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元756年七月，太子李亨抵达朔方军大本营灵武，在经过一番布置与筹划后，他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城的南门城楼正式登基称帝，即唐肃宗。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已过去大半年时间，安禄山不仅已经登基称帝，建立了燕帝国，而且还占据了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在这种背景下，以唐肃宗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决定开始对安史叛军展开反攻。

李泌的“彭原对策”

1.“彭原对策”出现的背景

在当时的背景下，安禄山所建立的燕帝国和唐帝国之间的激烈争夺，主要集中在四大战场：

首先是河北战场，燕帝国已经完全占据了整个河北地区，燕将史思明、蔡希德、牛廷阶等人是当时河北方面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某种意义上说，富饶广阔的河北地区已经彻底脱离唐帝国的控制，转而成为燕帝国的根据地，为他们源源不断地输血。

不过，随着唐帝国和回纥的合作，河北的北方边境开始面临回纥的威胁。并且，河北东北部的平卢（现如今的辽宁），也陷入奚/契丹部落、唐帝国驻军和高丽部落的三方混战之中，虽然这场三方混战暂时对河北构不成威胁，但却让河北丢失了一个重要的军队和马匹来源地。

其次是山西战场，目前大同仍然处在燕军高秀岩部的控制之下，太原和泽潞（长治）则处于燕帝国的直接威胁之下，一时间岌岌可危；至于河东方面的局势，也是燕军占据上风，这使得唐帝国暂时失去了从河东东出威胁燕帝国侧后的能力。

第三是两京战场，燕帝国目前牢牢控制着长安和洛阳，同时控制了居高临下、对两京构成巨大威胁的河中（山西运城）。但此时燕帝国的扩张已到了极致，后劲乏力，以至于潼关以西只能控制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东部的狭窄区域，唐帝国则拥有着广阔的纵深。

第四是河南战场，燕军洛阳总部派遣阿史那承庆率领精兵围攻颍川（许昌），而在阿史那承庆的猛烈进攻下，颍川已经快要被攻破。如果颍川一旦被攻破，就意味着进攻南阳方向的燕军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此时燕军田承嗣、武令珣部也开始加大对南阳的围困。至于东线的雍丘，此时已经被攻破，燕军开始筹划往南围攻睢阳。

综合这四个战场的形势来看，虽然燕帝国总体上处于攻势地位，但由于连续大半年的战斗，燕帝国的扩张已经快到了极限，此时他们正面临兵力不足和纵深不够的困境，急需休整队伍和建设根据地，从而为后续的战斗储备足够的人员和物资。

这种背景下，唐肃宗的智囊李泌，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平叛战略，其战略原文如下：

“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的这个平叛战略，又被后世人称之为“彭原对策”。

2.“彭原对策”的战略核心

李泌所提出的这个“彭原对策”，总结起来主要是三点：

一是帝国应该把最精锐的部队主要投入到山西战场，让郭子仪率军从冯翊攻占河东，李光弼部不惜一切镇守太原，最好还能攻占大同；至于其他战场，尤其是两京（洛阳和长安），帝国可以暂时不用理会。

二是皇帝率所征之军坐镇关中平原最西边的凤翔，以山西为根基，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与郭子仪、李光弼一起，一会攻击长安，一会攻击洛阳，一会攻击常山，一会再攻击安史叛军的老巢范阳，但这个过程中绝不与安史叛军的主力决战，敌人来了就跑。

三是在唐军反复的骚扰之下，燕军必然疲于奔命，人困马乏。然后唐军就可以几路大军同时出击，并联合回纥部队从塞北发动进攻，一举彻底攻占燕帝国的老巢，一劳永逸的解决燕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泌彭原对策的核心，就是唐帝国先全力占据山西，然后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与安史叛军打游击战，最后等到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之际，再几路大军同时出击，直取燕帝国的老巢范阳。

3.唐肃宗的选择

从地图上来看，李泌的这个平叛战略，显然是没问题的，而且具备很高的战略价值，以至于后来的很多人都一度认为，如果唐肃宗能够执行这个战略，那么燕帝国很快就会被彻底灭掉，甚至有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河北割据和藩镇割据。

事实上，不仅是后世的很多人这样认为，就是当时的唐肃宗，他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战略时，也显得非常兴奋，所以他很快就按照这个战略去执行。等到公元757年二月，郭子仪平定了河东，李光弼守住了太原，皇帝也正式坐镇到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师于此。

从这层意义上说，“彭原对策”种的第一个阶段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就应该立足山西与安史叛军打游击战，然后再直取叛军的老巢范阳；但是，这个时候的唐肃宗却一反常态，他突然跑出来否决了李泌的战略，要求先集中全部力量攻打长安和洛阳，收复两京。

李泌则劝说唐肃宗，总而言之，此时收复两京，即便成功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收复两京后，我们就无法和安史叛军打游击战；而安史叛军却可以趁势退回河北休养生息，等到他们休整完后，又可以再次卷土重来。换句话说，燕帝国的老巢不除，叛军随时都能卷土重来。

但是，任凭李泌好话说尽，唐肃宗却不为所动，甚至后来唐肃宗还不惜抬出了“想念父皇（唐玄宗），想让他快点回长安相聚”的理由来搪塞李泌。对此，很多人肯定很好奇，唐肃宗前后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唐帝国财政收入

1.第五琦的改革

按照通常的说法，唐肃宗选择先收复两京，主要是他太过急功近利；也有人说，唐肃宗之所以急于收复两京，主要是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客观来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打仗是需要消耗大量钱财的，所以在分析唐肃宗的选择时，也应该适当算一算它背后的经济账。

首先，在算账之前，自然先要了解下唐帝国的财政：在唐肃宗刚继位时，由于长安和洛阳的失守，让帝国失去了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税收；至于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的地盘，也无法征收；川蜀地区的税收，被唐玄宗给截留了；山西地区，正处于唐燕两军交战的前线，也无法正常征税。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唯一稳定的税收来源，就只有暂时还没有被战争波及的江淮地区。问题是，由于两京失守导致漕运也被迫中断，政府已无力再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运送到关中地区。所以唐肃宗继位后不久，他就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让他去江淮地区想办法筹措军需。

第五琦来到江淮后，就采取了一个措施，叫做“以江淮租庸市轻货”。这里的“轻货”，指的是绢帛。

因为，绢相比于粮食来说，即轻盈，也方便运输，所以即便漕运被中断，也可以通过“长江-汉水”线，走洋川郡送往西北。等到公元757年二月，当唐肃宗亲自坐镇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城诸军也都会集凤翔时，第五琦所征收的江淮庸调也按时到达了凤翔。

对于唐肃宗来说，他现在手上钱也有了，兵也有了，接下来自然就该打仗了。问题是，这个仗究竟该怎么打，是继续执行李泌的战略，还是重新规划战略，最起码得考虑下自己的经济实力吧。所以，接下来就到了该算账的时候了。

2.第五琦在江淮征收了多少税钱？

既然是算账，就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五琦再在江淮究竟征收了多少税钱？对此史书上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所留下来的各种经济数字，来约莫估算一个大概数。

据史书上记载，当时唐帝国的课丁数量降到了最低值，只有90来万。其中江淮的课丁具体数量不详，不过在唐玄宗时期，江淮地区的课丁在全国的占比大约为30%。

不过，考虑到当时唐帝国课丁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导致大量百姓死亡或者流离失所，还有就是战乱带来的地方豪强与军阀的兴起，遮蔽了大量人口。而当时的江淮地区，一直是帝国相对比较稳定的大后方，没有被战乱牵连得太深。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江淮地区的课丁数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应该会有所提高，大约可以达到40-45%。也就是说，江淮地区的课丁数量，最多可达到40万左右。

按照唐帝国的规定，每个课丁的征税标准是栗米二石，绢布二匹；再按照当时的市价，一石米的价格，一般不到一匹绢。所以就算朝廷把运输费，劳役以及各种杂费都加进去，一个课丁所需要缴纳的税，最多也就五匹绢。

至于全国其他地方，由于漕运被断，战争不断，帝国实际上收不到税，即便能收到税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是让地方军队自己征收处理。

3.第五琦的这笔税钱能花多久？

既然我们已经大致得知第五琦征收的税钱金额，那我们就再来算算这笔钱够帝国花多久？

据史书上记载，在唐玄宗后期，帝国每年通过漕运输送到都城的粮食大约在300万石以上，另外帝国每年还要通过民间机构向西北地区运送约300万石粮食。也就是说，当时帝国中央政府每年需要消耗的粮食高达600万石。

当然，唐肃宗时期的中央政府，已经今非昔比，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驻扎在西北的河西陇右部队和禁军都被大量消耗，在长安的吃公家饭的人口也大量逃亡。当然，关中原本的税收也基本失去了。但总的来说，帝国还留有至少一半的军队和一定数量的官员需要消耗粮食。

按照唐朝的俸禄，一般战斗部队每个人每月的粮食供给是栗米一石，当时帝国机动部队仍有7-8万，边疆的防守部队仍然不下2-3万，这样算来，帝国军队每年要消耗的粮食就高达120万石以上，再加上后勤人员、办公人员和皇室成员的消耗，再怎么省恐怕也要接近140-150万石。

当时一石粮在西北的售价，差不多需要一匹绢左右，这样算来，光是保障这些军队和官员一年的粮食问题，帝国就需要花费约140-150万匹绢。问题是，军队的花销可不只有粮食，还有衣服，理论上是一人一年12匹绢，即便非常时期少点，起码也要给个6-7匹；除此之外，还有职业兵的工资。

通常情况下，随着军队的职业化，军队在衣服和薪水上的花费，比粮食还要高一点，因此这样算下来，光是军队的花费，一年恐怕就要超过300万匹绢。除了这些，还有官员和朝廷的办公费用和薪水，即便大面积拖欠也不是小数，而且还有一笔巨大的开销，就是战争中的奖恤，这些加起来，恐怕不会少于100万匹绢。

这样全部加起来，当时唐帝国中央政府每年需要花费的钱，至少在400万匹绢左右。在这种背景下，第五琦从江淮收到的近200万匹绢的税收，即便再怎么节省，恐怕也就够撑个大半年。事实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第五琦征收的这笔税钱，也就刚好支撑了半年时间。

“彭原对策”背后的风险

经过上面这笔账的核算，唐肃宗再看李泌的战略时，恐怕就会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前面说过，李泌战略的核心，就是帝国把主力作战方向选在贫瘠的山西，然后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不断骚扰燕军，等到对方疲敝后再出击。这个战略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肯定不是一年半载能办到的。

问题是，帝国当时的财政，只能支撑半年时间，那半年之后怎么办呢？按照李泌的战略，帝国要一直待在山西打游击战，不去收复关中、洛阳等地，也不去打通黄河漕运线，这也就意味着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主要就是江淮这每年的200万匹绢，这显然不足以支撑帝国军队长期作战。

所以等到半年之后，帝国就只能到江淮提前征收下一年的税，问题是，这也只能再支撑半年；那等到第二年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不断提前征收下去，江淮地区的经济恐怕也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叛乱响应安史叛军，如果唐帝国失去江淮这块稳定的大后方，后果只会更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唐肃宗想要继续执行李泌的战略，就只能把军队的后勤交给军队自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供养自己，这也就意味着帝国政府允许军队介入到地方上的经济和行政领域。而一旦军队介入到地方上的经济和行政领域，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军队，而是军阀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唐肃宗同意把军队的后勤交给军队自己，这样等过个二三年，唐肃宗恐怕就很难再控制这些军队了，等到这个时候，以唐肃宗为首的中央政府，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傀儡政府。

退一万步说，即便唐肃宗勒紧裤腰带弄来足够的钱，但西北军就一定能够耗垮安史叛军吗？答案显然是不一定。

首先，原先西北军的后勤，通常都是先由户部直接指导征收粮食，然后再由河东节度使负责把弄来的粮食从太原运到代州，再转到河套的振武军；接下来再由朔方节度使负责运输粮食溯黄河西进，经过中间的六个城市，往宁夏、甘肃一带转，等到灵武后，再由朔方节度使负责将物资分发给朔方、河西和陇右各部。

在这个过程中，帝国政府从户部到寺监系统政务部门，再到御史台，都有完整的监察勾检出纳和审计系统，全程管控物资的收支。在这种背景下，帝国的后勤就形成了一个“民产、商运、政府收，河东运，朔方转，朔方支，河西陇右诸军收，政府全程监控”的完整体系。

在这样的体系下，不说效率有多高，但是河东朔方河西陇右，任何一方离开了政府，他的后勤系统就会完全瘫痪，所以他们都高度依赖帝国政府，而且他们之间还可以相互制衡。

但此时，因为河东河西和陇右各部都元气大伤，山西几乎成为朔方系的天下，而唐肃宗的中央政府此时又百废待兴，无论是收粮的系统，还是监察系统都完全瘫痪，这也就造成现在的军队后勤，变成“朔方收，朔方运，朔方转，朔方支，没人监管”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河东河西和陇右各部的后勤，都得依赖朔方，这样久而久之，朔方军就将在西北军中一家独大，甚至这些军队都可能直接听命朔方军。如果是这种结果，那唐肃宗就有可能面临一个比安禄山更强大、更可怕的朔方军。

更可怕的是，由于山西自古贫瘠，其自产的粮食并不能满足西北的要求，所以必须从其他地方购买。在这之前的唐玄宗时期，以及这之后的藩镇时期，太原的和籴工作，其粮食的来源往往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河北，所以这个时期恐怕也差不多。问题是，现在河北在安禄山的手里。

也就是说，李泌的战略一旦实施，最后就会变成唐肃宗把自己勒紧裤腰带征收来的钱，全部交给了朔方军，结果朔方军拿着这些钱找安禄山买粮食，还用买来的粮食控制河东河西和陇右各部，让他们依赖于自己。至于安禄山，则拿着卖粮食的钱给自己的士兵发工资。

这样的结果持续下去，安禄山会不会被耗死谁也不知道，但朔方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更重要的是，唐肃宗和他的中央政府，极有可能会被活活拖死。在这种背景下，唐肃宗自然不敢再继续执行李泌的“彭原对策”。

唐肃宗的战略思考

在否决李泌的“彭原对策”后，唐肃宗很快提出了他自己的战略，那就是将帝国的主力部队全部投入到两京战场，以最快速度收复长安和洛阳，并打通武功、咸阳、长安、潼关、陕郡和洛阳这条黄河漕运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肃宗这个战略，核心就是通过收复两京，让帝国的中央政府得以迅速重建，同时以最快速度打通黄河漕运线，让帝国恢复造血功能，不再单纯依靠江淮那200万匹绢的税收。只有这样，以唐肃宗为首的中央政府，才算是真正站立起来了。

当然，这背后的代价，就是数以万计的将士们成为炮灰，尤其是朔方军的将士们。因为，他们要和强大的敌人硬碰硬，这必然会导致巨大的伤亡。

只不过，基于唐肃宗的利益，这种代价显然是值得的。因为，和敌人硬碰硬，哪怕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以唐帝国的整体实力，硬拼到最后获胜的概率显然更大。即便最后无法彻底平定河北，但只要中央政府重建起来，唐肃宗的权力和地位就有保障了。

不仅如此，与安史叛军硬碰硬的决战，也可以缩短战争时间，这有利于减少帝国的军费开支；并且还可以起到间接消耗朔方军的目的，从而保持朔方与河东河西和陇右各部的平衡，避免朔方军一家独大。这些对于唐肃宗和他的中央政府来说，显然是最有利的。

结语

综合上面的分析，其实可以发现，李泌的战略，与唐肃宗的战略，几乎是两个相反的战略。

李泌是以牺牲重建中央政府、恢复帝国造血功能为代价，来壮大西北军（尤其是朔方军）的实力，最后再以强大的西北军一举干掉安史叛军；唐肃宗则是以牺牲西北军（尤其是朔方军）的代价，来快速让中央政府重建，让帝国恢复造血功能，再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等优势，不断消耗燕帝国的实力。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李泌的战略自然是无可挑剔，因为他可以让帝国的军队以最小的伤亡获取胜利；但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却有可能让唐肃宗和他的中央政府濒临破产。既然如此，唐肃宗自然要舍弃李泌的战略，转而采用符合他利益的战略。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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