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標題《
《DAU》究竟是什麼？一場大型真人秀，一輪打破真實和虛構的行為藝術，一組社會學、政治學長程微觀實驗，一個全景式監獄的紀錄片，一個沒有安全詞的施虐受虐遊戲，還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邪教實踐？
特約撰稿/顧草草（發自柏林）
《DAU》劇照：天才列夫·朗道
人們也許會忘記2020年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得主其實是伊朗電影《無邪》，但是恐怕沒有人會忘記，在這一年初春的柏林，烏克蘭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鴻篇鉅作《DAU》（《列夫·朗道》）系列電影。
十多年來試圖接近《DAU》項目的追蹤者，期盼柏林電影節重回巔峰的影迷，捍衛城市正義性的柏林市民，蘇聯文化研究者，以及渴望流量風暴的媒體，甚至那些不知道是關心政治還是藝術的旁觀者，無不讚嘆：選擇《DAU·娜塔莎》（以下簡稱《娜塔莎》）入選主競賽爭熊、邀請《DAU·退化》（以下簡稱《退化》）進行特別展映，是在70週年大慶這一年入主柏林電影節的新任藝術總監卡羅（Carlo Chatrian）絕對天才級別的策展手筆。
柏林電影節開票當日，除了德國本土名導名角的作品《溫蒂娜》《我的妹妹》等，所有放映場次中電影票最快被秒殺的，就是《DAU》系列的這兩部。當天，在波茨坦廣場的柏林電影節官方售票站一眼望不到頭的買票長龍中，就有不少人在討論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和他瘋狂而龐大的項目。《娜塔莎》145分鐘，《退化》355分鐘，通常這樣的長片難以賣座。但是柏林的觀眾早就被賴納·法斯賓德、拉夫·迪亞茲這些名導的皇皇鉅作培養了好耐心，根本不怕坐穿電影院的椅子，只想著搶到票見證《DAU》系列首映這一歷史性的時刻。
什麼是《DAU》
在藝術電影節的電影院中，觀眾們往往見多了大尺度的場面。但是《DAU》系列播放時，都有觀眾因為恐懼真實地發出尖叫，因為畫面和情節過於血腥和反人類而選擇離場。《娜塔莎》的媒體放映場，當電影中審判大戲一開幕，我就目睹了有記者因為噁心和抗議開始不斷離場。有一幕，阿茲波要求娜塔莎脫光衣服，自己將一個空酒瓶插入下體，此時離場人數達到高峰，有些記者幾乎是奔跑著逃出了電影院。
讓人趨之若鶩，又落荒而逃，《DAU》究竟是什麼？
《DAU》可以說是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主導的一個大型藝術項目。2005年，赫爾扎諾夫斯基憑藉處女作長片《4》在鹿特丹電影節獲最佳影片大獎，但並沒有一舉成為歐洲乃至世界影壇的明星。之後他在尋找創作素材的過程中讀到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的妻子的回憶錄，迅速對這位公共形象和私人生活有巨大反差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產生了狂熱的興趣。
列夫·朗道是凝聚態物理學的奠基人，在反磁性學、超流態、超導物理等領域有突出貢獻，也曾因反革命罪被蘇聯克格勃逮捕入獄。
但是和這些看上去嚴肅崇高的成就形成反差的，是朗道精彩又神秘的私人生活。他對於愛和性的觀念十分超前，極早地預言了1967年舊金山發生的史上最大規模嬉皮士運動“愛之夏”。他和妻子實行開放性關係，併為此私下專設“互不侵犯的配偶法案”。1962年他在莫斯科發生車禍，在床上昏迷了兩個月，於是當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乾脆是在他的病榻邊舉行的。
這樣傳奇的一生，是拍人物傳記片絕好的素材。但是隨著籌備工作的展開，赫爾扎諾夫斯基的野心越來越大，一部傳記片企劃逐漸發酵為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龐大藝術項目：他要在烏克蘭城市哈爾科夫修建一座小城，重現朗道所在的烏克蘭技術物理研究所（l’Institut Physico-technique d’Ukraine），讓角色們真實地生活其中，復刻上世紀30到60年代蘇聯社會一隅，從而進行影像的記錄和拍攝。
這個戴眼鏡的圓臉猶太男人似乎有著非凡的魅力，他很快拿到了富商謝爾蓋·阿多尼耶夫的鉅額投資，並且和歐洲的製片人們簽訂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合同：這個項目不設定終止日期，並不設定預算上限，赫爾扎諾夫斯基擁有最終解釋權。
項目被命名為“DAU”，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最後三個字母。
“DAU”系列影片《諾拉與母親》劇照：鏡頭凝視中的女性
《DAU》的官方網站（dau.com）上清楚地給出了一連串的數字：整個項目使用了400個非專業演員“出演”核心角色，1萬個臨時“演員”，為此舉行了30.2萬場面試/試鏡，使用了4萬件衣物，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建立的場地佔據了1.2萬平方米。拍攝從2008年持續到2011年，三年最後出產了8000小時的談話錄音，50萬組攝影作品，700小時的35mm膠片素材，14部電影或者電視劇作品（其中最長的達九個小時）——《娜塔莎》和《退化》就是其中第十二部和第十三部。
一位名叫米蓋爾·伊道夫（Michael Idov）的記者從十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個神秘的項目，在2011年10月發表過一篇名叫《被自己吞噬的電影片場》（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的報道。這位記者因為常年對《DAU》項目堅持不懈的追蹤，終於被赫爾扎諾夫斯基請到片場參觀。他在這座人工小城生活了三天，見證人們穿著蘇聯風格的衣服，吃著蘇聯口味的食物，交易對外不具有任何效力、只在城內流通的貨幣盧布，甚至使用著為了配合錄音收聲而專門設計的馬桶，過著入戲而自洽的生活。
外界沒有人能弄清楚這個史上最大的行為藝術項目究竟花了多少錢。目前唯一能確定的是，在本片開拍前，預算就已經高達600萬歐元。但是400多個人三年內的吃喝拉撒、用水用電、監聽監控——哦，不對，是影像和聲音的記錄——所需花費一定是遠高於600萬歐的天文數字。但赫爾扎諾夫斯基似乎並不擔心錢，每次金庫告急，他就帶著團隊坐著豪華的私人飛機飛往俄羅斯、德國、法國和瑞士等地，搞定一個又一個富商。
《DAU》系列劇照。項目參與者的待遇天差地別,權力階層籠絡知識分子，過著奢靡的生活
《娜塔莎》與《退化》
在那份非凡的合同上，規定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僱用和解僱任何人。這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幾乎讓他成為了這個小城絕對的王。
赫爾扎諾夫斯基從一開始就決定，他不要全套演員班底，這個科學研究所裡的角色都是天才，那麼就應該都由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天才來扮演。他在為數不多的採訪中說過：“天才方能演天才，權勢者才能演權勢者。”
在名人之外，《DAU》項目的參與者，更多是各種面貌的普通人。他們有些人有電影學院背景，在參與一段時間之後，發現《DAU》並不是一個臨時項目的真相，舉家搬到了片場小城。有些人原本從事和表演毫不相關的職業，但是通過試鏡之後，辭職、放棄了原本的人生軌跡，全情投入其中。在三年的拍攝中，這個人工小城裡的人們完全忘記了外界生活，也忘記了自己在表演，他們在這裡工作、生活，墜入愛河，喪葬嫁娶，結緣或者反目，進行科研，發表論文，這裡甚至還生了14個孩子。
在哈爾科夫的小城裡，《DAU》是片場，是一個社會實驗場域。2019年底至2020年2月中旬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展映時，它更接近於當代藝術和劇場表演。在柏林，它是什麼？
《娜塔莎》聚焦女招待娜塔莎，她就職於烏克蘭物理技術研究所內一個類似食堂的餐廳裡。影片結構非常簡單，由三四場大戲完成情節敘事，讓人通過娜塔莎的生活了解了研究所的人員結構。娜塔莎和她的女招待同事奧爾加互相不對付，經常吵架打架，但是不得不一起工作。在封閉的研究所內，人們對於性的觀念頗為開放。人到中年的娜塔莎和年輕貌美的奧爾加都和當時的院長有染，但娜塔莎暗戀著研究員阿里克謝·布利諾夫。某次深夜醉酒之後，娜塔莎在奧爾加的慫恿之下和來自法國的研究員盧克有了一夜情，沒想到卻因為此事被克格勃官員弗拉基米爾·阿茲波抓去嚴刑拷打。
電影中和娜塔莎發生醉後床戲的法國科學家盧克，在現實生活中是象徵主義學的知名學者。飾演娜塔莎另一位情人布利諾夫的則是使用本名的英國實驗性新媒體組織Raylab的創始人。而嚴刑拷打娜塔莎的阿茲波，曾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校，服役於哈爾科夫監獄在西伯利亞設立的拘押所——許多人在觀影的時候感受到這部分審訊內容過於真實，主持審訊軍官嫻熟的心理操縱、冷血的暴力手段，讓人感覺這種事他似乎做過一百次——他真的做過一百次，甚至不止。
《退化》雖然沒有明確交代時間點，但是很明顯故事發生在《娜塔莎》之後。50年代左右的研究所裡，已經根本看不出娜塔莎、盧克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可以想象他們大概成了“大清洗”中的犧牲品。奧爾加其時已經和研究所一位領頭的科學家結婚，過上了科學家太太的特權生活。阿茲波成為國家安全局局長之後，榮升將軍軍銜，但他並不滿足，用桃色醜聞逼走了研究所總監，自己成為了研究所負責人。在他的高壓統治之下，研究所科學家和女秘書、餐廳廚師和女招待之間的性愛遊戲只得轉入地下。一群由馬克西姆領頭的年輕人被邀請進入研究所，作為樣本參與“超人”製造試驗。但是他們的到來，讓研究所內部性和權力的平衡發生了改變，一場革命正在醞釀之中。
在《退化》中幾乎本色出演實驗對象馬克西姆的，是在現實生活中臭名昭著的俄羅斯新納粹分子馬克西姆·馬爾辛克維奇(Maxim Martsinkevich)，他是頭號後蘇聯恐怖主義者，曾經因為種族仇恨的罪名多次被判刑入獄。最近一次是2017年6月27日，他因為攻擊傷害合成大麻販售者，被判十年勞改，目前正在服刑中。他被邀請進入小城，參加實驗和拍攝超過一個月的時間。也正是他，在影片《退化》中，在鏡頭前進行了真實和虛構的多重殺戮，完成了整部影片中最血腥、暴力、反人類的部分，幾乎給所有觀眾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陰影。
《娜塔莎》一片，甚至還沒有涉及核心人物列夫·朗道，只是展示了研究所生活的冰山一隅，就展現出悚人的黑暗和絕望。娜塔莎作為研究所生態圈中的底層人物，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迫、侮辱和暴力。她被拷打的那場戲，以近乎紀錄片的質感震懾人心，充分體現人如螻蟻的悲劇。
在《退化》之中，列夫·朗道才真正出現。但是區別於人們想象中銳意進取的科學家形象，本片中的朗道已經是口不能言、行動遲緩甚至癱瘓、幾乎老年痴呆的形象。他全程只是一個被人隨意粗暴擺弄、曲解思想的研究所吉祥物，參加會議、出席晚宴、接見拜訪者。如果不是他胸前掛滿了勳章，人們幾乎忘記了，他才是整部作品、整個項目的核心人物。
在拍攝現場的伊利亞 · 赫爾扎諾夫斯基。片場的所有人都穿著量身定做的蘇聯時期衣服
兩極的輿論
兩個多小時的《娜塔莎》和六個小時的《退化》，放映時都不提供任何休息的時間，逼著我們這些觀眾馬拉松式地和角色們一起被關在研究所的空間之中。角色們在一個個長鏡頭中吃飯、喝酒、爭吵、打架、做愛，如此真實可感，儘管他們都被畸形的社會環境壓抑得心理變態，觀眾還是對他們產生了理解和共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娜塔莎被審問，馬克西姆在鏡頭前將畫有大衛星標誌的豬斬首，觀眾才會產生身臨其境的恐懼和噁心。
但是，這樣主題龐雜、規模宏大的項目，由於其題材的特質，涉獵歷史時代和地點的屬性，生產出的電影必然有相當的情色暴力戲份，註定口碑兩極。
藝術至上的人拜服於導演的非凡手筆、強大執行力、敏銳的創作感知。而堅守道德原則的人，對這個項目的立項原則和銀幕倫理窮追猛打，毫不猶豫地加入作者論和私德論兩條價值序列的博弈戰爭。
英國《衛報》首席影評人彼得·布萊德肖（Peter Bradshaw）在看過《娜塔莎》之後給出了五星滿分，並在評論中強調，這部電影不能單以本身論，必須放在《DAU》這個我們未能窺見全貌、或許永遠無法真正瞭解的龐大項目的框架中來理解。
德國《每日鏡報》的六位影評人則集體以低分抗議，除了一位給出了“一般”的評價，其餘五位都怒給“糟糕”和“非常糟糕”評分，明確表示和這種操縱演員的藝術創作者勢不兩立。
英國《銀幕》雜誌的場刊評分，也非常能體現影評人觀點的嚴重分裂情況。一共七位國際影評人，給《娜塔莎》打出了一個“一星”，兩個“兩星”，兩個“三星”，兩個“四星”。這代表了主流觀點：作為電影看，《娜塔莎》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一流作品。作為項目的一部分看，人們要求這部電影的創作者受到道德審判。但是無論人們站在哪一邊，整個柏林電影節最熱門的談資一定是這兩部電影。
我在電影節路遇《好萊塢報道者》的影評人尼爾·楊（Neil Young），隨口問起他對於《娜塔莎》的觀後感。他聳聳肩，表示自己在看過赫爾扎諾夫斯基的處女作《4》以後就已經有了深重的心理陰影，他這輩子都拒絕看赫爾扎諾夫斯基的任何電影。
倫理困境
其實甚至不需要看《DAU》系列的任何一部電影，光是看項目簡介，人們就不禁想對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提問：為什麼要有《DAU》？為什麼要以這樣徹底的方式、以這樣奢侈的代價實現《DAU》？對於一段黑暗的歷史，為了批判它，真的需要複製它嗎？
觀看過影片的人，一定會對電影模糊虛構和真實的做法感到心驚。以人對他人境況的體察，多數觀眾都會傾向於做出角色扮演者確實在殺戮、或者確實在受到折磨的判斷。
和娜塔莎上演真實床戲的法國學者盧克（Luc Bige）說起那一夜，表示自己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被身邊人灌醉了，第二天早上全身赤裸地醒來，不看電影根本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確信，整件事情都是按照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的設計發生的：“他沒有劇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設置好一些情況，一些足以使事情發生的傾向，這樣他就可以操縱我們了。”
娜塔莎的扮演者娜塔莉則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他們在項目中是在真實地生活，攝影機只是如實地記錄，他們沒有劇本，對導演也有完全的信任。但很多倫理爭議正是來自於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拍攝手法。赫爾扎諾夫斯基在整個小城片場佈滿微型攝像頭和竊聽裝置，自己和助手沒日沒夜地坐在控制室裡看人們的隱私和表演。他甚至在採訪中坦白，他們像克格勃一樣在人們家中的頂燈、檯燈裡裝了監聽器。人們為了不讓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發明出了一套暗語，反竊聽在片場是一種真實的文化。
為了確保電影的年代感，赫爾扎諾夫斯基的團隊列出了一個“禁忌詞彙表”，用剋扣薪水等懲罰方式來約束人們不要使用現代詞彙。具體的監督方式？當然還是靠竊聽。
赫爾扎諾夫斯基甚至要求項目參與者簽署保密協議，聲明發生在片場的事情就是發生在前蘇聯科學研究所的事情，這裡所有的事情都是秘密，誰對外洩露等同於洩露國家機密。
在柏林電影節《退化》的映後對談中，主持人也就媒體針對《DAU》項目的負面報道向赫爾扎諾夫斯基進行提問，希望他能對於影片中的強姦場景是否真實做出正面回應，赫爾扎諾夫斯基表示，當下人們提出的所有質疑都來源於對這個項目片面的瞭解：“這些只是整個項目1%都不到的內容。我個人認為，時間是一個關鍵的要素，人們必須花很多時間才能看到這個項目的全貌，理解這個項目的複雜性。”
在《娜塔莎》的新聞發佈會上，記者們也就項目進行、影片拍攝過程中產生的性騷擾和厭女工作環境對赫爾扎諾夫斯基猛烈發問。赫爾扎諾夫斯基間接地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反駁：人們所有的信源都是各種俄語媒體書寫的匿名舉報故事，其他媒體將這些吸引眼球的“故事”擴寫成為報道的核心，但其實這是一種非常“蘇聯式”的構陷方式，“所有這些指控者都沒有名字”。
他解釋道：“人們對於這部電影及其背後的項目提出了很多質疑，我認為電影或者我們的項目中，所有人都在非真實的情境中產生了真實的情緒、情感。《DAU》是在兩種現實交織之中的交互媒體世界。我們建造的30萬平方米場地，本質上就是一個舞臺。我們複製了一個獨立但起源於30到60年代之間的時間段。人們在那裡真實地工作和生活。來參與這個項目的人，沒有人是專業演員。即使有設計，大家都是在真實地反映。當然這其中有暴力，但是和歷史上不一樣，我們的暴力是被嚴格控制的，就像我們用自己的貨幣一樣。你沒有辦法因為這個項目成為大導演，這不是好萊塢。這是一個誠實的項目，關注人們如何清醒自主地選擇一段艱難卻豐富的人生旅程。”
今年的柏林電影節儘管有保守的國際評審團當家，但他們實在無法繞過主競賽最大的話題之作《娜塔莎》，於是敷衍地將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頒給了本片的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
赫爾扎諾夫斯基也不會在乎一個獎盃。一個藝術電影節，似乎不是他真正的戰場。他想要的，或許是對準籠罩整個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陰影揮拳重擊。但親手打造了一個深淵，亦和深淵對峙太久，誰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經自身成為惡龍。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營造學社：在古建築裡發現中國》，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