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語言中習用的“人文”一詞來自拉丁語“humanitas”，這個詞既有“文化”、“教化”、“教養”、“文雅”的意思，又有“人性”“人格”、“人情”、“仁愛”的意思。
但自兩千多年前西塞羅在《論演說家》中用這個詞指一種獨特的教育大綱起，後來使用拉丁語的人們就越來越多地在前一種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亦即主要是將希臘語中的“paideia”（指為了培養自由公民而實行的一種全面的文科教育）的意思賦予這個詞，而不是將希臘人稱之為“philanthropiad”(指人們之間一種友誼友愛的精神)的意思賦予這個詞。
這樣，我們也許可以通過“人道”、“人文”和“人性”三個概念來做一些區分（這也大致符合這三個詞的中文意思）：“人道”是指關心別人，甚至尤其是指關心弱勢者，例如救死扶傷。當然，“人道”根本上應當是指一種同情、仁愛，以合乎人的身份和尊嚴的態度來對待每一個人。
而“人文”則主要是指一種文化、教育、教化，以及個人通過這種教化所達到的一種自我實現和完善。“人道”是指真心關懷他人，是體現一種同胞之情；而“人文”是努力實現自己的各種才華和德性（當然也包括道德的德性），同時也是展現人類各方面的最高優越性和獨特性，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跡（“紋路”）。
而“人道”和“人文”這兩個方面當然都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既不同於“動物性”，又不同於“神性”的“人性”。它們恰好展示了人性的兩個基本方面：即一是發展自己，一是關懷別人；一是致力於最高，一是垂憐於最低。古人更多地考慮前者，而今人可能更多地是考慮後者。所以，現代社會在最低的，尤其是物質生活的水準有所提高的同時，最高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水準卻可能有所下降。
那麼，從歷史的形態看，這種追求人類各種最高的可能性的“人文”究竟包含一些什麼內容呢？它旨在培養出什麼樣的人呢？
在西方，“人文”是與古代希臘、尤其是雅典分不開的。伯利克里曾自豪地說“雅典是希臘的學校”，而“希臘”迄今也是西方人的學校，是人類的學校。古希臘人的人文教育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教育，當然又是自我承擔的教育；一個人要成為合格的公民，成為實現人性之卓越的人，應當從紀年起就接受這樣一種教育，甚至在這件事上不惜氣力，不吝錢財。每個公民都可以進入這種教育，但其天賦和決心的程度、付出的代價和努力的程度自然會導致最後達到的成就的高下。
這種教育的內容也許可分為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初級階段主要是訓練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廣義的音樂，包括詩歌、戲劇等藝術形式；二是體育，這裡追求的不是片面的體能、記錄，而是身體全面的均衡和優美。比較高級的是學習語言文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等較抽象的技藝，而最高的則是學習辯證法、哲學。當然，達到甚至願意走到這一步的人就比較稀少了。
中國歷史上也是“人文”或者說“人文教育”的富國。古代貴族子弟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它們的重要性也大致是按此次序排列的，最前面的最為重要。但學習的次序倒可能是相反。如果說“書”、“數”是學認字，寫字和算數的初級教育，“射”箭和“御”車則主要是鍛鍊體能和武藝；而“禮”、“樂”則是整個教育的核心，其中“禮”主要是有關倫理、政治、歷史等方面的教育。而“樂”則包括音樂、舞蹈、詩歌等文學藝術方面的內容。
重要的是，學習這些技藝並不是為了用作謀生的“一技之長”或者掙錢發達的手段，而是就以人本身的完善為目的。所以，在各種技藝中要保持某種平衡，要分清主導的技藝和次要的技藝，對於那些次要的技藝，甚至不能過分地去追求完善，尤其是當它影響到其他方面的完善的時候。例如，亞里斯多德就對過分精通長笛不以為然。只是嫻熟某一樂器而並不能完整地欣賞音樂以至文化，那隻能是“雕蟲小技”。
古代奧林匹克競賽會對“專業運動員”也是聞所未聞，那時所有的競技都是業餘的（amateur,愛美的）。不僅體育競技是業餘者參加的，詩歌、悲劇的競賽也是業餘的，甚至競爭的各種官職也基本是業餘的，而集各種業餘於一身則是全面。“人文”的教育所追求的理想是博大、優雅和完整，因為人是完整的，世界是完整的，人不能片面地割裂自己，不能物化，“君子不器”。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所有的學習和訓練內容都是為了培養德性，都是為了人的博雅、卓越和完美。古希臘人的德性（arete）不是庸常的德性，也不僅是道德的德性，而是表徵各種各樣的卓越。他們推崇的四種主要德性、是智慧、勇敢、節制（或者說中道平衡）和公正。
我們這裡也許要特別說一下勇敢。因為“人文”似乎有時給人以“文弱”的印象，似乎總是在書齋裡和書本打交道。但是，“人文”並不是“文人”。我們從上面古人的訓練內容也都可以看到，其中絕不缺少訓練身體和意志的內容。蘇格拉底不僅智慧，而且絕對勇敢。
中國的“人文”傳統發展到後來的確有點過於文弱了，它埋在書卷裡的時候也許是太長了。所以我們會希望它注放一點野性，注放一點生命的活力和勇敢，讓我們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蠻”一點（當然也不失內心的優雅甚至某種溫柔）。
我寫下這一段還因為：當我剛答應為《中國研究生》創刊號寫這篇稿子的時候，卻得知了北京大學登山隊五名同學在攀登西藏希夏邦馬峰時遇雪崩而遇難的消息。我心裡很疼惜，也很矛盾。我讚美冒險精神，也珍愛生命，尤其是如此年輕、有活力的生命。我在網上看到了許多痛惜和哀悼的文字，但也有另一種理解，例如說到“登什麼山？有本領就登科學高峰。”有的則認為這是“虛榮心的悲劇”。
學生當然是要以學為主，做其它探險的事情的時候也要頭腦極其冷靜和小心。但是，世界上是沒有絕對安全的事情的，我們面對的世界總是有不可預測是，不可抗拒的因素。那為什麼還要冒險登山？一位偉大的英國探險家喬治.馬洛裡簡單地說，就因為“山在那裡”。但我們也許還要補充一句，還因為“人在這裡”。或更正確地說，是有一種人在這裡，是像馬洛裡一類的人會這樣說話。這些人看到了山就會莫名地激動。
我倒不認為這是要去征服自然，自然是征服不了的，甚至保留有的山如梅里雪峰，不讓它印上人類的足跡也挺好。在我看來，這種攀登和冒險毋寧說是要不計功利、不畏艱險和犧牲地追求人類自身的卓越，而這種追求卓越正是人文精神的真諦。
這些孩子永遠地長眠在喜馬拉雅山了。但是，我希望在北大校園裡能豎立起他們的銅像。我也曾在網上讀到有的同學數月苦苦準備考Ｇ或Ｔ，偶從新東方學校出來看到與自己久違了的人間消遣和快樂的複雜心情，我能體會這種心情，其中雖有遺憾，但也不乏堅毅、勇敢甚至某種快樂。
但是，我們還得判斷我們所做的事情具有何種管理重要性，以及這種重要性是否與付出的代價相稱。如果這種考試隨著大家都如此準備，因而水漲船高越來越耗費時間，甚至考了好成績得到全額獎學金也常遭拒籤，那麼，我們就要考慮，在中國最好的大學裡把自己在校的幾年寶貴時間的主要精力都放到這上面是否值得。
我們好歹得注意使自己人格的其他重要方面不致萎縮，注意使自己對人類卓越文化的主要方面不致聞所未聞。這裡所說的是教養，是素質，是文化的格調和品味。這種教養和素質最好在年輕的時候，尤其在大學的時候就基本養成，而只有建立在這教養之上，並納入人類的卓越文化傳承的專業成就才有望可久可大，個體的生命也才不致片面和枯燥。
今天大學裡的學科劃分一般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人文學科”的主幹就可以現成地用們常說的“文史哲”來指稱，或者再加上藝術。較廣義的“人文學科”則還可以包括諸如現代語言和古典語言、語言學、考古學等等。作為專業的人文學科也許並不需要多少人去從事，但是，在某種知識線以上的各行各業的工作者也許最好能對人文有一種基本的瞭解，或至少有某種感覺。
但也許我還是沒有深入接觸到這個問題：亦即“人文”教育雖然並不許諾給我們任何實惠，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承擔它？在此，我想引施特勞斯的《什麼是自由教育？》一文結尾的一段話，這段話是：
自由（人文）教育，作為與最偉大心靈的不斷交流，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溫順（modesty）——且不說謙卑(humility)——的試驗，它同時是一次勇敢的冒險，它要求我們完全衝破智識者的浮華世界，它和他們的敵人的世界完全相同，衝破它的喧囂、它有的浮躁、它的無思考和它的廉價。它要求我們勇敢，並意味著決心將所接受的觀點都僅僅當成意見，或者把普通意見當成至少與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見一樣可能出錯的極端意見。自由教育是從庸俗中的解放。希臘人對庸俗有一個絕妙的詞：他們稱之為apeirokalia，形容其缺乏對美好事物的經驗。而自由教育將贈予我們這樣的經驗：在美好之中。
的確，真正進入了這種教育，我們將獲得一種珍貴和美好的經驗，這是和人類曾經有過的最好的心靈交流的經驗。一般來說，我們將不願把這種經驗和任何東西交換。當然，這種進入是任何其他人都強迫不了你，也代替不了你的，甚至進入者很難清楚地把這種經驗告訴你，最重要的是自己去閱讀，去閱讀那些偉大的經典，去細心體會和感悟，去和那些偉大的心靈對話。
我們需要有某種行動和體悟，去讀那些無字之書，但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徑也還是閱讀那些人文經典。在經典裡面，不僅凝集了那些偉大心靈的思考，也結晶了他們的行事。重要的還在於，他們已經不在了，我們只能通過經典來達到他們。經典就是我們穿行於各個高峰之間的索道，它也給我們提供一種評判自身和社會生活的標準。只有那些有過好幾種經驗的人，才能比較好地在這幾種經驗之間進行判斷和取捨。
現在的大學，乃至於整個現代社會的潮流和氣氛對於人文教育並不是很有利的，所以我們不得不更重視自我教育、自我陶冶，人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要使一個人成為像那些最優秀的人一樣的公民，有一顆自由、獨立、勇敢的心。當然，它還期望建立起富有人類個性的卓越主體，展示人類最高的可能性。
正如歌德所言：“盡善盡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達到盡善盡美的這種願望，則是人類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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