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長江第一灣”
在衛星地圖中，長江猶如一條蜿蜒的綵帶，一端繫著青藏高原，一端連著東海之濱。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中國人對長江的探索從未停歇：長江的源頭在哪裡？長江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
追尋長江之源：從岷江到當曲
2008年9月的一天，青海唐古拉山谷亙古以來的寧靜被越野車的轟鳴聲打破，以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劉少創為領隊的三江源頭科學考察隊來到了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勘測長江的源頭。
河流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地球上的文明古國，無一不依河流而興起——古巴比倫文明（又稱兩河文明）源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的蘇美爾地區，古埃及文明源於尼羅河三角洲，古印度文明源於印度河和恆河流域，而中國文明則依託黃河和長江。
每條河流都有它的源頭，正如每一位炎黃子孫都有自己的祖先和家譜。中華民族對探索長江之源的執著從未停歇。
唐古拉山脈帶來的充沛水量，讓長江源頭當曲的上游地區發育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高寒沼澤溼地
先秦典籍《尚書·禹貢》中有“岷山導江”的記載，這被後人解釋為長江發源於岷江。長江真正的幹流金沙江，卻被認為是支流。東漢班固就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繩水出徼外至荊道入江”，意為金沙江從宜賓開始進入了長江。
明代徐霞客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親自循金沙江而上，抵達雲南麗江的石鼓鎮附近，發現金沙江比岷江更長——岷江經成都至宜賓不及千里，而金沙江經雲南至宜賓共兩千餘里。根據確立河流源頭“河源唯長”原則，他指出，“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為首”，岷江只是長江的支流，金沙江才是正源。
然而，徐霞客最遠只到達麗江，離真正的源頭還非常遙遠。直到清康熙年間，為編制精確的全國地圖，朝廷多次派人深入青藏高原包括今天的三江源地區勘測。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木刻版《皇輿全覽圖》上，明確標示金沙江上源為“木魯烏蘇河”（即通天河，起於長江南源當曲和西源沱沱河匯合處的囊極巴隴，終於玉樹市的巴塘河口，以下稱“金沙江”）。使臣在1720年到達通天河上游地區時，面對密如漁網的眾多河流，茫然無措，在奏章中寫道，“江源如帚，分散甚闊”，即河流多得就像掃帚一樣，百支千條，不知其源。
19世紀末，不同國籍的所謂探險家們曾多次進入三江源地區：沙俄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曾兩次到達通天河上游，美國人洛克希爾曾深入到尕爾曲（長江南源當曲的位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境內的長江源頭幹流河段——通天河支流，“曲”為藏語，意即河流），英國人韋爾伯曾到達楚瑪爾河（長江北源）上游，瑞典人斯文赫定曾到達柴達木盆地的南緣崑崙山附近，但他們都未能到達長江的源頭。
位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境內的長江源頭幹流河段——通天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前身）分別於1956年和1976年對長江源頭進行考察後，認為長江有三個源頭，即南源當曲、西源沱沱河、北源楚瑪爾河（水量小，冬季常斷流，不能作為正源），其中沱沱河最長，因而宣佈長江源頭為唐古拉山脈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側的沱沱河。從此，沱沱河被寫入中小學教科書中。
很快，社會各界就發出了不同的聲音：1986年，長江科學考察漂流探險隊實測沱沱河長346.3公里，當曲長353.1公里；1995年青海省水利志編委會編撰的《青海河流》一書中，認為沱沱河長350公里，當曲長352公里；多次深入源頭的中國探險協會會長黃孝文堅信當曲才是更長的源頭。
進入21世紀，航天遙感探測技術大規模應用於地理信息的獲取和應用，劉少創認為，確定長江源頭的時候到了。於是，科考隊在將衛星定位系統、遙感探測技術和實地勘察相結合後，得出了結論——當曲長360.8公里，沱沱河長357.6公里，當曲水量為沱沱河的5—6倍，唯有當曲的流向與長江主流向不一致，根據確定河流源頭最重要的“河源唯長”“水量唯大”原則，當曲應為長江之源。
中國人持續千年探究河源，並非只是精神意義上的尋根問祖，更是科學的研究和現實的需要，正如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孫樞所說，“源頭以及上游的生態和環境狀況，對中下游至關重要”。追溯長江之源，對長江流域的環境保護和開發利用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研究價值。
長江文化的逆襲：從永嘉之亂到靖康之亂
汩汩而下的冰雪融水匯聚，助力源遠流長的大河，為沿途農業提供了水源，文明由此孕育。從地圖上看，長江流域形如一架手推車，將中華民族的歷史，從遠古輕輕推來。
兩百萬年前，這裡開始出現人類活動的足跡。一萬多年前，這裡開始撒播文明的種子。先民在這裡披荊斬棘，狩獵耕種，構室築屋，熔鑄冶煉，河姆渡流暢素樸的彩陶、良渚神聖精美的玉器、三星堆瑰麗神奇的青銅器……依然震撼著今天的人們。
在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早期的長江文化以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為代表，隨著大一統秦帝國的建立，它們被納入了夏商周以來中華文化的主體——黃河流域的文化之中。
中國人對長江源頭的追溯歷程（製圖/溫飛）
長江文化的逆襲，來自中國古代的三次人口大遷徙——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和宋代靖康之亂，使得北方黃河流域的人口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逐步成為中華大地上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
第一次逆襲發生在東晉時期。西晉末年，黃河流域在八王之亂及“五胡亂華”的重重打擊下，“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西晉宗室、士族大量南遷，史稱“永嘉南渡”。擁有長江天塹的南京，成為重建晉廷的最佳選擇。
《晉書·王導傳》中記載：“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如“聞雞起舞”的祖逖本是范陽遒縣（今保定市淶水縣）人，被迫“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童超認為，南渡的北方人口約佔劉宋（東晉滅亡後南朝第一個朝代）總人口的1/10，約佔長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地區人口總數的1/8。
南遷的人口帶來了中原的生產技術，曾經的蠻荒之地被開闢為農田，糧食產量的增加也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在西晉滅亡後黃河流域長達兩三個世紀的戰亂和動盪中，長江流域第一次成為中華大地上人口、文化與財富的聚集之地。
清 徐楊《姑蘇繁華圖》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581年，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後統一中國，定都長安，黃河流域再次成為中華文明的中心。但頗有雄才大略的隋煬帝楊廣卻看到了經濟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趨勢，他下令修建了史無前例的超級工程——大運河。隋大業六年（610年），超過2000公里的大運河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為一體。長江北岸的揚州成為溝通南北地區的樞紐，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進入了全國信息、人口、物資的高速網絡。
唐代的文化中心尚在黃河流域，如科舉取士中，“北佔其七，而南僅居其三”。安史之亂再一次改變了局勢——雜有大批胡人的叛軍殺入黃河流域的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等地，幾百年前的歷史重演。《舊唐書·地理志》記載：“自至德（756年）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長安、洛陽）衣冠，盡投江、湘。”平叛之後，朝廷不得不把經營重心放在南方，長江流域的稻米通過大運河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取代了黃河流域粟（小米）的主體地位，從此“天下大計，仰於東南”，“賦之所出，江淮居多”。
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在文化上的徹底反轉，發生在宋代的靖康之亂後。黃河流域再遭重創，連揚州也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夢想之地變成了“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南宋·姜夔《揚州慢》）。而杭州既遠離長江，又有錢塘江的水運可資利用，成為南宋的都城。《宋史》中記載，“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於常”。人口的大量增加再次加速了長江流域的開發。自南宋中期始，“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杭州也一躍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元朝初期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寫道：“就其宏偉壯麗以及所提供的快樂而言，這座城（指杭州）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無法比擬的，生活其中的人們恍如置身天堂一般。”
現代化之路：從工商為本到走向世界
從中國地圖上看，東南部地勢平緩、河汊如網，使得長江攜帶的泥沙在中下游地區沉積，造就了肥沃的土地和古代發達的農業，也造就了今日的繁華——無數城市、古鎮和村落星羅棋佈、連綿不斷，形成了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鮮為人知的是，其雛形早在700年前的元代就已出現。
由於元代統治者重視漕運（用水路將江南的糧食運至京師），在長江流域大興水利、鼓勵墾殖灘塗、普及二熟制等，使得糧食產量大大增加，“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為低廉快速地運送糧食，海運業興起，位於蘇州太倉的劉家港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港口。海運既開，海外番舶、蠻商夷賈雲集，沿江河一帶的一些集散點漸漸發育為市鎮。
周莊隸屬江蘇省崑山市，元代沈萬三父子利用此地西接京杭大運河，東北接劉家港的優勢出海貿易，將周莊變成糧
充足的糧食為各行各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絲綢業為例，隋唐及以前一直以黃河流域為重點，至宋代形成黃河流域、四川地區和江南地區三大中心，明清時期則絕大部分集中到了江南。這種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種桑養蠶、生產絲綢的經營活動，帶動整個江南地區形成了濃重的商業氣息。小說《醒世恆言》中，描寫了明嘉靖年間施復夫婦的發家過程：
施復夫婦二人住在蘇州盛澤鎮上，靠養蠶織綢生活，本是小戶人家。由於他們織的絲綢光彩潤澤，在市場上賣的很好，賺了許多銀子。幾年後，他們增買了三四張織機，不到十年積累了幾千兩金子，後來他們又買了兩所大房子和三四十張織機，僱人織綢，成為機戶。
由此，江南走上了一條全新的發展之路——工商為本。憑藉豐富的物產、便捷的交通以及稠密的人口，桑、棉的種植日益普遍，並能快速聚集到市鎮，加工後行銷全國，遠高於糧食生產的收益又進一步刺激其擴張。至乾隆時期，蘇州城東幾乎家家戶戶從事絲織業，以蘇州為核心的江南絲綢、棉布生產居全國之首。工匠們甚至開始仿製西方的眼鏡、萬花筒，其他諸如食品加工、成衣、日用百貨、造紙印刷、珠寶、玉器、鐵器加工等也都分門別類，日趨專業。
崑曲《牡丹亭》劇照 崑曲是江南精緻藝術的代表之一
在商業競爭的刺激下，產業分工日趨精細。如明代的《天工開物》記載了景德鎮制瓷業的分工：“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僅製坯業就有淘泥、拉坯、印坯、鏇坯、畫坯、舂灰、合釉、上釉等分工，各工序環環相扣。作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精美的瓷器生產基地，景德鎮陶瓷的大量出口，使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
富裕的江南文風大盛，據《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統計，清代江蘇、浙江兩省出狀元、榜眼和探花共321人，而直隸、順天、河南三省相加僅35人，江南在文化上可說已獨佔鰲頭。在文人士大夫的推動下，江南生活全面走向精緻化，大大小小的私家園林幾乎成為中國人“詩意棲居”的理想模板，書畫、刺繡、崑曲等精緻藝術冠絕全國，江南從此成為“堆金積玉地，溫柔富貴鄉”。
鴉片戰爭後，古老的中國被迫進入海洋時代，位於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成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文明艱難地尋找現代化之路，長江文化再次引領這一全新的歷史征程——江南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等第一批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企業興起，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引領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誕生，蓄勢待發的上海浦東正向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目標挺進……長江，不僅是戰亂時期中華民族最堅實的防線，更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先驅。長江文化，不僅有長期富足帶來的平和溫潤、鍾靈毓秀，有危急存亡時的剛健堅韌、自強不息，更有現代化建設中的銳意進取、開拓創新。
結 語
武漢漢口江邊繁華的夜景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李白筆下的長江，在高山峽谷間奔湧而出、生機勃勃。而今，隨著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國家戰略，長江文化帶建設也呼之欲出，集聚全國40%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和進出口總額的長江流域及其文化，必將為中華文明輸送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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