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轉，居然已經年逾花甲。回頭看去，讀過的書真不算少，讓我受益的書也多。但要說到印象深刻，不能不首先提到這三本書。
陳文新，1957年生，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中國小說的譜系與文體形態》《傳統小說與小說傳統》《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生態》等，主編有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
筆者說的這三本書，錢鍾書的《管錐編》，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在許多學者眼裡，都算不上看家書，但在筆者的學術生涯中，卻是永生難忘的幾本書。
之所以永生難忘，是因為這幾本書，雖然也曾帶給我莫名的驚喜，但更多的是讓我感受到了一連串的苦惱和尷尬。
我想說的主要就是這種苦惱和尷尬。
遇上《管錐編》，是在1980年代初。厚厚的四本，一看目錄，列的全是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諸如《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等等。這個陣勢，我不大喜歡。在生活中，一向不願親近那些自高崖岸的賢達；在閱讀方面，也對面目高峻的著作敬而遠之。所以，雖然是在第一時間買了《管錐編》，卻讓它在書架上安安靜靜地呆了好些日子。
一天忙碌之餘，順手拿了《管錐編》翻看，碰巧讀到的是《太平廣記》中的淮南王劉安一則，我在讀《搜神記》的時候見過，有一種故友重逢的欣喜，就津津有味地往下看。淮南王劉安成仙之後，他沒有意識到，作為仙人的資歷其實很淺，卻在仙界擺那副人間諸侯王的嘴臉。結果受到懲處，罰他在仙界打掃三年衛生間。錢鍾書在引述了這個情節後，彷彿不經意地發了一句議論，大意是說：這個情節在虛構邏輯上不夠妥當，因為仙人不食五穀雜糧，仙界壓根不需要衛生間。讀到這兒，真有一種喜出望外的感覺：原來學術著作還可以如此有趣！原來《管錐編》是可以當隨筆來讀的！
這就是我喜歡上《管錐編》的緣由。沒有想到的是，對《管錐編》的這種迷戀，讓我的學術感覺離主流學術的要求越來越遠：主流學術偏愛的是堂堂正正的學術見解，而不是某種學術趣味；主流學術偏愛的是堂堂正正的論著，而不是洋溢著學術趣味的隨筆。在沉溺於《管錐編》的那段時間裡，真的有點像“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桃花源中人，自得其樂，與世隔絕。只是，時間一長，負面後果就顯現出來了：我的同輩人中，不少人都在發論文、出專著，我卻還在與羲皇上人為伍，好長時間沒有像樣的成果。這種情勢下，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不免受到傷害，也不免有些抱怨《管錐編》：如果不是這套書，我又何至於落到這個境地？
2018年，在拙文《40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我曾寫下這樣一段話：“關於文學史研究，有一個需要特別提及的學者，就是錢鍾書。……他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的影響，主要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研究結論，而是一種格局，一種氣象，一種令人緬懷和敬仰的學人氣度。”筆者之所以不再抱怨《管錐編》，是因為經歷了那段苦惱之後，終於體會到：與某一時期主流學術的疏離，不一定是壞事。擺脫了某種思維定勢的約束，也許會有更為舒展的氣象。1995年，拙著《中國筆記小說史》《中國傳奇小說史話》出版，其中的一些自覺體貼入微、恰到好處的見解，就得益於此前的“疏離”。
李澤厚的《美的歷程》，1981年甫一出版，即風靡全國，我也是它的第一批讀者。
喜歡《美的歷程》，是因為李澤厚把我的許多朦朧想法一下子挑明瞭，窗戶敞開，萬千氣象頓時呈現在眼前。用十幾萬字的篇幅勾勒中國美學史的總體輪廓，這樣的書，現在沒有人會寫了。
年輕人的特點是，一旦喜歡，就忍不住模仿，我因此跌進了找不到表達路徑的茫茫深谷。寫作總是仰仗語言，不是所有的語言，而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套語言，包括一些熟悉的術語、修辭手法和思考問題的路徑。曾經和本科生做過一次學術遊戲，讓他們寫一篇關於《紅樓夢》的論文，內容不限，只是不能用“封建社會”和“叛逆”這兩個詞，居然有很多同學沒法動筆。原因在於，“封建社會”和“叛逆”這兩個詞，不僅僅是兩個詞，還意味著一種思維習慣。沿著這個思維習慣，不難找到許多相關的想法、例證和措辭，一篇論文總歸是可以完成的。《美的歷程》帶我遠離了所熟悉的那套語言，可是新的語言方式又缺少積累，這種狀態，有些像人們說的“失語症”：只要一涉及表達，就腦袋裡一片空白，找不到具體的思路和詞彙。這種狀態持續了好幾年時間，其直接後果是：幾乎一年也寫不出一篇論文。這種一籌莫展的落寞，使我懷疑起自身的素質，也使我對《美的歷程》心生抱怨。
話說回來，雖然抱怨李澤厚，但閱讀的興趣依然不減，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之類，包括那本學者們不好意思提到的《走我自己的路》，也都先後找來讀了。讀多了，也就發現了一些別人未必看出的疏漏，比如，李澤厚書中的若干引文，並不是從原著引來的，而是轉引自陳寅恪等人的著作。陳寅恪常常節引而又不用省略號，只在敘述時用“略雲”加以說明。李澤厚沒有留意到這一點，就當作完整的原文拿來用了。在發現了這些疏漏之後，一度曾喜出望外，不再把李澤厚當作神話般的存在。不過，這種欣喜沒有延續多久，理由很簡單：李澤厚那種思想家稟賦和思想的能力，不是幾個硬傷就能抹殺的。人家的許多想法就是令你忍不住擊節！
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我讀的是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本子，時間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本來只是隨便翻翻，因為其中的一段話，而愛不釋手地讀了下去。那段話的大意是說：除了萊布尼茨，在任何一個學術領域，都有比羅素更為專精的學者；但這並不能成為反對羅素寫一部哲學通史的理由。蓋通史的寫作，更多仰仗長時段視野和總體的把握能力。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句話，讓我對羅素平添了幾分信任和親切感。
讀過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之後，有自以為思辨能力上了一個檔次的自信，也有在視野上發現了山外青山的惆悵。現在回想起來，正是那份自信造成了我的學術生涯的空前尷尬：居然不能自已地想寫一部具有宏大的理論架構的專著。這樣的學術衝動，對於一個做古典文學研究的人來說，其實不合時宜。蓋古典文學研究雖然不排斥理論建構，但做實證研究，卻是大勢所趨。然而，鬼使神差地，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竟然把我導向了這條道路。拙著《明代詩學》《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完成的，那種“哲學的傲慢”，在論述過程中隨處可見。
現在偶爾翻讀舊作，雖然並不“悔其少作”，不過，對那種彷彿昂首天外的口氣，不免有些疑惑：筆者竟然有過那樣一種學術姿態？
羅素促發了我對哲學上的兩個術語的關注：歸納法和演繹法。歸納法和演繹法，哪一個更好呢？從羅素那裡知道：在需要打破陳規的時候，歸納法更加有用。歸納法不及演繹法那樣確切可信，它所提供的結論只有或然性而沒有確切性。但是，所有的新知識都只能從歸納得來而不能從演繹得來。對演繹法的一個經典質疑是：最初的前提是怎樣得到的？演繹法必須依賴前提，而前提只能用歸納法來證明（假如我們不相信神諭或啟示的話）。
根據羅素的啟發來思考文學史著述，不難發現，文學史的寫作始終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危險：一邊是理論前提過於整飭而產生的僵化，另一邊是缺少基本的理論前提而產生的雜亂。過分的統一和過分的豐富都有其弊端。但就數十年來林林總總的紀傳體文學史而言，所缺少的不是統一性而是豐富性，雜亂不是主要危險，僵化才是。編年體文學史並不總是比紀傳體優越，但有助於改變這一狀況，讓編年體文學史發揮補偏救弊的作用，正當其時。2000年至2006年間，筆者之所以不辭辛勞主編那套《中國文學編年史》，就與這種想法有關。
讀《管錐編》時，我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讀羅素時，也才四十上下；而今時光流轉，居然已經年逾花甲。回頭看去，讀過的書真不算少，讓我受益的書也多。但要說到印象深刻，不能不首先提到這三本書。它們構成了我學術生涯的一部分，也構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陳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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