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道教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先后委派张宇初、胡濙等在全国范围内寻访高道张三丰真人，永乐十年（1412年）在武当山大规模建造道教宫观。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八年（1410年）张宇初羽化，又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始行刊板，至正统十年（1445年）校定付印，名《正统道藏》，后来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道藏》，凡三十二函，一百八十卷，名《万历续道藏》。由于得到皇家的重视，给道教的发展在整个明朝时期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明朝的皇帝不仅崇尚道教，也喜好道教的修炼和养生，以世宗嘉靖皇帝为其中最著。上有所好，下有所行，明代朝野都热衷于道教修炼和养生之术，因此当时丹经道书和养生典籍的著述、刻印十分活跃，广泛流行。譬如我今天文章中要讲的《性命圭旨》
《性命圭旨》全称《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相传为元代姓尹，也称‘尹蓬头’所著。全书共分元、亨、利、贞四集，均以图配文说明内炼的理论和具体功法,内容极为丰富。
元、亨、利、贞每集前有目录。元集为总纲，宜反复参考。其《性命说》，有益于反身体验所得。亨、利、贞分三节，计有口诀九，每一口诀用八字，共七十二字，字字珠玑，为道教内修之精华。
《性命圭旨》认为，儒释道三教的精髓皆在性命理论，三教创立的目的，皆在以性命之学化导众生，以成善类。 儒家以“天命之谓性”为性命学纲领。天命是性也是理，儒家著作中《书》谓“安汝止”，《易》谓“艮其止”，《诗》谓“缉熙敬止”，《大学》谓“在止至善”，皆性命之学，儒家修养的（一切）方面都是教人回归造化赋予人之命、性、理。即“顺性命以还造化”。
佛教以生命为虚幻，以真如为究竟理地。三藏十二部经，无非教人斟破假有，认识真空，超出生死轮回，成就佛乘。佛教的（一切）修为，都是为了使人觉悟，而教内各宗派虽教法义理、修行路径不同，但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经是佛言，律是佛戒，论是佛意，皆教人觉悟佛教根本义旨。而超脱生死轮回，成就佛道，较之世俗的富贵利达等其立意不可谓不高。
道教摒弃人的世俗追求，在佛家修心的基础上修炼性命。尽管道教各派对长生的理解不同，也并非所有的道教中人都认为肉身可以不坏，都相信拨宅飞升、尸解蝉蜕、祷晴祈雨、去祸免灾等等神通，但提倡通过内外丹功超出自然生命，追求理想的身心形态却是道教的基本教义。所谓玄牝之门、呼吸之根、金丹之母、玄关之窍等，无非为性命而设。（引自《明代哲学史》第671-672页） 上文中的“（一切）”是书中原话，但是太绝对了，故用引号注明。“三教合一”不等同于“天地人合一”，后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和结构模式，前者是后者形式之中的具体内容，具体为“真人”哲理性的说教。
《性命圭旨》实际上略去了儒释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差别，面直就心性理论在成就理想人格中所担负的使命，就心性之学在三教义理中的基础地位这一根本点，着眼实际儒家的心性论侧重道德性、价值性，以此为人的伦理行为的根据。道家的心性论侧重生理属性，以此为炼养身体的理论基础。佛家的心性论侧重心理属性，以此为解脱束缚，达到心灵自由的理论基础。所以存心养性和修心炼性、明心见性之间的分际是决定性的，非名词之争。（引自《明代哲学史》第672页） 《性命圭旨》从“真人”修炼的立场，阐明了三教的性命观，也继承了元明以来道教性命双修的传统。首先，它论证了性命的定义及性与命二者的关系。
《性命圭旨》后三集则是讲述概念上四个修炼过程和程度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炼精化气、炼气还神，炼神还虚及炼虚合道，至此，性命双修整个理论从精气神概念开始，到澄神凝气，最后以炼气成丹，与道合一终的“真人”修为。
需要说明的是，《性命圭旨》最高层次的炼丹是一种精神性的金丹，这种金丹不是某种药物，炼此丹实际上是对儒释道三教的根本洞识，从“三元合一”领悟出“三教合一”、“天地人合一”的哲学道理和人生观念，这在《性命圭旨》中还有“中心图说”、“八识归元图说”等等可以得到证明。
虽然《性命圭旨》对道、性命、生死和“三元合一”都作了论证，但它的归宿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体现的是“三教本一道”，这个“合一”是无上至尊之道，是最上一乘之法，它是修行正途，最后，《性命圭旨》指向了明代后期儒释道合一的社会思潮。
《性命圭旨》内容深奥，上述只是粗浅认识，在修行的过程中我还在深入学习，继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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