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梁啟超重返北京城，這一次他帶來了《時務報》的筆觸與思想、時務學堂的改革經驗，與他的老師一起展開規模浩大的保國會運動。梁啟超對此既有期待，也有不安，保國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起到保國保種保教的目的呢？又要如何避免當局的猜忌與打壓，防止像強學會一樣早夭？
—— 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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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時間：1898 年
地點：北京
人物：梁啟超
京城再陷危機康梁聯合籌辦保國會
1898 年，列強掀起“瓜分狂潮”，俄、德、英、法先後租借中國土地，尋求更多權益，令“瓜分豆剖”、國家將亡的恐懼深深印刻在當時的知識分子身上。此時北京的政局也在發生變化。清流派李鴻藻、洋務派恭親王先後辭世，李鴻章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而暫時失勢，誰將主導政局前景不明。
康有為的政治敏感性再度發揮了作用，他開始上書。這次上書不同於以往的冷遇，他得到了張蔭桓的支持，還有翁同龢的接納。他終於有機會在總理衙門見到了各位大臣，他的上書被傳到了皇帝手中。在官員李盛鐸的支持下，康有為發起成立保國會，宣揚“保國、保種、保教”，拯救國家危亡。
李盛鐸（1859—1934），江西省德化縣（今九江市）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歷任清朝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察御史等職。中華民國時期，曾任大總統顧問、參政院議長、國政商榷會會長等職。
同年，梁啟超離開湖南前往北京，參加會試。這次會試他又失敗了，沒有考上功名，但更主要忙於去應對危機。他帶來了《時務報》的筆觸與思想、時務學堂的改革經驗，與他的老師一起展開規模浩大的保國會運動。與過去的強學會不同，這一次辦會他們加入了演講環節，這是過去中國士大夫文化中所少有的社會活動。
演講會中，康有為的表演能力令人難忘，他總能向聽眾灌輸一種迫切的危機感，這在當時尤其是一種罕見的能力。對於中國士大夫而言，演說是個全然陌生的技能，他們很難不在眾人面前陷入慌張，還飽受方言、口音不通之苦。“一方面中國的文人學者歷盡千辛萬苦，不斷完善其文字表達，另一方面，他們的方言、口語在表達上極不規範，疏忽懶散”，一位美國人對這種極端對比深感意外，他發現，“一個受過教育的文人的口語與一個販車賣漿、目不識丁的苦力相比，竟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
“樓上下皆滿，聽著有泣下者”，康有為自比明代大學士徐階的講學，後者在嘉靖年間靈濟宮講授陽明學時，聽眾高達五千人。很多聽眾認可了這種吸引力，一位江蘇籍官員說“入館門已聞講座，大聲擊節”，便在名錄上署了名，他對於結識梁啟超、麥孟華也頗感興奮。
當天眾人還擬定了一份《保國會章程》，來說明聚會的宗旨。“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混，思維持振濟之，故開斯會以冀求保全，名為保國會”，除去北京，他們還要在上海設立一個總會，同時“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它將設立內部管理組織與會員制，會費二兩。梁啟超這兩年起草過各式章程，他很可能也是這份章程的主要起草者。
保國會的沒落
康有為獨特的演說魅力給時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北京上層官員注意到他的存在，不過對於保國會本身而言，參與者的態度既有期待，也有不安。參與者與發起者的認知不盡相同，沒有太多人把這次聚會當真，以為它不過就是另一次京城文人聚會而已。現場秩序也不無混亂，很多人“其實不過逐隊觀光，並不識有所謂政治思想……且是日聽眾，爾我漠不相屬”，有人回憶說，演講尚未結束，現場已經一片狼藉。楊銳甚至當場睡著了。
他們對“保國會”的名稱與意義缺乏興趣，楊度甚至把它稱作“康長素茶會”。這位湖南舉人保持著對康梁師徒的一貫嘲諷，得意地說起自己與梁啟超在長沙的激辯，並樂於聽到外界將其稱為“驅梁啟超之事”。
一些廣東籍官員對於聚會選在粵東會館深感不安，他們對所有的“會”都感到恐懼，尤其是當召集者是康有為時。許應騤與兵部侍郎楊頤率先起來反對，四天後，也就是閏三月初一，第二次聚會被迫移到貴州會館召開。
可能是最初的新鮮感已然散去，或是第一次大會不令人滿意，參加第二次會議的只有不到一百人。梁啟超登臺演講，回憶了三年來京師氣氛的變化：在甲午年“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十人中充其量只有一人相信，隨著膠州灣、旅順、大連與威海的相繼割棄，再度來到北京的他發現，士大夫“憂瓜分、懼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
他還提到了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與弗蘭肯斯坦的比喻。梁啟超相信，保國會正是促進中國醒來的重要力量。但中國真的能醒來嗎？曾紀澤曾認為中國已經醒來，卻敗於日本。三年過去了，從上海、長沙到北京，更新與瓦解的力量都在生長。
相較於三年前的強學會，保國會的規格相去甚遠，沒有一位當朝大員成為公開的贊助者。這種情景也折射了北京的權力變化，清流派領袖幾乎都退隱了：李鴻藻在半年前去世；翁同龢仍不會公開表態；張之洞不信任康有為的思想與品性，為了駁斥他日漸盛行的學說，甚至撰寫了一本小冊子《勸學說》；而文廷式、陳熾、汪大燮、沈曾植、張元濟這些中層官員們要麼不在北京，要麼抱有懷疑。康梁的言論與學說帶來了不安，而梁啟超與汪康年之爭也造成了他們的分裂。
梁啟超在這一刻，既充滿期待，又不知未來如何抉擇，前往上海還是重返長沙？命運已不由他來選擇，京城與中國即將進入顛簸、興奮而不可控的時刻。
2019
時間：2019 年
地點：北京
人物：
許知遠1898 年春天，眾多舉人再度來到北京參加會試，同時面臨另一場國家危機。當我進入 1898 年時，這本傳記開始變得難以書寫，一方面材料眾多，我要面對整個 1898 年，從膠州灣危機開始的一連串北京政局變動。另一方面，梁啟超的材料非常少，他不再是整個維新中的主線式人物，他再度變成了一個參與者，作為康有為的助手出現，作為集體創作或集中行動中的一個很少留下記載的聲音出現。
我在寫到最後這三章時覺得很困惑。可能有朋友會說，之前梁啟超的面目還是相對清晰的，尤其在上海、在《時務報》、在時務學堂，好像到了最後三章突然變得模糊起來了，而翁同龢、康有為、袁世凱變得清晰起來，梁啟超去了哪裡？但我不知道梁啟超去了哪裡，也找不到任何記載他去了哪裡。從這章開始，我又開始描繪整個北京的時局變化，那種氣氛，梁啟超是這個氣氛中的一部分。
這章梁啟超等於是離開了長沙，他想回上海養病，同時他也要去北京參加會試，上一次他去北京參加會試是三年前，《馬關條約》簽署前後。他說自己被父親逼迫去會試，可能對他父親這樣一個新會的鄉村讀書人來講，不管他的兒子多麼鼎鼎大名，都趕不上金榜題名時那種快感。從這點也看出整個習俗和傳統的慣性多麼強大。此外，返京會試也可能出於梁啟超個人虛榮，或出於康有為的召喚，他的萬木草堂的同學也要去參加。
我在康有為身上特別感覺到“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1888 年他第一次給光緒帝上書，被認為是瘋子。過了十年，他開始被接納。他在總理衙門作了一番狂談，很多大臣覺得他幼稚，但在一個危機的時代，那種確定性、那種篤定會是一種力量源泉。別人都沒有辦法，這時候一個人非常明確說我有主張、我有變革的方法，儘管他可能是亂七八糟的，但其他人會不由自主去聽他的、去跟隨他。康有為這種強有力的性格，甚至封閉式的性格，在一個混亂的時期非常有力量。
— 預告 —
1898 年對於康有為和梁啟超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年，在不懈的上書之下，光緒帝終於注意到了康梁等維新力量的存在，他決定召見康有為等人，探討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康梁所期待的事情最終到來了，但同時他們也捲入到更大的漩渦之中。下一集我們將會隨著梁啟超留在北京，繼續參與新的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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