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课本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作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就是《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

但是如果要说在晚清官员中，谁是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人？我相信很多人开始摸脑袋了。那就follow me吧。

初识日本

1862年6月13日上午，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我自己想象的天气状况)，在黄浦江面上海码头停泊着一艘船，船上装满了海参、鱼翅、海带、鲍鱼等多种海产品以及漆器、纸扇等物品，桅杆上挂着膏药旗，没错，这是一艘日本船，准确地说，这是日本的一艘商贸船，名字叫"千岁丸"。

"丸"在日本小孩、狗、刀、船的名字中经常使用这一后缀。日本人给船起名字也总喜欢带个"丸"字，有一种说法是因袭外来语mallship中的mall，指代商船，"丸"前的名字往往是人名、地名或组织名，总体意为"某某的船"。

而此时的上海境内被一股农民起义军围困着，这部分起义军叫做太平军。

这伙日本人在此时来到被围困的上海做什么？

就一件事：同中国做买卖。

这是日本自17世纪中叶实行锁国政策以来首次向中国派出贸易商船，当时日本统治阶层被称为-----德川幕府。

此时的日本还未与清朝建立正式商贸关系，这伙日本贸易使团官员便在在荷兰驻上海领事带领陪同下，前往上海道台衙门拜访了道台吴煦，欲请"凭荷兰商人报关进口"，"试做买卖"。同时"求准该国商船专来上海一口贸易，并设一领事官赁屋而居，照料本国船商完税等事"。这时候的日本态度还是很谦恭的，请求在中国做生意，并请求租赁房屋居住，可以照顾日本的生意和税务之类的杂事。

此时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正在上海，这就是我们文章的主角，他就是刚被清政府授予署江苏巡抚之职的李鸿章。

他现在正率领淮军驰援上海，因为太平军此时围困了上海，当吴煦将与日本贸易使团交涉的相关事宜向他报告时，李鸿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这事。他这时的首要任务是率领淮军解除太平军对上海的围困。好在此事有南洋通商大臣薛焕

不过，通过吴煦的报告使李鸿章对日本有了一个初步了解："日本系东洋岛国，见于历代史乘。近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皆有采辑该国故实，前朝曾通中土，我国家仅有货商前赴该国采办洋铜。"

"该国从前只与西洋荷兰一国通商，相沿二百余年相安无异。自前年英、法等国骤至日本，挟以兵威，逼令立约通商。"

同时了解到："日本土产无多，向为本国商贾谋生之计，今为西洋商人占尽利权。此次日本来沪求通商贸易，是因其意识到与其货物为西商畈运获利，不若自行畈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其势。

这些信息，使得李鸿章对日本有了大致的印象。他会同薛焕结合吴煦的对日主张，呈请总理衙门，可否答应日本的商贸要求，允许他们租房子，但是只准在上海贸易，不准去的其他口岸做生意，"不准擅赴别口贸易"。

但是遗憾的是这呈文最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核复，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是不反对与日本开展通商贸易的，至少不反对在上海与日本通商贸易。

1862年12月初，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同时太平军对上海的围困也已经解除，这为李鸿章完成收复苏南的任务打下了基础。

出于收复苏南的需要，李鸿章一边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一边聘请英国人马格里及任命韩殿甲、丁日昌（不是丁汝昌，也不是邓世昌）等在上海陆续开设了三所洋炮局。

洋炮局自行制造西式枪炮、弹药。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了解到：日本为摆脱英、法势力的压制，"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洋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于是，他在借鉴日本经验后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当时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指导思想。

1864年3月，又有日本派出的官船"健顺丸"来到上海求售所携带货物。

当时是上海道台以乾隆四十六年以户部颁发的《江海关则例》为据，准予该船货物的商贸请求，然后催促该官船"赶售货物,迅速出口回国"，卖货可以，卖完赶紧走。

此次上海道台处理"健顺丸"所带货物的方式，得到了李鸿章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日本与中国通商做生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开放通商口岸了，无论来的国家远近强弱，来的都是客，我们都要接待，不能阻挡。"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在这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中，李鸿章明确表达了中国应该与日本通商贸易的主张。

1868是日本德川幕府与明治政府政权交替之时。在这一年，先有德川幕府政权下派官员传信与上海道台应宝时，表示将派员到上海"传习学术或经营商业"并"就便侨寓"，希望应宝时予以照应。后又有明治政府的首任外务卿清原宣嘉来函告知：他将"钦承皇室之德意"，与中国方面"以修善邻之好"。

不过，这时候在大清国的皖、苏、鲁、豫四省爆发了另外一支起义军---捻军，他们与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就是所灭。

所以这期间的李鸿章正奉命在河南、山东一带剿捻，而且是最关键的一年，即将要剿清"匪患"了，因此对这一年的中日交涉问题他未能予以关注。

中日签约

1869年，成立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利用当时欧美国家间的矛盾，通过派使节到各国活动，收回了原幕府出让给欧美国家的一些权益。与此同时，政府内的一些官员也乘此提出了借使节到各国活动之机，借助英、法强国为媒介或直接对中国展开遣使、缔结通商条约的外交活动的建议。

于是，明治政府外务省在1870年8月派出了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花房虎太郎、文书权正郑永宁等前来同中国商议通讯通商事宜。

9月初，柳原一行先到上海，月底到达天津。10月初，先后拜访了通商大臣成林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随后托成林转交所带书函与总理衙门。该书函主要表达了目前中日间"唯有商舶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的遗憾，日方希望中日之间不仅仅是做生意这么简单，而是要升华一个层次，希望两国正式签订一个"中日和亲条约"。

总理衙门大臣在接到日本方面的书函及条约底本后，一面照会日本外务卿："中国与贵国久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

总理衙门表示愿意继续保持通商关系，但不主张缔结相关条约；一面将书函及条约底本下发给李鸿章等地方大员，让他们预先酌议，对是否立约及如何立约提出自己的看法。李鸿章以他多年来对日本的了解，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现在日本已经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了，他们要与我中国立约通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日本不同于朝鲜、琉球、越南这几个国家，它一向不是中国的属国，不奉正朔，如果拒绝的他们的要求，他们再通过西各国要求我们立约，到时候作为中方，似乎更失了一计。"似不如就其纳款之时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羁縻"，羁縻就是"笼络，怀柔"。

很显然，李鸿章在与日本立约问题上的主张是非常明确的，且认为通过立约还可达到"稍事羁縻"的目的，来日或可少树一敌。或许是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总理衙门大臣一改之前的不与日本立约决定，认为"前西方各国，均各允所请，而惟于日本近在东洋，坚为拒绝，似非一视同仁之意。此时坚拒所请，异日该国复浼英、法为介绍，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连，在我反牢宠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

总理衙门最终明确两国于明年在天津立约的意向，同时还令李鸿章督预筹立约相关事项。而柳原一行此行的目的也基本达到，11月初他们很愉快地从天津启程回国。

李鸿章在接受预筹立约任务后，把立约底稿交付两江总督曾国藩请示，同时还请旨将办理上海洋务十余年，熟悉情形，堪以委任的前上海道台应时召回，让应时"附搭轮船，迅速兼程来津，筹商办理"。

1871年7月上旬，李鸿章被授命为全权大臣以办理与日本国的通商条约事务。同时，日本也派出了修约使团，修约使团这次更换了配置：大藏卿伊达宗城是使臣，前任使臣柳原前光则被任命为该使团副使。

经过两个月的商讨磋商，最终在8月底中日双方基本确立条约款项，9月中旬，李鸿章与伊达宗城在天津的山西会馆签字画押，并约定一年后日本再派人员来华换约。不久，日本修约使团回国。这次签约被称为《天津修约》，各位读者注意，是天津修约，千万不要当成中日《天津条约》。

李鸿章作为此修约的全员大臣与日本修约使团的交涉过程中，对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觉日本使团成员虽然表恭谨客气，可是内心都很自负轻狂，日本国内贫穷而多贪欲，奸诈而少信义，他们的文字与中国类同，特别是副使柳原前光，颇习华书，深悉中国国情，可以是个中国通。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以及现实中洋商、洋货进人内地后所带来的危害，李鸿章在双方签约之时，特别向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强调：不能让日本有着一体均沾之望，一定要杜绝日本获取前往我国内地通商之利。因为日本一旦"攫取我内地之利"，必"浸移我内地之民"；其将"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因此，最后商定的条规和章程中基本规避了这两点。可以说，李鸿章认识还是很有前瞻性的。

中日天津修约应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是近代中日两国官方之间正式邦交的开始。可是没想到这个修约第二年起了一阵波折。

1872年4.5月间，还没有换约的时间，柳原前光便又带着随从四五人，经上海来天津直隶总督府觐见李鸿章，呈递所带之外务卿副岛种臣、前使臣伊达宗城致李鸿章的照会文稿，其中副岛种臣照会文稿中竟然要求要修改条约一些内容。

李鸿章拆阅照会后，十分生气，当面责问柳原："约已议定，何可遽改？两国条约派全权大臣议定，所谓全权者，各有自主之权。伊达宗城若不能作主，即不应与我定议，既经定议，断不能遭然改悔。"

李鸿章态度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日方的改约要求。当然李鸿章也是有礼有节处理了这件事，他对柳原表示：待两国换约之后，若有可以通融之事是可以随事斟酌商办的，但改约断不能行。再次表明了他的态度。柳原等只好无功悻悻而返。

到了1873年2月，日本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李湾章则被总署大臣奏派为与日本使臣换约的大臣。4月底，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副岛种臣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批准书。这样，中日间自1870年8.9月间开始的修约交涉活动终于落下帷幕。

驻日公使

在1870年至1873年的中日交涉过程中，李鸿章还曾多次呼吁向日本派驻领事、公使。

近代中国人关注对外派驻公使问题，是从1867年开始。由于这年正是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10年的修约届期，总理衙门为预筹修约事宜，饬请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各抒己见，提一些建议，

其中李鸿章就认为，"派遣使节"十分重要，1870年，当日本派柳原前光等前来商议通商立约事宜之时，除了赞成与日本通商立约之外，李鸿章还强调："所最要者，在立约后中国或派大员常驻该国京师"，派遣使节常驻日本京师主要有着几种作用：

可以更方便和深入了解日本国情。

增加联系，加强友谊。

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利，可以防止日本被西方国家勾结。

西方国家距离中国甚远，华商很少，而日本近在肘腋，华商较多，派驻使节可以更方便处理商务之事。

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将来可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派遣江、浙熟习东洋情形之人往驻京师，管束我国商民"，对将来选派驻日公使、领事之事作了初步设想。

1871年的中日修约中明文规定"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这将向日派驻领事、公使的主张进一步明确化。

《修好条规》签订后，上文说过，日本一方面试图改约，另一方面开始着手遴选人员担任驻华公使。1873年2月，被日本派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的外务卿副岛种臣，同时充当了首任驻华公使。

然而，中国方面并未为此作任何安排，一直迟迟没有派出公使。直到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李鸿章又一次强调向日本派驻公使、领事的主张。他结合日本侵台事件，认为如果在日本设有中国公使，就能提前预防和组织日本侵略台湾，说不定日本不会向台湾发兵。即使已经发兵，驻日使臣处理外交事务也更加方便。

他再次呼吁："今台事粗定，此举未可再缓，拟请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遵选熟习洋情，明练边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员，请旨赏给崇衔，派往驻扎日本公使。"

可是这件事还是被一拖再拖，直到1876年9月，清政府才任命一名叫做许钤身的官员充任日本国正使，可是1877年1月，因许钤身另派往福建船政局任职，于是又让副使何如璋改任正使。同年11月，何如璋到达日本。晚清向日派驻公使之事，最终得以实现。

通过李鸿章提出的一系列对日主张，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李鸿章的对日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和世界潮流的，所以说李鸿章是"晚清大员中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人"，这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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