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与曾拍摄《刺客聂隐娘》的侯孝贤导演齐名，被公认为“台湾新电影”重要先驱之一。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绘台北城市在生活型态转变下，华人中产阶级的感情生活，运镜笔触细腻，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华语电影的导演，他不走商业电影的套路，转向了别样艺术的创造。
1985年的《青梅竹马》，探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男女心理。1986年拍摄《恐怖份子》，以其特殊的叙事风格，及对现代都市中人们深刻的观察，获得国际许多奖项的肯定。1989年成立“杨德昌电影公司”，1991年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引起广大的讨论，杨德昌更被日本“电影旬报”选为年度电影奖的最佳外国导演。
《青梅竹马》剧照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张震和女主
2000年的《一一》，承续以往擅长的多条叙述线、理性思辩的叙述风格，深刻检视当代的台北都会，更为他夺得至高荣誉的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成为目前为止，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台湾籍导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一》：
《一一》
A:故事始于一场婚礼，终于一场葬礼。
简南俊的小舅子阿弟结婚，一家人其乐融融，阿弟的前女友意外杀出，婆婆心情不好回家，接着，婆婆意外病倒昏迷，医生说大家要多和婆婆说话，唤起她的意识。
因此，这一场变故，也为家中所有人提供了契机。婆婆很像是一个“树洞”或是“菩萨”，每位家庭成员都可以无所顾虑地和她说些什么，颇有点自言自语的意思，犹如自省。在这场自省中，有人虚伪，有人真诚，有人不愿开口，有人在半夜才去说些什么。
B:这似乎更像是一场家庭实验，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
简南俊的妻子去了山中修行，简南俊因为生意关系去到东京，和阔别已久的初恋重逢；
小舅子阿弟在新婚女友、前女友、金钱中迷失险些自杀；
女儿婷婷陷入一场令人有些后怕的三角恋；
儿子简洋洋开始拿起相机，拍了很多背影，希望帮别人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各自，或奔溃，或挣扎，或心痛，或平静，经历着自己的人生，最后又重新聚在了婆婆的葬礼上。
在电影的表现上，可以获得诸多肉眼可见的信息，譬如，这是一个小有资产的中产家庭，丈夫在企业当高管，妻子则是公务员，有一双儿女，出行有车，住着漂亮的公寓，老人生病了也请得起保姆照看，小儿子才上小学就有自己的相机……
尽管生活富足，吃穿不愁，但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出现：
生活陷入了日复一日枯燥的循环中怎么办？人到中年和曾经深爱的初恋女友相遇怎么办？要重新在一起吗？很羡慕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爱情，可当爱情降临到自己头上又是如何呢？到底怎么才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呢？要如何面对至亲的离世呢？
电影时不时会丢出这些问题，表面上在让角色演绎故事做出选择，但真正被质问的，其实是看故事的我们。这种感受犹如石头扔进湖水，漾起一串串波澜，等你回过神来，才发现湖水如心，石头下沉，记忆也会跟着翻滚，想起很多。
小儿子简洋洋的存在为电影提供了另外的视角，同时也像是一个注脚，在外婆的葬礼上，他掏出了信缓缓念出：
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亮点：
A:一般电影中的对话镜头会采用正反打之类的客观镜头，而这部《一一》出现了多次如上图这样的镜头处理。这种方式给人一种感觉像是她在跟你讲话、跟你倾诉。你就好像站在敏敏的对面，认真地聆听。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中另外一种用于对话的镜头语言表达方式。两者都因有一种纪录片式独白的感觉而显得十分真实。婷婷、敏敏、NJ、慧玲都通过跟卧床不起的婆婆聊天直接地抒发情绪。即便洋洋没有跟婆婆聊天，但也很好地刻画了洋洋单纯、早熟的形象。此外也为洋洋在结尾像婆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愿意陪婆婆、跟她聊天设下了一个“扣子”。
B:这部台湾文艺电影，拥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细节包括固定长镜头的运用、道具，比如新婚夫妻合照的大相框的重现；情节的连贯迭加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矛盾处理,比如两个邻居家庭夫妻关系的对比……无不暗示着生命的轮回、生活的繁杂。这次，我想娓娓道来的是传说中的“一分钟暂停三分钟，两三四天才看完”的杨导电影台词的抓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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