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書櫃,裡面的英美文學名著幾乎都是宋兆霖教授翻譯的作品，這不僅因為他是我國著名的外國文學翻譯家，在翻譯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還因為他是我的二伯。
宋兆霖教授(1928-2011)，筆名林天水、雨林,浙江金華人。他1953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外國文學系，就一直在浙江大學任教，擔任浙江大學外文系主任，直至退休。他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還擔任浙江省翻譯家協會名譽會長、浙江省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等職。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翻譯生涯中，二伯的作品無數，翻譯文字達2000多萬字。其中包括是對索爾·貝婁的《赫索格》《奧吉·馬奇歷險記》《奇境》，對庫柏的小說譯作有長篇小說《最後的莫希幹人》《間諜》《殺鹿人》,還有勃朗特姐妹的小說、狄更斯的長篇小說《雙城記》《大衛·科波菲爾》等五十多種。
進入21世紀，由他組織翻譯了多套大型外國文學叢書，如十卷本《諾貝爾文學獎文庫》《諾貝爾文學獎文集》、上下卷本《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十四卷本《索爾·貝婁全集》、二十四卷本《狄更斯全集》、五十六卷本《經典印象叢書》、一百十卷本青少年版《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文庫》及《二十世紀外國小說讀本》。
特別是一百三十卷本《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文庫》的翻譯是項大工程。文庫編委會由十六位國內一流外國文學專家組成，譯者均為我國著名翻譯家，堪稱“名家名譯”，宋兆霖教授任副主編，季羨林先生任主編，而實際上季老是名譽主編，二伯是實際主編。這套在2005年至2006年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聯合出版，堪稱是我國高質量系統譯介外國文學名著經典的一個里程碑。
上世紀70年代末，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席捲中國，剛從外國文學禁錮中解放出來的國人，掀起了一股偵探小說熱，而這本西方通俗文學正是二伯與鎔榕合作翻譯的。讓二伯沒有想到的是，該書供不應求，首印七十四萬冊，後來又多次加印，總印數達三百多萬冊，還創了全國單本文學書印數的記錄。二伯說，儘管如此，購買者還是排長隊，或以翻一番的黑市價購買，還有位中央領導叫秘書來向他要了十本。但如此盛況，並沒有讓他感到自得。當我與二伯談起這本書時，他說這是最令他汗顏的翻譯作品，當時我沒有細問原因，今天想來，也許他認為那時的自己，精神上還缺少自己想要的那種自在，那屢精神的煙雲還沒能穿越時空的阻隔。也許文學翻譯是一種遺憾的藝術，翻譯者永遠都覺得還應該翻譯得更好。
普希金把翻譯喻為：人類精神的傳遞者。文學翻譯，作為一種再創作，翻譯家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文學家和語言家，還是思想家。好的譯作不僅僅重現原文的本意，還可以察覺到作者的語感、志趣和情懷，並能以本國讀者聽得懂的方式再現。因此，有人說，翻譯家首先必須是一個作家，才有可能對原著的修辭、審美有一個非常精準的理解和體會。
文學離不開時代這個大背景，翻譯也是如此。在時代大變革中，二伯始終自偏於喧囂的世界，以超然的沉潛，默默堅執著自己的初心。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的文學翻譯才進入鼎盛期。他翻譯了《簡·愛》《呼嘯山莊》《雙城記》等一批好作品，語言優美流暢，深受讀者喜愛。這個時期，他是一位公認的高產翻譯家，每年有多部譯作出版，直到他進入暮年，依然雄心勃勃，翻譯計劃排得滿滿的。可以說，他的小說翻譯，在給讀者提供豐厚精神食糧時，也影響了中國文壇的小說創作。
二伯是一位譯者，更是一位學者。身為大學教授，他還是一位學術型的翻譯家。每個譯作，他都撰寫長長的序，傾注了他對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文學評論。多年來，他撰寫的外國文學評論有一百多篇，還出版了英美文學散論《多元與交融》一書，該書以作家和作品為主線，對西方文學思潮、流派及走向都作了深入的闡述，許多論點精闢獨到。
強烈的使命感，使二伯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東西方文化傳播使者的角色。由於六十年代中蘇交惡，雙方在文學上的交流幾近斷絕，為了彌補中蘇文化交流的缺憾，他選譯了80年代初的蘇聯當代作家中、短篇小說，編譯成《蘇聯八十年代小說選》。同樣，他選收了四十七位美國當代作家在上世紀80年代前後發表的代表作品，翻譯出版了《八十年代美國小說選》，讓讀者從中感受美國當代作品和社會風貌。
然而，這樣的努力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二伯的翻譯也曾遭受過無端的非議和指責。如翻譯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一書時，被說成是精神汙染，拖了三年才得以出版。1979年他譯過美國作家愛倫·坡的《毛格街血案》等作品，還曾審校過傅東華譯的《飄》，結果被某個權威部門點名批評，某著名晚報主編乾脆發文說 ：“你們是想要飄到臺灣去嗎？”儘管這些言論在今天的人看來非常荒誕可笑，但在那個年代，需要承受很大的壓力。晚年的二伯回憶起這些，深有感觸地說：“現在回想起當年那番情景，真讓人感慨萬千，要想打破意識形態的框框，衝破那些虛無高滔的言論，讓讀者多瞭解一些西方的文化，是件非常艱難和冒險的事。”
二伯的生命一頭過著最普通、平常和清冷的生活，另一頭卻連著最深邃、精緻和典雅的精神世界。據堂哥回憶，自他懂事起，在家裡見到的父親，總是埋頭在書桌上忙碌的身影。早年家裡沒有空調和電扇，夏天，二伯光著膀子，脖子上掛著一塊毛巾，熱了就擦擦汗，冬天，身上披一件軍大衣，實在冷了，就手上捂個熱水袋。如今，堂哥憶起這一幕還有些哽咽，他說：“在父親的生命裡，沒有什麼可以超越他的翻譯事業。”
翻譯是二伯的生命，但這一切在2011年6月7日這一天，戛然而止了。二伯因肝硬化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年，他83歲。他最後的8個月時光是在醫院度過的。一向身體健康、自有一套養生方法的他，很少上醫院，甚至不太檢查身體。記得，在二伯70歲時，我的幾個姑姑說要給他做70大壽，卻被他毫不留情地斷然拒絕了。他說，我從60歲開始就不記年齡了，沒有年齡的羈絆，何苦又去在意這些呢！
那天，我去浙江醫院看望他時，正值初夏，空氣中飄著屢屢梔子花的馨香，顯得生機和美好。二伯正在病房裡召集他的翻譯團隊，研究《狄更斯全集》翻譯出版的收官事宜。這套由他主編並參與翻譯的24卷本《狄更斯全集》，是國內最完整的狄更斯著作的編譯，前後歷時十多年，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住院後，他還在忙於插圖等後續工作。大家叫他要注意休息，他說：“翻譯是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沒把它當成工作，就像一個家人或心儀的朋友，不願離棄。”
小時候，就知道二伯宋兆霖不但是一位教授，還是著名的翻譯家。後來我把寫作當成業餘愛好，多少與二伯有關。他常說，看一個人的學識品位，就看他的書櫃。在二伯的影響下，我一直把書櫃、書桌和書看成是家裡最重要的家當。
二伯的一生，可以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但他淡泊名利、甘於寂寞，甚至有些孤傲。在西方文學的浸潤下，他思想開放，生活理念也很時尚，喜歡喝威士忌和咖啡，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有著傳統文人的習慣，在電腦時代，依然喜歡用一手漂亮的小楷書寫譯稿。前幾天，居然在網上看到了他的翻譯手稿在拍賣，字跡俊秀儒雅、行雲流水，有厚厚的幾大本。
又是一年梔子花開時節，窗外的梔子花開滿枝頭，淡淡的清香盪漾開來,在層層疊疊綠的映襯下，愈發顯得潔白高格、歷久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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