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方艙的18天裡，何斌時常會想起已在另一個世界的父親何永祥。
2月2日，何永祥走了，在2020年春天到來之前，他死於新冠肺炎。
腦海裡，過去一個月的記憶不斷浮現：何斌彷彿看到父親站在1月23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發熱門診的人海里，沒有掛到號，垂頭回家的身影。此後一週，他們輾轉四家醫院，仍沒有求到一張床位。
何永祥的最後一絲氣息留在了被轉運至武漢協和醫院沌口新病區的路上，當時距離他確診，僅過去兩天。
何永祥的不幸是武漢疫情下病患收治“堰塞湖”的縮影。
危局中，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日友好醫院呼吸中心主任王辰在實地瞭解情況後，向中央指導組提出建設方艙醫院的建議。
何永祥離世次日，武漢首批規劃的3家方艙醫院動工，在48小時內迅速擴充出數千個床位。
2月4下午，緊張改造的江漢方艙醫院現場
據統計，截至3月10日，武漢共收治患者近5萬人，15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1.2萬餘人。這意味著每4名確診患者中，就有1名在方艙醫院接受治療。
作為實現“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關鍵一環，方艙為患者提供規範治療和及時監測，大大降低了輕症進展為重症的可能，同時為社區減壓，對控制武漢的疫情發展至關重要。
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副組長、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指出，建設方艙醫院是武漢戰疫的創新舉措，也是破解醫療床位嚴重不足的關鍵之舉。
危局獻策：“諾亞方舟”破解病患收治“堰塞湖”
何斌一家的遭遇並非孤例。
依據國家衛健委2月3日的統計數據，武漢2月2日當天新增確診數首次破千，達1033例。在此後的17天內，每日新增數據一直維持在四位數及以上。
然而，吃緊的床位使得很多已確診的病患未能及時住進指定醫院救治，形成“堰塞湖”。澎湃新聞注意到，當時，僅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就足以消耗掉一個火神山或雷神山醫院的床位存量，曾被賦予期待的“小湯山”模式顯得杯水車薪。
和床位同樣緊張的還有醫患配比，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官方人士告訴澎湃新聞，該院總部原有床位2000張，支援雷神山醫院床位1600張，對口幫扶的武漢市第七醫院床位有400張，這意味著至少有4000名患者等待救治，但醫院的人員編制按2690張床設置，醫護壓力巨大。
除新增確診病例外，因核酸檢測試劑盒短缺和尚未捋順的確診流程，還有大量疑似患者存在對病床的需求。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影像科副主任張笑春在接受央視新聞採訪時坦言，武漢市早期倡導的輕症患者居家隔離政策，使得大批確診的輕症患者成為了移動的傳染源。
更早察覺問題的還有2月1日抵達武漢的呼吸病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王辰。
“知道情況緊張，但不知道武漢已到這個程度了。”王辰用“悽風苦雨”向澎湃新聞形容他當時所見的江城：站在街上，很久看不到人，天氣接連陰雨，還不時有極端的社會事件傳出，“感覺整個社會停滯了。”
2月3日，在實地看到武漢疫情的狀況後，在湖北省防疫指揮部的現場，王辰向中央指導組領導提出徵用大型場館建設方艙醫院的建議，中央指導組當即拍板採納。
2月5日23時許，武昌方艙醫院收治首批新冠肺炎輕症患者。
王辰告訴澎湃新聞，方艙的靈感來源於“鐵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小兒麻痺症在北歐和北美大肆流行，當地醫院曾嘗試將因小兒麻痺症患上呼吸衰竭的病人裝上“鐵肺”，集中收治到一間病房內，“一間往往堆滿幾十臺（鐵肺）。”
在王辰看來，武漢前期雖採取了擴大定點醫院的策略，但容量有限，方艙就像在諾亞方舟上面加了一個艙位，在截斷傳染源頭的同時解決床位和醫護人手不足。
在王辰的構想中，方艙醫院收治確診輕症患者，使他們既能得到醫療照顧又能跟家庭與社會隔離。同時，它還能起到看護作用，一旦患者病情出現變化，能及時轉到正規的醫院治療，形成有序的層級，“用最小的社會資源，迅速達到擴大收治容量，非至善之法，卻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
決策迅速落地。2月3日晚間，武漢市政府宣佈將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武昌洪山體育館、東西湖區的武漢客廳建設“方艙醫院”，用於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
方艙速成背後的博弈
改造方艙醫院的措施一敲定，就連夜下達到中信建築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下稱“中信建築”）。
2月3日凌晨，剛剛回到隔離酒店休息的中信建築第五設計院的副總建築師申健接到領導打來的電話，“說武漢客廳裡突然有個緊急任務。”掛掉電話，申健和其他7名工程師臨時組團，趕到了武漢客廳，討論改造圖紙。
方艙，來源於軍事術語，意指用各種堅固材料有機組合在一起，形成的方便、可移動的整體，因此也被稱為“方形的房子”。然而，用方艙作為醫院收治傳染病人，並無先例可循。
第一口螃蟹該怎麼吃？一度讓申健等人發愁。討論會一直進行到了凌晨三點，工程師們拿著醫院設計的傳染病醫院圖紙，在武漢客廳的原展廳裡來回踱步，查看座位的環境和客廳的基本狀況。
同一晚，武漢國際會展中心和洪山體育館內，改建也在緊張進行。
一輛輛公交車、廂式貨車和城管執法車直接開進會展中心，卸下床架、被褥、電熱毯等物品。武漢市江漢區區長李湛親自抵達現場，調度和督促300多名工作人員作業，期間他不停打著電話，焦急時甚至會粗口呵責。
在洪山體育館內，一邊是工作人員麻利地擺放桌椅，一邊是體育館院原設計方的設計師們將設計圖紙平攤在地板上，商討改造細節。
申健告訴澎湃新聞，方艙醫院雖然簡易，但須有醫院的基本流線，在分清人流、車流、物流3線後，改建團隊回到酒店，架起電腦開始佈局。
3日早晨7點，東西湖方艙（又名“武漢客廳方艙”）的第一張圖紙出爐了。
據申健透露，後續的圖紙是在施工過程中逐步改進的。期間，王辰院士來了三次，和院感專家一起在現場提出指導意見，例如：護士站設置要方便觀察病人，儘量縮短護理距離，還需要在圖紙的基礎上增設一些庫房、治療室和隔離室，“會更好用。”
完工前，即將接管東西湖方艙的中南醫院副院長章軍建和神經內科專家梅斌也來到施工現場給出修改意見。三天建成的要求，對他們而言壓力不小。在緊迫的需求和設施的完善之間，他們面臨一場博弈。“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提出推遲投用，就會面臨很大壓力，因此我們只能篩選最緊要的來建議，比如：利用延遲的一天時間，為方艙建立急救配置。”章軍建說。
2月6日，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改造完畢，準備投用。
章軍建的考量不無道理。東西湖方艙投入使用後的頭兩天，每天湧入的幾百名患者中包含10%的重症，有位89歲的女性患者收入後還沒躺下，心臟就驟停了。“醫護撲上去搶救，幸好方艙裡有氧氣裝置，守住了零死亡的底線。”章軍建說。
澎湃新聞從權威渠道瞭解到，武漢所有方艙醫院目前共配備移動CT機39臺，同時還設有呼吸機、心電監護儀和空氣消毒機等設備。
收治初期：被放寬的“指針”
何永祥去世前幾天，何斌和母親也出現了發熱症狀，2月6日的影像學報告顯示，母子倆的雙肺均有感染。
比何永祥幸運的是，他們在確診後的第一天，就被收治進了方艙醫院。2月7日晚，東西湖方艙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的2月5日深夜，武昌方艙醫院也已開始接受首批患者。
運行之初，方艙也曾遭遇過問題。
按照設計，方艙接收社區轉來的輕症確診患者，但首批入駐者，有部分從醫院轉來。2月6日當天，就有患者因情緒焦慮，在方艙內摔打東西的視頻在網絡流傳。在王辰看來，這確實犯了忌，“把住在醫院的病人轉到方艙，由奢入簡難，病人當然不高興。”
可醫護有醫護的難處。中南醫院神經外科醫生熊忠偉自東西湖方艙投入使用之初就一直在崗。他向澎湃新聞回憶，開艙當日，醫生在做入艙篩查前夕，各個社區送來的病人已經排起長隊，有患者在等待過程中就“站不住”了，醫護人員急忙聯繫最近的醫院救治。
2月7日晚，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迎來第一批入院輕症患者，東西湖公安分局交警大隊民警在春哲進出口維護秩序。
僅2月9日當天，東西湖方艙收治的三四百名確診病例中，就有十幾位病情較重的患者。當時，方艙醫護人員的主要想法是儘量把收治的“指針”放寬，“一定要先收進來，再聯繫定點醫院的床位。”
如何在幾百人中把重症的病人篩查出來？熊忠偉說，這關係到方艙內最重要的工作：查房。和外界醫院類似，進入方艙相當於一次首診，如果無法確定病情輕重，會耽誤治療。
熊忠偉和同事們每天反覆要做的就是監測病人的一些基本的生命體徵，體溫、血壓，脈搏，加上查房時面對面的問診。
五名醫生，對應的患者人數是500人，查完房後，每個醫生會把各自負責的100個病人的病情整理，按輕重依次排序分成四級。確定後，再由當班的組長對重症病人再做一遍評估。
查房時，一些細節也讓熊忠偉感到無奈。因收治緊急，很多存在合併症的病人急著住院，在社區轉診時沒帶每天必服的藥物。而輔助性的用藥，對於剛剛投入使用的方艙醫院，也是緊缺品。醫護人員立即將這一問題反映上去，外調藥品為病人重新調藥。
冷，是首批入住患者對方艙的初體驗。6日晚間入住武昌方艙的胡琳告訴澎湃新聞，因場地剛剛完成施工，多處尚未通電，電熱毯無法使用，“睡覺冷得打起寒戰”，加之廁所距離病區需要步行數百米，也讓她感到不便。類似的“吐槽”在其他兩個方艙醫院普遍存在，經病友們發佈到網上後引發公眾關注。
2月7日，接管江漢方艙醫院的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黨委副書記孫暉向媒體表示，由於集中收治患者人數眾多，工作量巨大，將考慮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對於患者反映的問題，“不能說是完全解決，但是情況在改善，已基本步入正軌。”
進入方艙後，何斌和母親被安排住在同一個病區，他們每天都會在公共區域一起走走，活動筋骨。在他看來，方艙的醫療設備雖不完善，但已經做到當下的極致。
2月7日晚，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投用，民警程佩準備進艙執勤。
雙重壓力：方艙內的“心靈馬殺雞”
隨著方艙運行逐日完善，如何在陌生的環境和封閉的空間裡緩解患者的焦慮情緒又是另一重考驗。
為對病患的情緒進行疏導，避免恐慌，武昌方艙請來湖北廣播電視臺的播音員，擔任兼職心理諮詢師，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半小時對病人進行心理疏導。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高級心理諮詢師、湖北省心理諮詢師協會會長肖勁松和他的團隊編寫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心理干預手冊”，對疫情下各類群體的心理干預和減壓措施進行了詳細說明，下發至多家方艙醫院。
熊忠偉觀察到，如果患者核酸檢測還是陽性，眼看病友出院，心理壓力往往會很大。每輪值班，他都能發現三五名心理狀態不佳的病人戴著眼罩和耳塞翻來覆去，焦慮到夜不能寐。
他管轄病區的張英今年30歲，進入方艙後幾天，她的丈夫因為新冠肺炎去世了，她的情緒忽然崩潰，病情也隨之加重了。醫護人員想出對策，交班時，每班醫生將情緒不好的病人單獨列出，在查房時定點關照。安撫的方式各有不同。熊忠偉習慣從專業角度幫張英分析原理，久而久之，她的情緒穩定下來。
事實上，揹負著極大壓力的不止是病患，還有一線的醫護人員。
對熊忠偉來說，雖經歷過許多培訓，但同時面對幾千名確診的傳染病患者，心裡完全沒底。熊忠偉至今記得，開艙後不久，一個外省支援醫療隊的隊員因身體不適凌晨獨自跑出艙外。
此外，方艙醫院的醫療措施有限，遇到問題如何解決，都困擾著他，“在醫院裡可以輸液，再不行就轉到重症監護室去，但在方艙裡，這些流程走起來要費時間。”
為應對醫護的心理壓力，24小時全天候的醫務總值班會彙總醫生護士們反饋的問題，做出協調。在艙內呆久了，對工作流程越發熟悉，熊忠偉漸漸發現，同事們的心態好了起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越來越多的患者治癒出院了。
2月19日，在結束了連續17天的四位數增長後，武漢市確診新冠肺炎病例數再次回落至三位數。
轉機：一床難求到“床等人”
2月27日，結束了在方艙18天的治療，何斌出艙了。
他的三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CT結果顯示肺部情況也好轉了。母親也在同一天治癒出艙，他們一早就收拾好了行李，等待由社區工作人員接往下一個指定隔離點。
住在方艙的日子裡，何斌時常會想起在另一個世界的父親何永祥，和當初輾轉求醫的畫面。他說，假如方艙能夠再早建十天，或許還能擁有一個完整的家。
據統計，截至3月10日，武漢共建成方艙醫院16家，實際投入使用15家，共有13467張床位，共收治1.2萬多名新冠肺炎病人。
隨著治癒出艙人數的攀升，外界對方艙建設和投入使用之初的疑慮逐漸散去。
這一點，熊忠偉深有體會。他說，對於院內感染的風險，別說是患者，即便醫護人員最初同樣擔憂：輕症患者聚集是否會加重病情？
“逐漸下降的感染人數，印證了方艙醫院的集中模式是對的。”熊忠偉說。
對此，王辰表示，方艙收治時嚴格以核酸檢測陽性為確診標準，病人間幾乎不會存在相互傳染。此外，為防止其他疾病傳播，所有進艙病患都會提前進行流感抗原篩查，排除後才予以收治。“裡面的人都要求戴口罩，防止其他呼吸道傳染病，也能起到一定的隔絕作用。”王辰說。
2月28日，中央指導組成員、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在新聞發佈會上公開用“意義重大”四字來點評方艙醫院的建設。
據悉，方艙醫院投入使用至今，未出現一例院內感染和死亡病例。
在與疫情的賽跑中，方艙醫院化危為機，在實現應收盡收同時化解定點醫院的擁擠，使得長期堆積在社區的傳染源控制壓力得到釋放。
率先建成的三家方艙也作為樣板，成為國家衛健委制定《方艙醫院工作手冊》的藍本。曾參與支援首批三家方艙的醫療隊也被整建制抽調到其他方艙，將成熟經驗運用到新的戰場。
3月9日下午，“休艙”後的江漢方艙醫院，最後一批醫護進艙清點物品。
病友互助：臨時搭建的“小社會”
與此同時，因新冠肺炎而相聚在方艙醫院的病患們宛如一個臨時組織起來的小社會，一些規則在逐漸建立。
2月11日，彭志明所在的武昌方艙率先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由患者充當組織者，每到開餐時間，志願者們會幫助醫護人員分餐；方艙裡的水管壞了，也有人主動修復。黨支部成員還收集起病友需求，不能洗澡的問題得到反饋後，院方連夜施工，安裝了兩個集裝箱供病友洗澡。
住在漢江方艙的靖婷，在養病之餘也管起了閒事，看到有人圖方便把水倒進電纜井，她都會厲聲喝斥，“就是看不慣，見一次要說一次。環境要共同維護。”
熊忠偉也有了他在方艙裡的臨時助手。他告訴澎湃新聞，為了消毒達標，醫護人員的護目鏡裡面要塗抹碘伏，佩戴3個小時後眼鏡內部就會起霧。醫護人員每一班需工作6小時，往往到了後半程，霧水會打溼眼睛，無法視物。一些年輕的患者主動當起志願者，幫助他操作電腦，連續工作一兩個小時也毫無怨言。
2月26日晚間，世衛組織考察團在國家衛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組長梁萬年陪同下觀看了方艙內的影像資料。
視頻中，新冠肺炎患者或做廣播操，或打太極拳，這令世衛組織考察團驚訝，考察人員稱，這放到國外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武漢實際投入使用的15家方艙醫院已全部休艙，“生命之艙”終於“關門大吉。”3月9日，國家衛健委醫症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出席江漢方艙醫院休艙儀式時表示，方艙醫院將寫在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史冊上。
“在短時間裡迅速地創造出幾千上萬張床位來，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在王辰看來，方艙醫院是應對大規模疫情、災害的一種有效社會舉措。
3月10日下午，隨著武昌方艙醫院“休艙”，武漢全市16家方艙醫院全部“休艙”。
他建議，未來在會展中心、體育場館等大型公共場所規劃建設時，預先在場地設置、通風系統、傳染病分區劃分等方面預留改造的接口、空間和設施，“這應作為未來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文中何斌、何永祥、彭志明、張英、靖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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