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靜是李淵晉陽起兵的絕對功臣，在“太原元謀勳效”中的地位僅次於李世民、裴寂，列第三位，享有二次免死的特權。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謀臣，卻因為一句醉酒後的怨言，被李淵以謀反罪殺了。
事件發生的時間節點是唐高祖武德二年，大唐的天下才剛剛建立，實力還很弱小，離統一全國還差得很遠，就連能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都還是一個未知數，遠未到“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誅殺功臣的時候。也可以說，新興的大唐，還正處在發展壯大的關鍵時期。這個時候選擇誅殺智謀元勳，除了實質上的力量損失，也會寒了功臣們的心，對事業的發展非常不利。那麼，雄才大略的李淵，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其中又有哪些不為世人所知的苦衷和權謀呢？
劉文靜
劉文靜跟隋李淵起兵造反前，是隋朝的晉陽（今山西太原）令，與晉陽宮的副監裴寂是好朋友，經常在一起喝酒聚會，談論天下大事。李淵來到晉陽出任留守時，兩人一起投奔了李淵父子，協助李淵在晉陽起兵。李淵起兵後，劉文靜跟隨李世民四處征戰，先後擊敗了桑顯和、俘獲了屈突通，戰功卓著。武德元年，劉文靜因協助晉陽起兵有功，出任納言（就是後來的侍中），又獲得魯國公的爵位。
從前期的發展形勢來看，劉文靜的個人前途順風順水一片大好。但是，劉文靜由於恃才傲物的個性，再加上心態調整的不到位，心中產生了不該有的怨恨，埋下了殺身之禍的種子。劉文靜的怨恨，來源於與好朋友裴寂的攀比。
在劉文靜看來，他與裴寂都是晉陽起兵的功臣，起兵之後的貢獻，他比裴寂更大，但兩人的待遇李淵卻是差別化對待：裴寂任左僕射，名正言順的百官之首，官職比他大；李淵與裴寂的感情明顯比對自己的深，連龍床都可以讓裴寂隨便躺，自己卻沒有這樣的待遇；犯了錯誤後的處罰也完全不一樣，跟著李世民在淺水原打了敗仗，自己替李世民背鍋，直接被廢為庶人，他裴寂在度索原打了敗仗，李淵只是罵了一頓，什麼處分也沒給。
正是李淵的差別化對待，讓劉文靜的心態完全失衡，他認為這太不公平了。於是，處處與裴寂對著幹，視裴寂為仇敵，在朝堂上凡是裴寂贊同的事情，劉文靜都堅決反對，二人之間的矛盾和怨恨越積越深。更為嚴重的是，劉文靜還在不自覺中，將這種怨恨和不滿情緒引向了皇帝李淵，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但劉文靜卻不自知。
武德二年九月的一天，劉文靜與自己的弟弟劉文起在家中喝酒。因飲酒過量，酒後發洩怨言說“裴寂！我總有一天會殺了你！”。同時，那段時間，劉文靜剛好在家中行“厭勝”之法，請巫師在家中除妖驅魔。這種所謂的“法術”，在當時朝廷是明令禁止的。劉文靜家中一個失寵的小妾，將這兩件事聯繫起來，讓她的哥哥告發劉文靜謀反。
李淵一聽是謀反，高度重視，立即由三位重臣蕭瑀、李納、裴寂成立專門的調查組，對劉文靜的謀反案展開調查。
調查組的結論是，劉文靜謀反罪不成立，但是因為與裴寂地位待遇對比的落差，心中確實有對皇帝的不滿情緒。
但此時作為當事人的裴寂，卻將劉文靜的不滿情緒上升了一個高度，他對李淵說：
“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粗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舊唐書·劉文靜傳》）
劉文靜的才能和謀略，確實出類拔萃，但他生性猜忌陰險，怨恨和悖逆的情節已經顯露。如今天下還沒完全安定，周圍還有很多強勁的敵人，如果赦免了劉文靜，一定會留下禍患。
聽了裴寂的話，李淵下令將劉文靜、劉文起兄弟兩人以謀逆罪處斬，抄沒其家產。劉文靜時年五十二歲。一代謀臣，就此殞命。
許多人將劉文靜被殺的原因，歸結為李淵聽信了裴寂的讒言，將其錯殺了。但事實上，作為一代開國雄主，李淵沒有如此昏聵，他殺劉文靜是冤殺不假，但絕非錯殺。殺劉文靜是李淵深思熟慮後的決定，有著深遠的考慮和謀略。
官渡之戰
消除政權隱患
東漢末年的官渡之戰，李淵一定是清楚的。袁紹手下的謀士許攸，投奔敵方曹操，將袁紹軍中的所有機密情報，全盤托出，並根據掌握的情況，建議曹操輕兵奇襲烏巢，燒燬袁紹的糧草輜重。正是由於許攸提供的袁軍準確的情報，才有了曹操的定良策、出奇兵、施火攻，焚燒袁軍糧草，才讓曹操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官渡之戰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
在李淵看來，劉文靜在李唐軍中的作用和地位，遠非許攸在袁紹軍中的地位可比。劉文靜是李淵的元勳功臣，從晉陽起兵開始，就一直是他的核心謀士，為他制定了“到時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到半年，帝業可成。”的西入關中的正確方略，堪稱李唐版的“隆中對”，劉文靜也算得上是李淵軍中諸葛亮式的人物。
現如今，一個如此重要的核心謀士，對自己有了不滿和怨恨情緒。在李淵看來，劉文靜的這種不滿和怨恨情緒，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某個特殊環境下，很可能會轉化為現實的叛離，成為一個重大的危險隱患。新興大唐的四周，強敵如林，東部的李密、竇建德和王世充，北方的突厥，都虎視眈眈。如果在某個交戰的關鍵時刻，劉文靜選擇投奔其中的任何一個敵人，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很可能導致大唐的徹底失敗。
雖然劉文靜是否會叛唐還未可知，但作為皇帝的李淵，絕對不會將主動權掌握在他人手中，只能選擇主動消除一切的可能，冤殺劉文靜就不難理解了。站在劉文靜的角度，不懂謙虛低調，沒有謹言慎行，導致皇帝的猜忌，也算是自食其果。
李淵
樹立皇帝威嚴
大唐才剛剛建立，李淵也才剛剛坐上皇位。對於一個新興的政權，穩定和鞏固是當務之急。而在李淵看來，樹立自己作為皇帝的威嚴，又是穩固政權的關鍵所在。李淵和裴寂、劉文靜等一幫“晉陽元謀勳效”，在起兵之前，他們都是隋朝的官員，彼此間的關係是同朝為官的同僚，只有官位的大小，地位的高低，總體而言仍是相對平等的關係。大唐建立之後，彼此間的地位和關係，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李淵是君，他人是臣，君與臣的關係，就是天與地的關係，與曾經的過往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劉文靜的表現，表面上看是對裴寂的不服，本質是對李淵偏袒的不滿。大唐王朝建立的初期，正是樹立皇帝威信的關鍵時期，劉文靜偏偏不識時務，不懂規矩，處處表達對皇帝的不滿情緒，或明或暗流露對皇帝處事不公的怨恨。
劉文靜這些不合時宜的言行和情緒，剛好撞在李淵立威的槍口上。同時，劉文靜在“晉陽元謀勳效”中的地位，僅次李世民和裴寂，拿他開刀，分量足夠，正好殺一儆百、殺雞駭猴，足以震懾一幫功臣悍將，足以敲打元謀功勳，正好樹立君皇的威嚴。所以，劉文靜在不自知中成為了李淵的一枚立威棋子。
李世民
鞏固皇權地位
有人將李淵殺劉文靜的原因，認定是對李世民的警告，是去除李世民的心腹，斬掉李世民臂膀，剪掉李世民羽翼，從達到打壓李世民的作用。這種觀點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劉文靜是李世民的心腹謀士不假，但在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功勳還沒有完全建立，李世民的勢力也還沒有完全形成，還遠不足以對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構成威脅，更不會對李淵的皇權形成威脅。這個時候的大唐，強敵環視，正是李淵需要鼓勵李世民建功立業的時候，而不是打壓震懾的時候。
但是李淵殺劉文靜，又確實與李世民有關。劉文靜當年在晉陽時主動投奔李淵，他看重和敬仰的，不是李淵，而是李世民。他曾多次跟當時的好朋友裴寂說，李世民異於常人，具有劉邦、曹操那樣的氣度，將來必為人主。同時，劉文靜因為是“反賊”李密的聯姻，被人告發入獄，也是李世民設法將其救出。晉陽起兵之後，劉文靜也是一直在李世民的帳下效力，為其出謀劃策，屢屢建功。在平定西秦薛舉時，在淺水原打了敗仗，劉文靜也是心甘情願為主帥李世民承擔責任背黑鍋。
總體而言，劉文靜投奔李唐，是奔李世民而去的，他真正忠心的人是李世民，真心臣服的人也是李世民。這一點，劉文靜心中清楚，李世民心中也清楚，李淵也是心知肚明。這也是為什麼李淵對同為功勳的裴寂和劉文靜差別化對待的主要原因。裴寂是李淵的心腹和死黨，而劉文靜卻是李世民的人，待遇能一樣嗎？李淵與李世民雖然是父子，更是君臣，在朝堂上決不允許出現兩個中心。
所以，李淵逮著劉文靜犯錯的機會，不惜損失智謀大臣，也要痛下殺手，就是警告所有文臣武將，國不可有二君，山不能容二虎，大唐只有李淵才是萬人服臣敬仰、至高無上的皇帝，如果有人膽敢忠心於其他的人，哪怕這個人是我的兒子，劉文靜就是下場。
突厥騎兵
調整對突厥政策
突厥，這個公元六世紀中葉崛起於漠北的遊牧民族，與大唐的建立和強大息息相關，成為了一對歡喜冤家。
隋末中原天下大亂，突厥這個北方強大的遊牧民族政權，時不時地侵入中原，希望在混亂紛爭中分得一杯羹，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李淵剛剛在晉陽起兵的時候，兵力有限，實力弱小，既害怕突厥從後背突襲，更想借助突厥的實力，壯大自己的聲威，提高與李密瓦崗軍結盟的籌碼。
當劉文靜提出與突厥結盟的建議時，李淵很快就予以採納。劉文靜任晉陽令時，就與突厥打過交道，又能說會道，便自告奮勇出使突厥，與始畢可汗談判。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雲：“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署，以兵馬助之。（《資治通鑑》）
本就唯利自圖的突厥，自然不會拒絕送上門的利益。雙方談判的結果是，突厥出兵相助，條件是大唐攻下長安後，土地和人口歸大唐，金銀絹帛等財物歸突厥。
雙方簽訂結盟協議之後，突厥的將領康鞘利帶著兩千騎兵和一千匹戰馬，跟隨劉文靜一起協助大唐作戰。對於這樣的結果，在當時的李淵，是非常滿意的，他對劉文靜說：“非公善辭，何以致此？”。
但是，李淵與突厥的結盟，僅僅是權宜之策，對於毫無道義可講的北方狼，聰明的李淵絕不會誠心相交。況且與突厥的結盟，是大唐有求於突厥，突厥的條件自然苛刻。隨著唐軍的勝利攻下長安、奪取了關中，已經站穩了腳跟，實力逐步強大。此時的形勢已經與晉陽起兵的形勢完全不同了，在李淵的心中，他是決不會再去完全履行當年的盟約。但是，又還不到與突厥撕下臉面，公開決裂的時機。
長安
李淵的心中，會不會有一個這樣的計劃。所有與突厥的談判和結盟，都是劉文靜代表李淵和始畢可汗簽訂的，也是劉文靜極力建議和促成的。現在將劉文靜以謀反罪被殺了，結盟的促成者和經歷者，或者在盟約上簽字畫押的人沒有了，將來再有什麼糾紛或新的合作，只能是重新談判了。站在這個角度分析，李淵殺劉文靜，還有調整對突厥政策的需要。
好在歷史最終是公正的。貞觀三年，李世民借“法雅和尚”妖言惑眾案，將裴寂罷為庶民，逐出長安。之後又發配靜州（今四川旺蒼），裴寂最終病逝在那裡。同年，李世民為劉文靜平反，官爵復原，名譽恢復！這起冤案，在十年之後終於昭雪。但，劉文靜的遭遇，卻值得我們後人深思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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