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初入政坛崭露头角，看上去有大好的前程在等他。
但你肯定也知道，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十分坎坷。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说说苏轼命运的拐点。
人到中年的感慨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已经48岁的苏轼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苏遯（dùn）。“遯”的意思是逃跑、退隐。此时的苏轼，已经被朝廷放逐到黄州，既没有职权，也没有俸禄，待遇约等于囚犯，政治前途一片黑暗，更糟的是，年纪也已经老大不小了。
宋代风俗，小孩子到了满月，要办一场洗儿会，亲朋好友都要到场祝福。
在苏遯的洗儿会上，苏轼写下了一首很著名的绝句，《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别人都希望孩子聪明，但苏轼为什么会说自己被聪明耽误了，宁愿孩子笨一点，平平安安地升官发财呢？
苏轼的聪明是没人怀疑的。他从小就是神童，然后驰骋科场，少年得志，成为天下人追捧的文化明星。皇帝欣赏他，朝廷元老想栽培他，文坛领袖心悦诚服地准备让位给他。他本可以平步青云，凭着聪明才智打下一片锦绣前程。
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人人少年得志，顺风顺水，会不会就养出了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毛病，才导致了人生的坎坷？
但问题是，苏轼不但智商高，情商也高，所以无论搞学术理论还是政治实践，无论搞文学创作还是人际关系，完全游刃有余。其次，在天资之外，他从小接受的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还有父亲苏洵特有的纵横家风格的史学教育。在这种教育里，苏轼的历史不但读得熟，而且读得活。
在他那里，从来没有过“历史不容假设”这种教条，相反，历史就是拿来假设的：假设在某个历史场景下，当事人没有采用甲方案，而是采用乙方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这种策略性的思维训练正是纵横家的经典风格，重视的是对策略的优化，以达成最优结果为导向。你大概也知道，苏轼很爱读历史，但他并不想当历史学家，而是不断给古人复盘，在古人的经验教训里模拟自己的人生。
从这个角度上看，苏轼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体验了几千年、几千种的人生。
苏轼的人生策略
不但读，而且苏轼还把他最有感触的复盘体验写成很多篇论文。如果要选出最能够代表苏轼人生策略的一篇，我会推荐《贾谊论》。这篇文章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清代以来最流行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就有收录，只不过很少有人会从人生策略的角度，联系苏轼的一生，来看到文章背后的意义。
《贾谊论》，顾名思义，探讨贾谊的人生得失。古代中国能够形成稳定的专制政体，儒家学说能够适用于秦汉以后广土众民的帝国，贾谊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贾谊还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凡是怀才不遇的文人都喜欢写诗来咏怀贾谊，借他的遭遇自伤自怜。
这里我就用最简短的方式概括一下贾谊的生平吧：他生活在汉文帝年间，才华和远见都超越了他的时代，年纪轻轻就得到皇帝的器重，眼看就能成为国家重臣，但老臣们看不惯他，联手把他排挤到外地，他终于在忧愤和恐惧当中英年早逝。
贾谊的悲剧到底是怎样造成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写《史记》，把贾谊和屈原放在同一篇里，但王勃写《滕王阁序》有一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也就是说，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贾谊并不是像屈原那样被昏君害了，但贾谊的遭遇，毕竟当得起一个“屈”字。
但苏轼思考贾谊的悲剧，出发点完全与众不同。他在写《贾谊论》的时候才只有二十出头，没做官，自然也没有被贬谪的经历，更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他给贾谊复盘，只想解决一个问题：贾谊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悲剧，走向成功。
《贾谊论》开门见山，先抛出这样一个论点：“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意思是说，有才华并不稀奇，但有才华的人很少能够把自己的才华真正发挥出来。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苏轼的答案是：很多人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贾谊就是一个典型。
接下来苏轼开始分析：贾谊遇到的唯一阻碍就是朝廷里老臣的不满。那么，该怎么消除这个阻碍呢？
通常的办法是：迎难而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这条路显然走不通，因为这些老臣和皇帝的关系很不一般，他们既是拨乱反正，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拥立汉文帝的功臣，又是和刘邦并肩战斗过的开国元老。
所以，以贾谊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外省青年，要想让汉文帝在心理天平上给自己的这一端加足砝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条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应该换一个思路：对于那些无法打败的对手，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呢，何况这些对手并不是坏人。
贾谊要做的，是用心结交这些人，不怕多花时间，等到他们不再嫉妒自己之后，就可以凭着皇帝的信任和群臣的拥戴，尽情施展才华，用不了十年就可以实现宏图大志。可惜贾谊不明白这个道理，急于求成，遇到挫折又不能默默隐忍等待机会，这才造成了悲剧。
《贾谊论》总结出一条人生哲学：“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意思是，志向和耐力必须成正比，要想一骑绝尘，就必须先花足时间把路铺好。
苏轼本人在方方面面都和贾谊很像，他们都是毫无背景的外省青年，也都有盖世才华，远大志向，还同样少年得志，看上去前程似锦，而且在苏轼崭露头角的时候，人际关系的局面也和贾谊面对的局面高度相似：
皇帝宋仁宗是一个宽厚温和的人，很有汉文帝的风格，论到年纪，宋仁宗和当时主政的元老大臣们都是苏轼的父辈，所以贾谊的人生对于苏轼来说特别具有参考价值。
苏轼正是遵循着这样的人生策略走上仕途的。他挟着贾谊的所有长处，又刻意避开了贾谊唯一的弱点。他用积极的精神和谦卑的态度待人接物，几乎在老干部那里赢得了一致的好感。宋仁宗也喜欢他，把他看作未来的国家栋梁。
苏轼怎么去搞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看看他在考中进士之后写给阅卷老师梅尧臣的一封感谢信。这封信，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就有收录，题目是《上梅直讲书》。
这封信的特点，一是措辞恳切，二是马屁全都拍到点子上。如果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得，可以对照一下李白同类型的名文《与韩荆州书》。李白的文采绝不在苏轼之下，但他无论夸人还是自夸，一概天花乱坠，无论要求还是承诺，通通大言不惭。
回过头来再看苏轼，就能看出苏轼的感谢信真是用了心的，能放低自己，充分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苏轼很聪明地以贾谊为前车之鉴，肯为人际关系用心，朝廷元老也很乐于结交苏轼这种明日之星。苏轼的脚下，分明已经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但起点这么高、三观这么正的苏轼，究竟遇到了什么，竟然把一手好牌打烂了呢？
命运从何处转折
当然，你可以首先归罪于中国古代官员的服丧制度。不管在多重要的岗位，做着多重要的事情，只要父母去世，官员就必须离职回家，服丧三年。理论上是三年，实际是两年出头。
对于苏轼来说，真有一点造化弄人的感觉。先是母亲病逝，他要回家奔丧，服丧三年，随后父亲病故，又要服丧三年。不但错失了两个三年的宝贵时光，更要命的是，这期间宋仁宗驾崩，继任的宋英宗没两年竟然也驾崩了。
前边我们说过，等到苏轼服完父丧，回到朝廷之后，这一回他所面对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偏偏，王安石早就对苏轼父子看不顺眼。王安石曾经说过，如果自己担任主考官，一定不会录取苏轼。
苏家人也不客气，苏洵当初写过一篇《辨奸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人人都拿王安石对号入座。
假如仁宗和英宗有一个人能够长寿的话，王安石应该不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时候的王安石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张旗鼓变法改革，神宗皇帝给予他的是有史以来皇帝对臣子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支持。
苏轼在《贾谊论》里举过一个前秦时代的例子：苻坚皇帝对毫无资历的王猛寄予极大的信任，干净利落地把元老们全都清理掉了，从此只听王猛的安排，成就了一番霸业。
苏轼那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能有幸目睹历史重演，只不过扮演王猛角色的不是自己，而是讨厌自己的王安石。
这当然不是汉文帝时期贾谊所面对的局面了。器重苏轼的那些老臣们被迫离开权力中心，风流云散。
苏轼要想走通仕途，必须在两条路里选择其一：要么和以往的人际关系划清界限，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要么甘坐冷板凳，坐等王安石变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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