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派”是兴起于南宋末年的文学流派，在晚宋文坛上，江湖派诗人的生活及创作方式并没有长久的持续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其他文士一起，经历了蒙元灭宋的天崩地裂时刻。
但是，在这国家沦亡之际，许多文士既没有缄默不言、集体失语，又没有自我麻痹、艳舞醉歌，也没有退避山林、静观云涌风起，而是以其自身的行动及文学创作，展示出耿耿民族正气和坚贞节操，集中体现了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历经家国丧亡的深痛悲哀。宋末文士的这种表现，与其他时代有着明显不同。
一 、靖难赴死彰显忠义
处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能否勇敢地站在与敌斗争的前沿阵地，进行殊死搏斗，堪称是检验真正具备热爱祖国及高尚人品格范的试金石。文天祥、谢枋得等人，以自己的表现给予了最好的答案。
1.展示爱国忠诚：
文天祥是宋末时期最为耀眼夺目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形象。他年少志高:
“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恭帝德祐元年(1275)，蒙古大兵渡过长江，朝廷诏告天下起兵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他原本家财丰厚、生活奢华，“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他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抗敌救国的事业之中。可惜，由于蒙古军队过于强大，南宋终归覆亡，文天祥兵败被俘，他顶住多次威逼利诱的考验，选择了为国尽忠。“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向)拜而死”。他的行为，真正践行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誓言。
（以上见于《宋史》《文天祥传》） 民族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一方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了爱国精神，另一方面则在创作上抒发爱国思想。文天祥作于德祐年间起兵抗敌之时的诗歌近六百首，约占其诗作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些诗歌以反映现实的深刻而堪称“诗史”，又以真实再现自己的心迹理路可命之为“心史”，它们分别编为《指南(前)录》、《指南后录》。其中，《指南(前)录》中的诗歌，主要反映宋亡之前的赴元营谈判、遇敌脱险、追寻南宋流亡政府等情形;《指南后录》叙述被俘北行及囚禁于燕京的经历。
作者以大量诗歌再现了元兵的凶狠残暴、百姓的巨大苦难，而最为感人的则是他那深沉的爱国之情，以及为国尽忠的坚强决心。“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前录·顾诸从行者故绕去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指南后录·登楼》)、“平生读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指南后录·言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指南后录·过零丁洋》)等（以上见于《文天祥集》），都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另如散文《指南录后叙》、词作《酹江月》(乾坤能大)等，也是充满正大之气、豪壮之情的名作。
这些作品传达的深沉爱国思想感情、为国尽忠的执著信念，鼓舞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而他以身殉国的壮烈义举，更是成为无数志士仁人的学习楷模。
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谢枋得
2.践行民族大义：
谢枋得年龄比文天祥大十岁，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也是聪明过人、关心国事、崇尚忠义:“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
他也是理宗宝祐四年(1256)考中功名，与文天祥为同榜出身，考卷也都是由于极论时政而知名;
他也曾因为揭露贾似道的罪行，被免官贬谪;元兵大举贤南进时，他也投身军中、坚持抵抗。
兵败国亡之后，他“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履，东乡而哭，人不识之，以为被病也。已而去，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屡而已，委以钱，率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遂居闽中”。本来，他是想以这种隐姓埋名方式，终了此生的。
元朝政权稳定之后，多次征召南方俊才名士，谢枋均列其中，但却一一被他严词拒绝。至元二十五年(1388)，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为了邀功，强行押解他北上，第二年四月到达大都。他“问谢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
以上见于《宋史》《谢枋得传》）
谢枋得的作品传世不多，但其中不乏怜民伤时、抗敌爱国之作。如“东南干戈二十秋，人无贫富眉长愁。千人幸有一人在，两处呻吟无歌讴”(《赠何古梅学医》)、“洪钧一转岁开端，草木群生亦喜欢。安得明年此时节，江东重睹旧衣冠”(《元旦阻雨二首》其一)、“八闽英杰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旧俗风流千载事，精忠大义一般心”(《和詹苍崖韵》)。特别是他被押赴大都临行时所作《魏参政执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诗别妻子及良友》一诗，更是表现了必死决心和凛然正气: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这首诗在当时就引起极大反响，门人弟子、亲朋好友也都有感而作。下，下面就是选录其弟子蔡正孙的《和叠山先生韵》:
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鹃行。霜饕雪虐天终定，岁晚江空冰自清。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离明坤顺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讲明。
两诗相比较，可以知道他们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谢枋得的诗歌，的确具有“高风凛然”的气质风格，发挥着“廉顽立懦”、鼓舞斗志、振奋精神的巨大作用。除诗歌而外，《上丞相留忠斋书》、《与参政魏容斋书》等都是和他的爱国诗歌一类的散文名作，充分表现了以生命殉难的爱国主义思想。
文天祥与谢枋得的人生选择，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他们超越了普通人“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念，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明知“不可为”而强力“为之”;他们改变了自身的“儒生文士”形象，招兵买马、杀敌勤王，由文士而兼战士及统帅，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他们冲破了承载精神动力的极限，在太后与幼君降敌、国家已经灭亡，无君可尊、无土可守的域境中，仍然坚持抵抗、决不妥协;他们显示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巨大力量，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大丈夫”;他们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用生命验证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生观念。这一切，是他们留给后世最重要、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二、保持气节怀念故国
在宋元鼎革之际，还有一大批文士，虽然没有像文天祥、谢枋得那样舍生取义，但也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时刻以故国为念。代表人物有刘辰翁、谢翱、郑思肖等人。
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词人：刘辰翁
1.记述亡国之痛：
刘辰翁是与刘过、刘克庄并称辛派“三刘”的著名词人，他亲身经历了宋与元改朝换代的巨变，宋亡不与蒙元合作，隐居以终。他的词作，有的真实记述当时国家灭亡、君臣被掳北去的情景;有的是以“送春”、“伤春”之名，凭吊逝去的赵宋政权;还有的则是表达自己在亡国之后的痛苦，代表作就是下面这首《永遇乐》:
璧月初晴，黛云远澹，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这是刘辰翁依李清照《永遇乐》词韵所作两首词的第一首。词首有小序曰:“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以上见于《全宋词》）就这样，刘辰翁将李清照的流落江南之苦、辛弃疾壮志难酬之悲，与自己家国破灭之痛融为一体，抒发了真挚的爱国深情。同时也以殿军的身份，标志着辛派词人创作的终结。
南宋爱国诗人：谢翱
谢翱自幼秉承家学，深受“春秋大义”的影响。十八岁那年曾到临安应试而未考中进士。到了景炎元年(1276)，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统军勤王，谢翱毅然以全部家产征召数百乡兵投军，并以布衣之身担任谘议参军。
两年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被迫隐姓埋名，躲藏于民间。此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以务农、教书养家糊口，但他坚决不与元朝合作，结交之人都是反抗元朝统治的人士。对于南宋的亡国，他始终难以释怀;对于他十分敬重的文天祥之死，更是悲痛难已，除了在诗歌中表示哀悼，还多次登高设祭泣拜。《登西台恸哭记》一文，载录了他对文天祥的感情，以及与友人登西台哭祭的情形:
“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盻，悲不敢泣。……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黒。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
在谢翱的恸哭之中，寄托着他深沉的黍离之悲、爱国之情。
2.长怀故国之思：
郑思肖字所南、忆翁，但都不是原来的名与字。他的本名已不可考，“思肖”乃是宋亡之后改的名，内含思念赵氏之意。取字为“所南”，表明以“南”为“所”的思想;又字“忆翁”，所“忆”的对象自然是赵宋无疑。他题自己的居室名为“本穴世界”，实为拆字而成的“大宋世界”(“本”去“十”为大，“十”加在“穴”字之中，则为“宋”字)。
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
他“有田数十亩，寄之城南报国寺，岁收入寺，为祠其祖祢，而身亦馆榖于寺焉。遇讳，必大恸祠下。自宋亡，誓不与北人交接。于友朋座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平日喜画兰，疏花简叶，不求甚工，赋诗以题之。辞皆险谲，盖托物以写其愤懑”。（以上见于《资治通鉴后编》）
这里的“遇讳，必大恸”、“不与北人交接”，都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他在宋亡之后所画兰花，其花根皆不入土地，用以表达土地沦丧的含义。凡此种种，都表达了他与赵宋王朝极为深厚的感情，以及倔强刚直的性格。郑思肖的诗文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一是居士传》，显然是郑思肖自我思想行为的形象概括: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长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为非赵氏天下，愚哉!……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苟能深造一是之域，与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杀之亦不变，安能以伪富伪贵刍豢之?……能识一是之理，则真识一是居士矣。奚以识其精神笑貌，然后谓识一是居士也?
在南宋王朝已经覆亡、蒙元在大江南北统治已经稳固的情况下，郑思肖坚持认为国家仍然是“赵氏天下”、自己仍然是“大宋人”、宋朝“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似乎过于迂执疏阔、不识时务。但是，身为亲历亡国之巨痛、沦为无处安顿心灵的遗民，这不失为激励自己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郑思肖作品《心史》
与此同时，郑思肖也与当时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士一样，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国破家亡之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命其名为《心史》，并且写了一篇《总后叙》予以说明。
其中开列了收入的作品:“《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诗二百五十首，《杂文》自《两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后自序五篇，总目之曰《心史》。”
先看其中诗集的命名:“咸淳”(1265—1274)，是宋度宗的年号，当时南宋政权尚可支撑;“大义”，是对保持气节的推崇，既是自励、也是励人;“中兴”，则是对赵宋王朝重新东山再起的期盼与坚信。至于为何总其名为《心史》，这篇叙中接着写道:
“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载治乱，辨得失，明正朔，定纲常也。……熟知心之所以为心者，万万乎生死祸福亦莫能及之。盖实无所变，实无所坏，本然至善纯正虚莹之天也。以是，敢誓曰《心史》。”（以上见于《宋文选》）
作者认为，治世的“史”，由官方写成;乱世的“史”，则由个人写成。有良知的文人用以记述“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的诗文，都是“史”。不过，此时天下大乱，人的生命尚且难以保全，更何况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诗文);但是，自己的“心”决不会改变。
这里的“心”，就是爱国之心、重兴赵宋之心。他是坚定地不忘故国、心向赵宋，极具代表性的“遗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结束语：
宋末元初崇尚气节、追怀故国的文士，当然不止上述所列。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人数众多、地域广大、联系密切、持续时间绵长等予以概括。
如地域上包括临安、会稽、台州、浦阳、严州、庐陵、建阳、东莞等文人群体;相关人员可区分为孤臣义士、高蹈肥遁、隐于学官等类型;他们的创作主题取向多为悲恋故国、反思原因、控诉罪恶、歌颂志节等。
南宋末年的以文士为主体的爱国表现(如文天祥等人的舍生取义)，以及大量的爱国诗文作品的创作，是宋代文学、宋代文化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章，为宋代文化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史》《全宋词》《宋文选》
《资治通鉴后编》
《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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