戚和小皇帝轮流折腾了百余年后，豪强们对朝廷失去了敬畏之心。

所以在他们拥有兵权之后，乱世也是必然的。

而满清则不然，湘军、淮军和楚军都只是以同乡为骨架组件的军事集团，并非豪强势力中盘根错节的血缘、主仆或门生的关系，忠诚度不可同日而语。

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却撬动了王朝的根基，汉族官僚集团迅速崛起，而战时的各省财务独立制度也没有取消。

这也埋下了割据的根源，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已经全面失控，而慈禧的去世则令他们不再投鼠忌器，一个个乱世英雄横空出世，割据一方，而此时与汉末才是真正的神似。

凉州七里

这个主要和制度不同有关系，也和人的性格有关

东汉末年，州牧权力变大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虽然大部分被平息，但是各地还是不断地有黄巾起义的残余势力。这让东汉朝廷很头疼。这时，幽州刺史刘焉建议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权力下放，让州牧自行调动一州的力量进行围剿。这样就和唐朝的藩镇割据一样了，州牧的权力过大，可以调动以州的财力和军力，而汉室又被董卓和曹操相继掌控，下面的州牧更是有理由不听话了，就开始了东汉末年的混战。

清朝巡抚总督没有理由反叛

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也下放了权力给地方督抚，但是只是南方有太平军的地方，不是全国的权力都下放。而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督抚的权力也被限制了，没有了之前那么大的权力。并且那时候皇帝还在，也没有被诸侯控制，皇帝还说得算，地方督抚没有理由造反，这和东汉末年的形势不一样。地方上还有八旗和绿营的驻军，虽说他们的战斗力早就不行了，但是好歹也是个监视和屏障。清朝巡抚可单独上奏，总督虽然比巡抚大，但是巡抚也能制衡总督。并且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还在朝廷，而不在地方，想反也反不起来。

曾国藩的个人原因

其实在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是有实力自立的。就算是不能把全部的江山都打下来，至少南方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南方很多督抚都是曾国藩的学生，都是他推荐的。并且湘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八旗。曾国藩若是要反，则国家再度陷入战乱。曾国藩一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只是想建功立业，当一代名臣，确实是他个人的性格原因，这个决策使得国家免受战乱。

清朝一直有北边半壁江山

清朝北边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太平军也北伐了，但是失败了。清朝后蒙古支持，并且还有东北老家，大不了再回去。清朝是有退路的，并且北面还有根基，太平军主要在南方活跃。这是和东汉最不同的地方，东汉时期皇帝已经无法掌控大局了，权力下放得太过严重，决策又失误，使得董卓进京，内部又混乱。而清朝皇帝还是有半壁江山的掌控权的。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不反的原因之一，要是清朝像东汉一样地方割据了，皇帝没实权了，那曾国藩没准就反了。

清朝和东汉的形势不一样，很多事情都不同，所以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并且曾国藩是个忠君的人，他的决定也足以影响历史走向。

未济

呵呵，这个问题真问得好。镇压太平天国后，大清的确没有陷入东汉末年那种乱局，甚至一度貌似中兴。

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与晚清太平军起义，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军起义，最终当权者都成功镇压了起义军，但是当时局势环境过程都不一样，所以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朝并没有立即出现东汉那样的乱局，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1、制度不同。东汉是封建制度的初级时代，统治手腕还不够，保留着分封制与门阀，各地本就有豪强势力，原本就有割据的危机，农民起义反而让地方势力有了拥兵自重的机会; 而观清朝，它是封建制度的高阶时代，讲的是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在太平军起义前，除了朝廷军队外国内无任何其他武装，无任何割据势力存在，原本的统治环境对平乱后的稳定起了支撑作用。

2、应变不同。汉灵帝为应对黄巾军，将剌史改为州牧，全权主理一地军政财税，更是壮大了地方势力。而慈禧在打击太平军的时候，除非不得已才会短期将军政托一人，但很快就积极收权，不利于下方势力坐大，而且她还尽力扶植发展出了几股势力，使之相互制衡。并且镇压太平军的乡勇们的军饷还掌握在朝廷手中，故而他们在战胜太平军后也不敢犯上作乱。

3、对手不同。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的主力不到一年就被消灭了，更多时间是围剿零星残余黄巾军，对地方势力而言没多大打击，反而利用平乱各自都快速发展壮大了; 而太平军起义却打了14年，将清廷内部各股势力都极大削弱了，无论是朝廷中央军还是地方乡勇都损失巨大，打累打疲了，也打穷了，财力也不足以支持各路地方军割据作乱。

4、外部环境不同。东汉时期外患不太严重，不足为惧，各方势力以内斗为主，谁都想问鼎天下。清朝有西方势力的存在，若欲割据还要考虑洋人的动作。在外部危机重重且不好预测之下，新产生的湘军、淮军谁也不敢冒然作乱。

5、镇压力量不同。东汉是皇亲国戚地方权贵镇压，他们几代富贵，本就想相互倾轨，扩充自已势力，不念国恩，如孙坚、曹操、刘备都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为自己捞取了政治资本; 清朝则是在中央军多次战败后，启用了许多出身低微的文人士子来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原本品级不高甚至是布衣，却因镇压太平军有功而从此改变了命运，获得了爵位。他们多少会念及国家恩情。再者他们出身太低，若欲割据，根基恐怕也不够。

正是由于以上五点不同。东汉未年黄巾军起义之后，接下来就是严重的诸候割据，并且经常发生诸候吞并战，最后形成三国。而太平军在给镇压之后，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回光反照现象。

但是，太平军也给晚清后来的乱局埋下了隐患，清朝的嫡系八旗军算是打废了。一个没有强大中央直属军的朝廷，各地方势力与派系(湘、淮)发展崛起也很快。事实上，清朝在镇压完太平军后已陷入了另一场不同于东汉的乱局: 贪腐日重，地方势力快速成长，而清王朝无力有效管控制衡。

彭长虎

太平天国后，清朝也是逐步走向东汉末年那种变局，只是进程来的慢一点，形势更加复杂一些。

首先， 汉人地方实权派掌控了政权

太平天国后，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汉族官僚成为地方的实权人物。在太平天国之前，清朝政府对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但实际上，要职主官都是满人，汉人只负责具体事务。正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政府的的权力从满人逐步转到了汉人，从前由满人占据的督抚等重要位置，落到了汉人手中。比如，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也指挥浙江军务，这样他就掌控了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个最富庶的省份。李鸿章是江苏巡抚，后来又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后来担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这样的变化最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外省大员在政局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是有绝对权威的。但是，太平天国之后，遇到疑难问题，中央官员甚至要征求地方大员的意见，以换取支持。而那些势力强大的巡抚、总督像张之洞、刘坤一等，更会时时摆脱中央政府各行其是。最明显就是“东南互保”。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开战，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置朝廷开战命令于不顾，单独于列强签订了协议，以求自保。到武昌革命时，就更明显了，各省风闻武昌起义陈宫，纷纷宣布支持革命，公然对抗清廷。

其次，兵为将有的模式让地方掌控了军权

太平天国运动还导致了一个结果，军队带有了明显的个人色彩。由于八旗兵、绿营兵的积弊甚深、腐朽堕落。清廷不得不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依靠团练组织起的湘军、淮军、楚军。这样的军队带有极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个人色彩，同时，在选用军官时，大多是同乡、亲朋好友、门生等关系密切之人。这些军队重视冷热兵器、水陆两军配合，重视训练、积极备战，关键是自办军需、自筹粮饷，凝聚力、战斗力远超八旗兵、绿营兵。战后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个政治势力。比如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更是中央政权和湘军的政治博弈，最后案件的不了了之，也充分说明中央对曾国藩无可奈何。

第三，洋务运动让地方掌握了财权

太平天国的发生加速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刺激，这样的变革来的绝不会这么迅速。于是那些地方的实权人物们纷纷开始兴办实业，比如，曾国藩筹办了金陵制造局，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等等，在全国各地涌现了大批的洋务企业。这些封建官僚，按照花大钱、办大事的原则，大手笔花钱，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收入。这些地方实权派致力于发展洋务运动，产生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让他们独立中央之外，在掌握军权的同时，又掌握了财权。这也是成为军阀的重要经济基础。

总之，在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中央权威得到大幅削弱，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势力得到极大加强。如同东汉末年，在黄巾之乱以后，地方势力增强一样。所欠缺的只是一个机缘。终于到了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又经历了袁世凯复辟。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北洋军阀混战。在这方面，历史总是相似的。

一壶清茗品春秋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举孝廉的人才推举制度。

这个举孝廉最初设立的意义是官员们给国家推举人才的一种制度，是基层读书人走向仕途的必经之路，但到了东汉这就完全变了味，举孝廉带有浓厚的宗族、同窗、同乡的色彩，被举荐的人都和举荐的人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往往在朝中拉帮结伙，在地方上也相互勾结，形成了大量的门阀。

这些门阀随着黄巾军起义迅速发展，东汉政府为了应对张角的黄巾军，迫不得已允许各地自行募兵。这些地方上的门阀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以后，在自己已有的私人武装势力的基础上，纷纷招兵买马，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这使得门阀氏族的势力空前强大，在中央政治上，他们有势力，在地方军事上，他们更加有实力。像袁绍的汝南袁氏、江北的张昭、周瑜支持的孙权、颍川荀氏、沛国曹氏、夏侯氏支持的曹操，都是基于这种情况迅速发展起来的。

这些私人武装往往有奶便是娘，根本没有家国概念，只效忠自己的士绅宗族，完全不听命于皇帝的命令，在地方宗族势力的洗脑之下，皇权被挤兑的干干净净。地方上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只知豪强，而不知有皇帝。

但是这一切到了清政府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满清朝廷可不是东汉朝廷，慈禧无论是政治手腕还是治国能力比汉献帝强太多了。

第一，慈禧的政治手腕比东汉末年那几个皇帝加一起都实在是强太多了，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慈禧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慈禧的政治手腕比古代多数皇帝都要强很多。

在用人方面，慈禧一直都将驭奴之术发挥的炉火纯青，各地封疆大吏常常被慈禧玩弄于鼓掌之间。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慈禧大力扶持曾国藩的湘系势力，同样，她对李鸿章的淮系势力照顾有加。对于满蒙大臣，慈禧更是丝毫不吝啬，扶持了大量的像胜保这样的满蒙实力派。

而且科举制让大量的读书人进入到了朝堂之中，各地征召团练和武科举更是让很多尚武之人进入到了军队里，所以各方相互掣肘，皇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满族亲贵手中。

第二，能否产生军阀混战，国外列强的态度也很重要

今时不同往日，清政府面对的国内外形势要比东汉末年的形势严峻的多。

国内有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实力派，以及洪秀全、杨秀清这样的乱国贼寇，国外也有英法俄美等列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不像东汉末年只是军阀割据而没有外患。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那个时代，能左右历史进程的，西方列强的态度很重要。所以西方列强公然组建干涉军，以海军封锁东南沿海、实行军火禁运，太平天国、捻军因为得不到国外列强的支持，失败了。

要想军阀割据、改朝换代就必须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这是摆在实力派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若解决不好，就是第二个洪秀全。

第三，晚清的政治势力与东汉末年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晚清的实力派，比如淮系的李鸿章、刘铭传、湘系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恰逢乱世、得到皇室的垂青而平步青云的，皇室对于他们而言，有再造之恩。像李鸿章、曾国藩更是饱受传统的忠君思想熏陶，古代常讲“在外从君，在家从父”，清代知识分子最讲究的就是这个，必然不会去造反。

所以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南京以后，面对朝中的流言蜚语，他急流勇退，宣布湘军带头裁军。

而且晚清的皇权可以随时打压任何一个军阀势力，比如慈禧借着杨乃武于小白菜一案，疯狂的打压浙江巡抚杨昌骏为首的湘系势力，可见皇权在封疆大吏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不敢反抗。

就哪怕庚子拳乱、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实行东南互保期间，张之洞建议成立共和国，推荐李鸿章做大总统时，李鸿章都拒绝了。

这一切，都和东汉末年完全是天壤之别，也注定了太平天国长毛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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