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居然已经年逾花甲。回头看去，读过的书真不算少，让我受益的书也多。但要说到印象深刻，不能不首先提到这三本书。
陈文新，1957年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等，主编有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笔者说的这三本书，钱锺书的《管锥编》，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许多学者眼里，都算不上看家书，但在笔者的学术生涯中，却是永生难忘的几本书。
之所以永生难忘，是因为这几本书，虽然也曾带给我莫名的惊喜，但更多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一连串的苦恼和尴尬。
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种苦恼和尴尬。
遇上《管锥编》，是在1980年代初。厚厚的四本，一看目录，列的全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等等。这个阵势，我不大喜欢。在生活中，一向不愿亲近那些自高崖岸的贤达；在阅读方面，也对面目高峻的著作敬而远之。所以，虽然是在第一时间买了《管锥编》，却让它在书架上安安静静地呆了好些日子。
一天忙碌之余，顺手拿了《管锥编》翻看，碰巧读到的是《太平广记》中的淮南王刘安一则，我在读《搜神记》的时候见过，有一种故友重逢的欣喜，就津津有味地往下看。淮南王刘安成仙之后，他没有意识到，作为仙人的资历其实很浅，却在仙界摆那副人间诸侯王的嘴脸。结果受到惩处，罚他在仙界打扫三年卫生间。钱钟书在引述了这个情节后，仿佛不经意地发了一句议论，大意是说：这个情节在虚构逻辑上不够妥当，因为仙人不食五谷杂粮，仙界压根不需要卫生间。读到这儿，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原来学术著作还可以如此有趣！原来《管锥编》是可以当随笔来读的！
这就是我喜欢上《管锥编》的缘由。没有想到的是，对《管锥编》的这种迷恋，让我的学术感觉离主流学术的要求越来越远：主流学术偏爱的是堂堂正正的学术见解，而不是某种学术趣味；主流学术偏爱的是堂堂正正的论著，而不是洋溢着学术趣味的随笔。在沉溺于《管锥编》的那段时间里，真的有点像“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自得其乐，与世隔绝。只是，时间一长，负面后果就显现出来了：我的同辈人中，不少人都在发论文、出专著，我却还在与羲皇上人为伍，好长时间没有像样的成果。这种情势下，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不免受到伤害，也不免有些抱怨《管锥编》：如果不是这套书，我又何至于落到这个境地？
2018年，在拙文《4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关于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学者，就是钱锺书。……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结论，而是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令人缅怀和敬仰的学人气度。”笔者之所以不再抱怨《管锥编》，是因为经历了那段苦恼之后，终于体会到：与某一时期主流学术的疏离，不一定是坏事。摆脱了某种思维定势的约束，也许会有更为舒展的气象。1995年，拙著《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出版，其中的一些自觉体贴入微、恰到好处的见解，就得益于此前的“疏离”。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甫一出版，即风靡全国，我也是它的第一批读者。
喜欢《美的历程》，是因为李泽厚把我的许多朦胧想法一下子挑明了，窗户敞开，万千气象顿时呈现在眼前。用十几万字的篇幅勾勒中国美学史的总体轮廓，这样的书，现在没有人会写了。
年轻人的特点是，一旦喜欢，就忍不住模仿，我因此跌进了找不到表达路径的茫茫深谷。写作总是仰仗语言，不是所有的语言，而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套语言，包括一些熟悉的术语、修辞手法和思考问题的路径。曾经和本科生做过一次学术游戏，让他们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内容不限，只是不能用“封建社会”和“叛逆”这两个词，居然有很多同学没法动笔。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和“叛逆”这两个词，不仅仅是两个词，还意味着一种思维习惯。沿着这个思维习惯，不难找到许多相关的想法、例证和措辞，一篇论文总归是可以完成的。《美的历程》带我远离了所熟悉的那套语言，可是新的语言方式又缺少积累，这种状态，有些像人们说的“失语症”：只要一涉及表达，就脑袋里一片空白，找不到具体的思路和词汇。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时间，其直接后果是：几乎一年也写不出一篇论文。这种一筹莫展的落寞，使我怀疑起自身的素质，也使我对《美的历程》心生抱怨。
话说回来，虽然抱怨李泽厚，但阅读的兴趣依然不减，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类，包括那本学者们不好意思提到的《走我自己的路》，也都先后找来读了。读多了，也就发现了一些别人未必看出的疏漏，比如，李泽厚书中的若干引文，并不是从原著引来的，而是转引自陈寅恪等人的著作。陈寅恪常常节引而又不用省略号，只在叙述时用“略云”加以说明。李泽厚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就当作完整的原文拿来用了。在发现了这些疏漏之后，一度曾喜出望外，不再把李泽厚当作神话般的存在。不过，这种欣喜没有延续多久，理由很简单：李泽厚那种思想家禀赋和思想的能力，不是几个硬伤就能抹杀的。人家的许多想法就是令你忍不住击节！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本子，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本来只是随便翻翻，因为其中的一段话，而爱不释手地读了下去。那段话的大意是说：除了莱布尼茨，在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有比罗素更为专精的学者；但这并不能成为反对罗素写一部哲学通史的理由。盖通史的写作，更多仰仗长时段视野和总体的把握能力。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句话，让我对罗素平添了几分信任和亲切感。
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之后，有自以为思辨能力上了一个档次的自信，也有在视野上发现了山外青山的惆怅。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份自信造成了我的学术生涯的空前尴尬：居然不能自已地想写一部具有宏大的理论架构的专著。这样的学术冲动，对于一个做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其实不合时宜。盖古典文学研究虽然不排斥理论建构，但做实证研究，却是大势所趋。然而，鬼使神差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竟然把我导向了这条道路。拙著《明代诗学》《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完成的，那种“哲学的傲慢”，在论述过程中随处可见。
现在偶尔翻读旧作，虽然并不“悔其少作”，不过，对那种仿佛昂首天外的口气，不免有些疑惑：笔者竟然有过那样一种学术姿态？
罗素促发了我对哲学上的两个术语的关注：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哪一个更好呢？从罗素那里知道：在需要打破陈规的时候，归纳法更加有用。归纳法不及演绎法那样确切可信，它所提供的结论只有或然性而没有确切性。但是，所有的新知识都只能从归纳得来而不能从演绎得来。对演绎法的一个经典质疑是：最初的前提是怎样得到的？演绎法必须依赖前提，而前提只能用归纳法来证明（假如我们不相信神谕或启示的话）。
根据罗素的启发来思考文学史著述，不难发现，文学史的写作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一边是理论前提过于整饬而产生的僵化，另一边是缺少基本的理论前提而产生的杂乱。过分的统一和过分的丰富都有其弊端。但就数十年来林林总总的纪传体文学史而言，所缺少的不是统一性而是丰富性，杂乱不是主要危险，僵化才是。编年体文学史并不总是比纪传体优越，但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让编年体文学史发挥补偏救弊的作用，正当其时。2000年至2006年间，笔者之所以不辞辛劳主编那套《中国文学编年史》，就与这种想法有关。
读《管锥编》时，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读罗素时，也才四十上下；而今时光流转，居然已经年逾花甲。回头看去，读过的书真不算少，让我受益的书也多。但要说到印象深刻，不能不首先提到这三本书。它们构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陈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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