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定公十年》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中華向來以“衣冠上國”之稱著名於世。作為至聖先師的孔夫子對服飾更是尤為注重，他曾說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從這話可以看出，孔子十分重視服飾習俗。漢服是右衽，北方少數民族是左衽，正好相反。孔子從髮式和衣冠的不同來區分文明和野蠻，可見衣冠在孔子心目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服飾不僅僅是一種衣物，而且有著更為高遠的文化和象徵意義。
孔子一生仕途坎坷，在魯國做了幾個月的司寇就被迫下野出走，棲惶於各國之間，以仁政德治遊說諸侯，以冀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可惜終因“道大難容”，不為當世所用。史家司馬遷雖將其列入世家，位等諸侯，卻仍稱他為布衣，大概就是他生前只能以“逢掖之衣，章甫之冠”為常服的緣故。這種裝束雖然不同於平民百姓，且被後儒譽為“聖賢法服”，但畢竟算不上當時的正式官服。即以司寇而論，也只能是冕無旒、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司馬遷予以布衣之稱，基本上符合孔子的實際身份。後世孔子地位不斷升遷，其廟像服飾也幾經變換，這直接顯示出歷代統治者對孔子不同程度的尊崇。以服譽人也就成為封建帝王獨特的尊孔方式。
漢代以後，儒學獨尊，孔子才得以稱聖稱師，爵之以公，歆享廟祀。先時的木主在後來易之以偶像，但其服飾尚無顯著變化。無論繪畫或雕塑，大概仍和生前的打扮差不多，漢代成都文翁石室的孔子像即為“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的形態。後有魏文帝曹丕詔稱：“昔者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三代之禮，修素王之事。”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這才開了為孔子易服的先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孔子身份大變，位極人臣。但仍只是秩列上公的王爵，所以其服飾並未超出為臣的待遇。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服九章，畫圖鑄版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鹹使依圖改正”，孔子終於登上了九五之尊。這時的文宣王稱號未變，但服飾已經不再是侯國之王，而是周文王、武王之王了。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像九旒九章”。元、明相沿而為定製。
清雍正二年，闕里孔廟毀於雷火。雍正七年，新廟落成。和碩親王等議復通政使留保諮請內府摩刻高手塑像良工頒發玉圭諸事宜，清世宗詔“從留保之請，闕里文廟聖像袞冕章服，顏色應如留保所奏，推原先聖從周之義，俱照周時元（玄）衣纁裳之制”。這是清朝根據周代帝王最華貴的服飾——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精心設計製作的最後一套孔子裝束。
雍正為標榜自己尊孔有術，追封孔子上五代為王，連同四配十二哲皆被以袞冕。當然，孔子等人的偶像只好由他任意擺佈了。雍正詔稱：“推原先聖從周之義，俱照周時元（玄）衣纁裳之制。”孔子也確實說過“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話，並且提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但他讚賞的是西周一整套禮樂文章和服飾制度，不能抹殺貫穿於服飾等級制度中“禮”這個靈魂，混淆尊卑貴賤的界限。當然，雍正給孔子穿上週代服飾，而不是像元朝皇帝給孔子硬套上左衽的蒙古裝那樣為其做一套馬蹄袖的滿清女真服，這一點倒是充分體涼到孔子“微管仲，尋其披髮左衽矣”的感喟和隱憂，或者是顧忌聖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遺訓。但使其“冕垂十二旒，服飾十二章”則大有侮犯聖意之嫌。
那麼，周朝的冕服制度究竟是怎樣，《禮記·禮器》雲：“禮有以文為貴者，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袞冕，冕十二旒服十二章，諸侯以下文稍少也。”服飾既與帝王的德行聯繫起來，冕服的形式和飾物也被賦於特殊的象徵意義和神聖色彩了。
周代服裝的形式為上衣下裳，衣為玄色，裳為纁色。服上數量不等的文飾，標示貴賤等級的不同，一種文飾為一章。章的多寡與冕旒相應一致，最多為十二章，衣和裳皆備五彩，是天子最尊貴吉服。諸侯以下，章、彩亦各有等差。
關於冕，《漢禮器制度》有云：“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因名焉。蓋以在上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尊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周代的冕，包括武、衡、綖、繅、旒、紱、紐、纓、笄等飾件，除以華美為尚外，兼有鮮明的標示貴賤等級的功用。
服飾十二章的象徵意義更為豐富縝密，博大精深。日月星辰以象天；山之性止而靜，取其仁；龍為水之靈，象王者之德流通無壅；華蟲，雉屬，又名鷩，象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謂宗廟彝器，象王者有威猛之德兼深淺之智，且兼備孝義；藻，象王者之德冰清玉潔；火明而炎上，象王者之德明察萬物，能使群黎向歸上命；粉、米共為一章，若聚米之形，取其潔而能濟人之命，象王者有濟養之德；黼，作斧形，黑白為色，象王者有裁斷之德；黻，作兩已相背形，黑與青為色；象王者君臣相濟，綏化萬民，使之背惡以向善。
這樣來看，周朝服飾體現著嚴格的等級觀念。“生為布衣，尸位帝王”，難免觸犯孔子“正名”之大忌。孔子一生未嘗失人臣之禮，對一切僭越行徑深惡痛絕。季氏八佾舞於庭，為孔子所不容，譴之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被孔子譽為“如其仁，如其仁”的那個管仲，因樹塞門、設反坫，亦遭到孔子的非難。
對於這種違背孔子原意，妄自易聖人之服的現象，封建社會中也不乏微詞。明嘉靖時大學士張璁就曾指出：“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謂之淫名。……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推孔子敬天之心，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推孔子敬君之心，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遂上疏明世宗：“請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撤塑像而易以木主。”
孔子畢竟不是帝王，能否服用袞冕，事關君臣名分之大義。孔子本人恪遵服制，主張必須與人的身份相稱。《禮記·表記》記載孔子曾說：“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之德。是以君子恥服其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而後儒們按邏輯逆而推之以為“有其容辭德行則可使服其服”，應屬偏頗。
隨著封建制度的滅亡，孔子始以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身份深受世人的尊敬，曲阜孔廟大成殿裡袞冕章服的偶像雖成為歷史文物，但依然成被人們崇敬和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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