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能“放養”，而要培養。而對父母來說，如何培養則是一個文化資本的問題。美國社會學會會長安妮特·拉魯教授的 《文化知識和社會不平等》一文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這裡的文化知識，不是指我們在學校裡接受的知識，而是指體制和社會機構運作的遊戲規則，拉魯概括為“文化資本”。比如，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從父母那裡學來的待人接物和對學校教育的瞭解，是工人階級的孩子所接觸不到的，我們可以說，那些中產階級的孩子就具有了文化資本，從而具有了競爭的優勢。
拉魯的研究是從20年前開始的，當時訪問了88個美國家庭，包括不同種族和階級背景的三到四年級孩子，然後寫了一本社會學大作 《不平等的童年》。十年之後對12個家庭跟蹤研究，把十年的變化加進去，修訂了這本書。又過了十年，那些孩子到了30歲的時候，拉魯又進行了訪談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寒門子弟缺乏的不僅是經濟資本，還有文化資本。這使他們很難實現我們時下所說的“逆襲”。
教育學界有個爭論，即孩子是自由發展好，還是需要家長指導。自由發展一派認為，孩子要有快樂的童年，讓其自由發展，家長不該管。而拉魯的研究發現，中產階級家長都在管著自己的孩子，從學校學習方法、考試、與老師的互動，甚至選課，當然還有大學及專業的選擇等無所不包，因為他們對此都有著自己的經驗，也有資本，所以孩子在他們的指導下，大多數都能發展不錯，到而立之年，可以有良好的生活習慣、不錯的經濟收入、較滿意的小家庭。再看那些寒門子弟，父母往往都不具有指導孩子的能力，他們也不瞭解教育和學校機構運作的規則。這些孩子即使很用功，也往往成績不好，進不了好大學，或者很難畢業，容易成為無家可歸者，甚至在街頭吸毒流浪，不僅生活習慣不好，經濟收入低下，而且很難組織家庭。
以中產階級家庭指導成功的典型女孩Stacey為例，她的媽媽有數學碩士學位。在Stacey求學過程中，媽媽一直緊緊跟隨指導：從小時候就給她報體操課，遊說學校單獨自費考試讓女兒進入“優質班”，Stacey的大學微積分課遇到危機，又指示她找學生顧問換課，這樣可以保持漂亮的成績單，不至於在申請研究院時候拉後腿，等等。結果，Stacey不僅本科讀了馬里蘭大學，還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讀了研究院；30歲時，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是讀研究生時的同學，如今兒子已經兩歲。通常看來，這個女孩如果沒有媽媽的一路指導和干預，她很可能像那些寒門子弟一樣，高中都畢不了業。
由於這種文化資本的缺乏，在美國，寒門子弟中能夠實現逆襲的很少。拉魯從另外一項研究中，找到了一個寒門子弟Nick進入中產階層的例子。Nick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父母不具有指導他求學的文化資本，但是他在關鍵時刻都遇到了貴人，彌補了家庭的不足。Nick 學習天分很好，高中畢業前，他想要學醫，一位高中學校顧問幫他找了當地醫生，為他提供意見和建議，當參謀。於是他去了常春藤盟校哥倫比亞大學。這是第一次貴人相助。第二次是在哥大，發現自己學習不得法，在人才濟濟的地方就顯示出自己的缺陷，好在第二個貴人又出現了—Nick交到了好朋友，一起學習的夥伴教給了他學習的方法。第三次則是在申請醫學院時，哥大醫院實習中認識的朋友幫他做介紹，把他從候補名單轉成正式錄取。
近些年，美國也一直在討論寒門子弟因為不瞭解大學錄取情況而錯過了上好大學的機會。這就是文化資本的邏輯在起作用。我國近幾年也在討論“寒門難出貴子”，除了經濟因素外，文化資本也同樣發揮著作用。一味批評這種不平等沒有多少意義，怎麼做才更重要。為了能讓寒門子弟多些向上流動的機會，各級學校可以設立顧問機構或學生諮詢機構，實施導師制，讓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強化對學校和體制運作的瞭解，以便更好地適應和利用學校資源。貴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設立常規制度可能更有幫助。
另外，拉魯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發現：如今指導孩子上學的家長，一般都是媽媽。看來，具有文化資本的媽媽也是孩子良好發展的基石，她對孩子不會“放養”，而是會進行正確指導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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