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和发展期间，统治者们都会寻求一个符合自己需求的统治方式，以期王朝世代传承。
如：
西汉由初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加强皇权，再到汉宣帝的“霸道、王道”杂治，实现强汉之名。
东汉武帝定下治国基调，和豪强、门阀合作，构建了东汉的皇权和豪强共存的政治局面。
李唐打击门阀、世族，提高寒门子弟的地位，又设藩镇拱卫中央，形成了盛唐之势。
赵宋皇族采取“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和文人集团共治天下，成为文治的巅峰。
文治武功，古代盛世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作为大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在搭建大明政治体系架构时，必定会站在历代王朝的经验和教训上，形成自己的统治风格。
他既要保证皇权能够沐浴在大明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又要兼顾元末支持他的地方士绅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地方上文武之间的势力平衡，这是极度耗费脑细胞的。
朱元璋怎么做的呢？
武治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卫所，对地方形成严密的军事监控制度。
文治上，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乡村建立老人制，由“老人”治理乡村民间的各项事务纠纷，举荐人才，收取赋税，监督官吏的贤恶良善等，成为大明“皇权不下乡”的制度下，对皇权绝对效忠的乡村统治的基层力量。
卫所和老人制，构成明朝地方的文武制度
他们在朱元璋构建的大明政治体系中，以半民半公（具有公职的百姓，并不是真正的官）的身份扮演着皇权、民间之间信息互通的角色，传达帝王的旨意。
注意，这里的“老人”，不是指按年龄划分的老年人，而是指地方乡村上的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士绅，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部分是上了年纪的长者。
其老人须令本里众人推举平日公直，人所翻及者，或三名、五名、十名，报名在官，令其剖决。---《教民榜文》
合设耆老，须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闲吏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当该官吏答四十。---《大明律.户律》
明太祖朱元璋
事实上，利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甚至是年高有德的老人（这里是指年纪大的男子）来管理乡政，其实由来已久。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由分封制向集权制转变，各诸侯国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在乡村设置“三老”制度。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正式将“三老制度”纳入国家政务体系，以此负责对乡村事务的管理。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高帝纪上》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三老”是官职名，实际上是由一名德高望重的人（大多是老年人）来担任。
此后，唐、宋在乡村基层的统治机构上虽然有所变化 , 如：唐朝使用的是“里正制”，宋朝采取的是“乡都制”，但其本质都是利用乡村有威望，有经验的老年人来辅助知县治理乡政，也是对代表皇权的知县的权力补充。
汉高祖刘邦确立的“三老制”，被唐、宋、明继承和发展
那朱元璋的“老人制”和汉朝的“三老制”、唐朝的“里正制”、宋朝的“乡都制”有什么区别呢？
四种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汉、唐、宋的乡村基层治理机构都处在县级政府的管辖下，他们必须接受知县的领导和管理，协助知县维护地方安定，处理乡民纠纷，保障地方赋税，对知县负责。
而在朱元璋的“老人制”下，担任“老人”的士绅们在职责上和汉、唐、宋的士绅大体一致，但关键时刻可以绕过知县，直接和皇帝本人沟通。
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老人制”和汉朝“三老制”、唐朝“里正制”、宋朝“乡都制”的本质区别，即：朱元璋会在他认为的必要时刻，由国家出钱、出力，邀请各地“老人”奔赴京师参加朝政，学习完成后归乡参与地方治理。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吏部，令天下州县选民间耆年有德者，每里一人，以次来朝，既至令随朝观政，三月遣归。---《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九十八》
公讳溥化，字次诚……洪武壬申，以老人应诏，面听宣谕，回奉督挑堰塘，官民咸悦。---《新安文献志》
明朝朝堂
除此外，朱元璋还会对能力、品性都很出众的“老人”进行授官，从而改变他们半民半公的尴尬身份，成为大明朝的正式公务员，光宗耀祖。
如：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老人”陈原九被任命为松江知府①；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徽州歙县“老人”胡伯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②等等，试想下，此前还是老百姓一个，顷刻间成为一名地级市的市长，或直接进入中央检察院任职，将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吧！
朱元璋设置的“老人制”，既完善了明朝政治体系的建设，也加强了对皇权的集中，那么，“老人制”在明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明朝官员
1、处理乡民之间的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
之前汪郎就已经指出，担任了“老人”的地方士绅，虽然皇权赋予了他们可以直接面圣的特权，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其主要任务还是协助知县做好本地俗事的处理，能不惊动知县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交通、通信、政府部门内部架构等原因，知县虽然代表皇权，但其精力有限，根本做不到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故而，知县的最大职责是主要在于几点：向百姓宣导皇权的恩典，如免税；在地方选拔人才（科举童子试中的第一层选拔），实行教化之功，这体现了皇权对教育的重视；处理一些危害王朝稳定或社会安宁的事件，如：小范围的民变、自然灾害、刑事案件等。
知县一般不会出县衙的
至于民事纠纷，如：田地、房产、婚姻、打架斗殴、债务、偷盗、私宰耕牛、损坏农具庄稼等等，在宗族盘根错杂的乡村，作为外来的知县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好。
一县之广，这样的纠纷实在是太多了，知县只能依靠治下的各乡村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解决。
当然，并不是说民事纠纷的官司就不能在县衙大堂上去打，除非遇到两点，才会击鼓垒堂，由知县出面审理断决，一是民事纠纷闹大了，或出了人命，或有暴乱的迹象；一是当事人对“老人”处理的结果不服，想要上诉的。
这一点，对明初的社会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朝县官断案
2、监督官吏，保护乡民不受官吏欺凌。
朱元璋的出身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元朝社会的最底层，做过和尚，当过乞丐，这是他的人生履历。正是这些过往，让饱尝过生活艰辛的他深知民生的重要性。
故而，他对百姓的生存极为重视、对官员的贪腐极为厌恶。
明朝初期，朱元璋在提出“休养生息”的政策后，既由官僚代表皇权对民间进行统治，又允许民间对官员实行监督，而具体执行监督任务的就是“老人”。
由民监督官，这在历史上却是第一次。
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大明律》
剥皮萱草，朱元璋的治贪手段
这条律法不可谓不严厉。
身为地方官，只要你贪婪、害民的事实一旦确立，代表皇权庄严之地的府衙都保不住你，“老人”有权力带着百姓冲进府衙，把你给绑了押送京师等待皇权裁决，而不算谋逆。
当然，对于那些被诬告的地方官，“老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上奏朝廷，或者直接面圣，挽救他们的声誉。
事实上，朱元璋在吏治上分了两步走，一是建立监察制度，一就是由民纠官。
这也是为什么洪武朝的官场在大明276年的国祚中，廉洁度和办事效率都是最高的原因。
民纠官，就问你怕不怕！
御史，明朝的监察人员
3、劝督农业生产，维护地方民风淳善。
农业是中国古代历朝统治的根本，明朝自然也不例外。
建立在元末战争废墟上的大明朝，社会经济凋敝，急于恢复民生，而要恢复民生，必须先稳定农业生产。
在这基础上，朱元璋对春种秋收的农业作息极为重视，建立老人制度，就是要在散州（类似于县级市）、县等地方基层官府无法触及的乡村，由“老人”来代替地方官府对百姓进行春耕作业的督促，贯彻朝廷农业生产政策的实施。
农忙时节，如果因为懒惰而耽误了生产，这是朱元璋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为此，朱元璋令户部在各乡设置“木铎老人”，各村设置一面大鼓，每逢农忙时节，“老人”必须击打大鼓督促农户及时完成农业生产，而对于那些懒惰的农家，“老人”必须给予处罚。
春耕，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
除了劝督农业生产外，“老人”还要完成一项强化乡民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即每月六次持铎在乡间巡回，宣讲朱元璋的“六谕”，以此对乡民进行教化，劝民为善，提倡相亲相爱的淳朴民风，稳定地方治安。
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五》
除了宣讲“六谕”外，《教民榜文》、《大诰》等朱元璋制定的向民间颁布的普法手册，也同样得到贯彻实行。
这样的措施，不仅稳固了儒家社会伦理道德成为明朝社会的生活行为准则，也为朱元璋打造的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稳定性高的农业强国起到了最关键性的作用。
孝敬父母是明朝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
汪郎说：
不管朱元璋建立老人制的初衷如何，老人制在明初的近百年间，对明朝乡村组织的管理及对民众的凝聚力，社会秩序的稳定，民生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这一点看，老人制的确是明朝治理乡村的良策。
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老人制毕竟是皇权集中后的产物，但其作为明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又和常规意义上的官僚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只是明朝地方官府的权力触角的延伸和补充，尽管“老人”的社会地位在地方州县的衙役、胥吏之上，仅次于秀才。③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尤其是嘉靖时期，老人制遭到大幅度的破坏，日益废弛，即使还保留完善的老人制度的乡间，“老人”不再是乡民的意见代表，竟然和地方官员一起参与对百姓的强取豪夺，加派赋税，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也败坏了乡民之间的纯良风气和凝聚力。
汪郎以为，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时期，53名倭寇能从会稽县（绍兴）一路攻杀到南京城下，而明军无法截住的主要原因。
真乃世事无常！
注：
①《松江府志.卷五七.志余.遗事》
②《徽州府志.卷六.选举.荐辟.国朝》
③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朱元璋审定的官民服饰制度中，“老人”的服饰与秀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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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老人”已经成为鱼肉百姓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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