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處於一窮二白的地步，而且工業基礎非常弱，毛澤東曾說我們“不要說飛機，就連汽車、拖拉機、坦克全都不能造，只能造桌椅板凳，還能造茶碗茶壺。”在解放前，中國的汽車工業基本為零，零零散散有一些地方組裝過汽車，然後宣稱是自主生產的，其實沒有工業化的生產線，而且配件多是買來的，然後東拼西湊。不過，我國之後一步步地有了解放卡車、紅旗轎車。在基本真空的環境下，我國的汽車技術從哪學來呢？
從1951年開始，朝鮮戰爭之後，美國糾集其他西方國家在聯合國通過了對華禁運、貿易管制的決議。在巴黎還成立了一個非正式國際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主要統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管制事務。卡車作為一種可能用於軍事運輸的裝備正在禁運清單上，還有一些其他的設備如內燃機也在禁運管制清單裡。在對華封鎖的大環境下，中國怎麼逐步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呢？
1、蘇聯老大哥援建工業基礎
蘇聯吉斯150卡車
第一輛中國自產的解放牌汽車在1956年7月13日出廠。最初的解放車參考了蘇聯的吉斯-150型載重汽車。1949年，毛澤東即參觀過斯大林汽車製造廠。蘇聯的汽車工廠，刺激了毛澤東的決心，說“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大工廠”。1950年2月14日，中國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約定了一批蘇聯援建重點工業項目，第一汽車製造廠就是重點工業建設項目之一。汽車工廠在1953年奠基建設，到1956汽車下產線，在當時的條件下實屬不易，這離不開蘇聯的幫助，新中國的工業基礎正是蘇聯老大哥幫忙建起來。蘇聯給予了中國全套的廠房、設備圖紙和生產技術，派專家來培訓中國工人，中國也派去幾批“實習生”到蘇聯汽車工廠學習。
不過，我們的目標遠不止此。生產了卡車，還不能生產轎車，當時領導人開的萬國牌，哪個國家的都有：蘇聯的吉斯牌、捷克的斯柯達、德國的奔馳、法國的雷諾……。近代以來，跑在中國的轎車都是進口車。1949年，毛澤東在北京西苑機場閱兵坐的是一輛繳獲來的美國敞篷吉普，警衛員為了保護毛主席，身體挨著毛，但空間太小，一隻腳耷拉在車外面，樣子非常不嚴肅。後來斯大林看到了這張照片，送了毛澤東一輛吉斯轎車。
新中國建立了，領導人什麼時候才能坐上自己國家產的轎車呢？1957年5月，管工業機械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下達命令，要長春一汽再接再厲，設計製造我國自主生產的轎車。可是，造轎車要比造卡車難，技術含量更高，最發愁的是，很多工人師傅連轎車都沒摸過，談何製造。
毛澤東在西苑機場閱兵
2、轎車抄現成的，中共領導人也捐車
創造從仿造開始。除了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一汽也獲得了來自中國領導人的額外關愛——向一汽贈送汽車以供研究。最早贈車的高風亮節、仁義厚重的朱老總。1957年6月22日的《人民日報》登出消息稱朱德主動把捷克斯洛伐克送自己的斯柯達轎車送給一汽作參考樣品。1895年斯柯達汽車公司即在捷克布拉格創建，奔馳也不過是1871年成立，比斯柯達早不了幾年。在當時，論歷史和技術，斯柯達完全是排得上號的。而且，當時的捷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中國關係親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捷克向朱德贈車。
和朱德的汽車一起送去一汽的，還有一輛由國家技術委員贈送的法國“西姆卡”轎車。另外，一汽也另外找了一些其他牌子的汽車（比如奔馳190）來學習。
新中國的第一輛轎車並不是我們後來所熟知的“紅旗”，而是在1958年5月5日誕生的“東風”轎車。取“東風”，意思是“東風壓倒西風”，這是毛澤東的一句話，意思是冷戰中的社會主義陣營必勝過西方資本主義。1958年5月21日，這輛轎車被送到北京中南海，毛澤東坐上去兜風，感慨終於有了咱們自己的轎車了。周恩來也來參觀，看出發動機是抄奔馳的，說了一句鼓勵性的話，“抄是允許的，外國人也互相抄，但應抄的巧妙，關鍵是技術抄，非關鍵件就可以改，使人看不出來”。無可避諱，在那個時代，抄確實是中國自主之路的開始。
東風轎車（黑色汽車）
不過，“東風”是緊湊型車，作為領導人座駕需要更寬敞的高級轎車。一汽又馬不停蹄製造新車。這次慷慨解囊的領導人是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製造高級轎車一汽遇到同樣的問題——樣車。
一汽自己找了一輛“克萊斯勒帝國”高級轎車。周恩來又把自己的法國雷諾牌汽車送給了一汽，讓一汽研究。仿製工作順利進行。“東風”成功的一年後，1959年9月，一批自主製造的高級轎車被送到北京展覽，10月1日，新中國十週年大慶，領導人坐了其中的兩輛檢閱部隊。這批高級轎車就是第一批“紅旗”轎車——紅旗CA72。
1965年春，一汽接中央指示製造“紅旗三排座”轎車，又遇到難處。周總理再次出面幫助了紅旗。這種高級轎車樣板就更少了，全北京也沒幾輛。一汽的廠長找來找去，盯上了陳毅陳老總的車。他有一輛“奔馳600”。原先，他只想借用，便向汽車局局長鬍亮打招呼，看能不能想辦法。不多久，不知道這件事怎麼傳到周總理那了，周總理去找陳毅說，說他的車太招搖了，群眾看見不好，不如給一汽，支持國產汽車製造。
霸氣的奔馳600 pullman
陳老總的車還沒開幾天也進了一汽。這輛車沒被拆，只是作為參考樣板放在一汽的倉庫裡。2014年，這輛車在德國奔馳博物館進行拍賣，因為一汽和大眾合資開公司，這個倉庫歸了合資公司。大眾有一個德國工程師看到了倉庫裡這輛豪車，於是想方設法弄到了德國，後來被拍賣掉了。奔馳600一共只生產過2677臺，本來就是限量版。這輛車是奔馳600 Pullman，只有428臺，更是限量版中的限量版，非常貴。只可惜陳老總的一片心意最後飛去了德國。
據當時的參與轎車設計的呂彥斌說。他們自己也找了很多其他車來參考，希望能“博採眾長”。他們還借鑑了福特林肯、通用凱迪拉克。呂彥斌說，紅旗三排轎車前面仿林肯，中間仿克萊斯勒，後面仿凱迪拉克。早年的轎車就是這樣的“混搭風”。
紅旗三排座轎車
3、西方民間貿易企業
卡車製造方面除了蘇聯幫助，還有一些西方民間貿易企業突破對華禁運限制，向中國出口了一些卡車和相關技術。實際上，1962年，中蘇交惡，蘇聯專家撤出中國，中國便不再能從蘇聯獲得技術援助了。
不過，我們依然有多種途徑衝破種種封鎖發展自己，也有很多國際友人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願意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1954年，“英中貿易48家集團”成立，作為民間組織，促進中英貿易。在法國，也有一位汽車企業家——保羅·貝利埃（Paul Berliet），在突破封鎖與共產主義國家做生意。
貝利埃和中國人合作
1962年，保羅·貝利埃繼承父親做了貝利埃汽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貝利埃首先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開廠，這些地方不受貿易管制的約束，他從這裡賣汽車給中國。當時，正是中蘇關係破裂，中國需要另外尋求汽車貿易合作方的時候。1963年，周恩來參觀了貝利埃位於摩洛哥的汽車廠，還在1964年初，參觀了阿爾及利亞的另一座貝利埃工廠。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與我國的關係很好，當時是這樣，現在也不錯。當時，中國還在一窮二白的時候，就經常援助這些第三世界小兄弟了。
貝利埃當然不是慈善家，但在中法未正式建交前，願意與中國做生意，對中國來說，依然是一份重要的來自西方社會民間力量的友誼。
1964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戴高樂和中國政府約定在北京舉辦法國工業展覽會。貝利埃也派汽車隊參加，之後向中國出售卡車，轉讓技術，甚至幫助中國培訓工人，宛如當年蘇聯老大哥。
1958年到1976年，貝利埃一共對華出售卡車11290輛。後來，貝利埃在法國看到一張來自中國的照片，展示了中國的紅巖CQ254卡車，該卡車正是以貝利埃卡車為原型仿造的，而紅巖CQ254不是唯一借鑑貝利埃卡車的中國車型。他為中國培訓的技術工人在中國發揮了他們的作用。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去法國的時候，還接見過貝利埃。
貝利埃卡車在中國
總之，在那樣環境惡劣，技術貧乏的年代。我們靠仿造走出了一條中國的汽車路，在這條道路上有許許多多的人傾注了友誼和心血，這一切都值得紀念。貝利埃去世，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還特別發訃告悼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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