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桂軍工作照。
“52天了，第一次戴上耳機聽聽音樂。春暖花開了……一切安好。”3月18日，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醫生朱桂軍在朋友圈中這樣記錄，配圖是他同一臺鄂A牌照34路公交車的合影。五十多天前，朱桂軍隨河北省第一批援武漢醫療隊啟程，開始了抗擊新冠肺炎病毒的“戰爭”。
1月27日，朱桂軍擔任重症組組長，帶領61名醫護人員正式進駐武漢市第七醫院，負責該院接收的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每日搭乘著34路公交車往返於安置酒店和武漢七院。
“忙碌到不計日子，根本記不得每天是星期幾。”朱桂軍這樣評價這五十多天的生活。他告訴澎湃新聞，3月14日，武漢第七醫院重症病人已實現清零，目前他和他的團隊還未接到撤退指令，繼續在武漢休整待命。
3月14日，重症病房清零，隊員們將朱桂軍拋起慶祝。
曾因醫療資源匱乏備感無力
從醫24年有著豐富從業經驗的朱桂軍，參與過大小無數醫療任務，初到武漢時卻也被當時的情況震驚。“我出發時是自信滿滿的，我想我之前參與過禽流感、H7N9等疾病的治療，我認為我到了醫院就能幹活救人。”但當他到達武漢第七醫院後，才發現一切都比他想象得更糟。
他坦言：“初期的情況讓我有一種無力感，深感無力。”
使醫務人員們產生無力感最大的原因就是有限的醫療條件和匱乏的醫用資源。“那感覺就像打仗沒有武器。”朱桂軍說，武漢市第七醫院是武漢市一家成立多年的二級醫院，整體條件一般，原ICU病房條件也達不到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院感標準。
朱桂軍說，原本七院ICU病房有30多張床位，但實際上，在能保證院感要求和醫療護理質量的情況下，起初只有12張病床可以用於接收新冠肺炎危重患者。
1月31日，朱桂軍在個人的日記中這樣寫道，“1月31日，這幾天一直在協調、磨合，合理佈局重症醫學科，能在保證院感要求和醫療護理質量前提下增加床位……”，在他們的調整下，武漢七院ICU可接收危重症病人的數量上升至15人。
朱桂軍所在的重症組在武漢七院ICU病房內的工作照。受訪者供圖
醫療設備和防護物資的短缺也令他們無力，當時只有呼吸機，沒有ECMO。“初期時我申請了一臺血液淨化設備，在我到武漢第25天時才拿到。”朱桂軍告訴澎湃新聞，早期時醫護人員的防護服等物資也十分緊缺，他從河北出發時，其所在的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為隊伍貢獻了100套防護服——當時該院總共也只有200套。即使這樣，還是難以維持。為了最大限度節省防護裝備，朱桂軍給隊伍制定了6小時輪班制度，醫護人員6小時一輪班，醫療隊員們6個小時不吃不喝不去廁所。
朱桂軍說，當醫護人員們看到危重的病人因為醫療資源問題而得不到良好醫治的時候，是十分痛苦的。“理論上每個人都有權得到治療，但有時醫護人員也很無奈”。初期時的“人等床”情況，讓很多危重患者進到ICU時，事實上已經錯過了最佳搶救期。當醫療資源極度匱乏時，需要醫生做出這種判斷：哪些危重患者還有搶救空間。
“這讓我們感到痛苦，有挫敗感。”朱桂軍向澎湃新聞表示，疫情全面爆發，他可以理解醫療資源緊缺的情況，“但我有時也會想，病人如果能早一點進來，條件如果能好一點，或許情況就會好很多。”隨著後期條件的改善和物資的調配補充，以及國家診療方案的出臺，朱桂軍才感到“順暢一些”，“從早時的無力感，後來感到了有希望。”
1月27日朱桂軍達到武漢。
每一天都是高強度的戰鬥
緊急心肺復甦、靜脈給藥、心跳恢復……對於朱桂軍和在重症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來說，這裡每天都是戰鬥狀態。時刻都要警惕病人病情的突然變化，並給予及時處理。
12名醫生，48名護士和1名院感醫生管理著武漢七院ICU裡的15張床位。“61對15，卻還是感覺不夠”。每日查房，當班的醫護人員要對這15名病人檢測氧飽和度、觀察調整呼吸機參數、評估病人肝臟等其他臟器功能、檢測病人液體輸入量、維持病人血壓、調整病人用藥、制定當日的治療方案……大量繁複的工作充斥了每個醫護人員的一天。
朱桂軍舉例說，當一個病人出現氧合差的情況時，就需要醫護人員為其調整為俯臥位。仰臥位同期到俯臥位同期，看似簡單的動作至少需要5至6個醫護人員協作，保護人工氣道和其他管路及病人的容易受壓部位，將病人移到床的一側，再合力讓患者趴在床上，給病人做肺復張，調整呼吸機參數，觀察氧合情況，調整最佳呼氣末正壓……任何一個流程都不容有失。繁複中還經常伴隨著危險，有時候醫護人員對病人進行搶救等近距離操作時，病人會噴出大量飛沫，對醫護人員造成巨大的威脅。
長期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對每一位醫護人員的身體和心裡都造成影響。“我記得一個月左右的時候，每天的通勤車上沒有聲音了，都很疲憊。”朱桂軍開始想辦法鼓舞人員士氣，組織大家進行“每日一歌”大合唱，年近50歲的他還學著給隊員們跳了一段“小天鵝”，他對隊員們說的最多的是：再多的困難，我們也要堅持，大家一起努力，闖過去！
朱桂軍所在的重症組在武漢七院ICU病房內的工作照。受訪者供圖
“正常”彌顯珍貴
朱桂軍告訴澎湃新聞，每天查房時，他都要用好幾層保鮮膜包好手機帶進病房，雖然出來時的消毒程序比較麻煩，但他還堅持這樣。“我要給這些年輕的孩子們（醫護隊員）記錄下他們的風采，這是值得記錄的內容。”
朱桂軍說，他為每一位隊員感到驕傲，為每一位隊員的付出感動。“到今天為止，有的隊員面對面走過來我都不敢認，但如果他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我一眼就認得出誰是誰，因為我絕大多數時間裡，見到的都是那樣的他們。”
3月14日，武漢七院最後一位重症患者被轉運至其他醫院時，朱桂軍的隊伍裡派了一名醫護人員跟隨救護車。目的地醫院與武漢七院隔著長江，那名醫護人員就成了這支隊伍裡唯一一個走了武漢長江大橋的人。五十多天的時間裡，每個人只是往返於武漢七院和安置酒店之間，他們還沒有時間和機會觀賞武漢的景色。
朱桂軍所在的重症組在武漢七院ICU病房內的工作照。受訪者供圖
朱桂軍從河北出發時，他的妻子已經懷孕6個月。初到武漢時，由於工作太過忙碌，每天晚上與妻子視頻的時間也沒有，大多時候只是留下兩字留言，“沒事”，或是“平安”。
“想到家人心裡酸酸的，對他們確實有虧欠，感謝家人的支持。”朱桂軍告訴澎湃新聞，他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疫情可以儘快結束，過正常人的生活，正常的上班，正常的下班，正常的休息。經歷了這段歲月，“正常”彌顯珍貴。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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