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進攻北京，崇禎皇帝命後宮嬪妃盡皆自殺，親手想砍殺自己的兩位女兒，其中長女長平公主因用手擋劍手臂被砍斷，又命貼身太監小毛子帶三位皇子出逃，然後跟太監王承恩逃亡至煤山，自縊而死。
古有秦朝二世而亡的胡亥，前有醉心詩文音樂的南陳後主陳叔寶，書畫大家北宋徽宗趙佶，後有苦苦支撐17年終被覆滅的大明朱由檢。這幾位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亡國之君。跟前面幾位荒廢朝政，只圖一己私慾的帝王相比，崇禎皇帝朱由檢絕對稱得上勤勉，卻依然擺脫不了亡國的命運。
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登基繼位起，便致力於挽救大明朝的“大業”中。整整在位17年，勤政、節儉這樣的明君特質同樣出現在了朱由檢身上。可後世卻總是將“亡國之君”、“昏庸無道”、“猜忌多疑”等各種貶義標籤貼在他身上。17年的努力非但沒有挽救大明，反而背上了“亡國之君”的臭名，永遠被刻在了歷史“黑榜”之上。
崇禎究竟遭遇了什麼，又做了什麼，讓兩百多年的大明王朝斷送在了他的手中？
天道無情，遭遇罕見“天災”。
明朝末年，遇到了罕見的“小冰河時期”。極端寒冷的天氣給以農業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崇禎在位的17年間，爆發了包括旱、蝗、澇、風、雹、震、雪等各種自然災害，百姓流離失所、飢寒交迫，整個大明朝都陷入了“史無前例”的饑荒之中。
有史料記載：
“自去歲（崇禎元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殆年終而樹皮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墜而死。”
新皇登基本該是普天同慶、大赦天下的喜慶之年。然而天道無情，崇禎皇帝繼位的這年，民間百姓悲慘的生活寫照反應出了當時真實的生活形態。採野草、剝樹皮、挖石塊，這些極端原始的求生方式很大程度上展現人類在自然災害面前的弱小和無助。
然而這只是一個前奏，持續不斷的旱災摧垮了人們的“底線”。
“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千錢者,有采菜根木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有骨肉相殘食者。”
庚午是公元1630年，即崇禎三年。根據這段記載，從崇禎三年起連續三年都發生了旱災。連年的旱災讓百姓顆粒無收，饑荒遍地，甚至出現了骨肉相殘的悲劇。
底層百姓已然到了“無底可守”的局面，作為皇權統治核心的崇禎皇帝，面對如此局面是既憂心又無奈。國庫空虛、腐敗嚴重，崇禎一人根本無力改變。
天災加速矛盾激化，成為戰爭爆發的導火索。
農業社會中，百姓自然是依靠種地賴以生存，這種“自給自足”是他們的根，是他們生存的“底線”。然而接連不斷的自然災害打破了這種局面，忍凍捱餓，眼看著就活不下去了。在封建社會，黎民百姓可不會簡單的將“餓肚子”完全歸於自然災害，更多的是將矛頭指向統治階級。
“平日裡苛捐雜稅沒少交，災害來了，還要加重賦稅繼續剝削！”
“沒地方住可以忍，沒吃的怎麼忍？”
“看吧！這是上天的警示和懲罰，黑暗腐敗的政權終將被推翻！”
明朝末年，土地兼併和沉重的賦稅讓百姓的生活愈加艱難。天災的降臨更是雪上加霜，將老百姓逼上了絕路。但凡崇禎皇帝可以看清局勢的關鍵所在，當機立斷採取“柔和”的賑災政策，讓百姓有口飯吃也決然不會將矛盾激化到不可調節的程度。面對腐朽不堪的大明王朝，農民起義已然成為底層百姓最後一條道路。崇禎初期，爆發了以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為典型代表的農民起義軍。
小冰河時期的寒冷天氣不但給農業經濟社會造成了巨大創傷，給遊牧民族部落的衝擊更大。天寒地凍，持續的乾旱讓草場退化，北方少數民族賴以生存的重要方式受到了“災難性”的限制。南下擴張尋找新的生存環境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政權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努爾哈赤、皇太極先後出兵攻打大明，除了政治因素外，愈來愈差的生存環境也是其不得不頻繁南下的現實原因。
崇禎優柔寡斷，雙線作戰徹底拖垮大明。
內有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外有皇太極的後金少數民族政權，大明王朝面臨著史無前例的挑戰。農民起義軍因為民不聊生舉起了“造反”的大旗，後金同樣因為生存環境和空間的侷限性毅然決然的發動侵明的戰爭。此時的大明可謂“內憂外患”，一邊忙著鎮壓農民起義軍，另一邊還要應對後金頻繁的騷擾和侵略，苦不堪言。
按照大明朝當時的實力分析，如果只應對後金或者農民起義軍中任何一方，大概率是可以獲得勝利的。而採取“雙線作戰”這種不理智的做法，拖垮了原本就超負荷的大明王朝。
如果崇禎皇帝能夠堅定的施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和皇太極暫時議和，安撫住後金，將兵力集中用在剿滅和鎮壓起義軍上，那麼大明至少可以先平定內部叛亂，得到喘息的時間，也能穩住朝局。等平定起義軍叛亂後，回過頭再來應對皇太極的後金，不說能夠擊垮八旗子弟兵，至少可以憑藉深厚的底蘊穩穩的守住防線，亡國之象可以大大延緩。
然而事實上，面對一邊是李自成的大順軍從陝西攻打過來，另一邊是皇太極的八旗子弟兵從遼東起兵，崇禎皇帝始終不能做出決斷，或者說朝堂之上黨派鬥爭讓這個決斷永遠處於“爭論不休”的階段。造成的後果就是兩頭都在抵抗，哪頭都抵擋不住。整個大明的軍隊往往來回奔波於兩條戰線上，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無數，非但沒有起到抵抗敵人的目的，反而生生拖垮了大明。
黨派鬥爭是大明亡國的重要因素。
明末的朝局非常複雜，利益集團間的爭鬥最終形成了黨派鬥爭。縱觀整個崇禎時期，閹黨和東林黨的派系鬥爭瀰漫於整個朝堂之上。為了爭權奪利，打擊政治對手，往往很多時候決斷都是以雙方的政治利益為第一考慮點。一方提出了建議，另一方就堅決反對，至於建議本身是否可行，或者是否起到良性作用都不會考慮。
這種局勢早在萬曆和天啟時期就已形成，到了崇禎繼位後，他果斷處置了魏忠賢，廢了閹黨，使得東林黨成為了朝堂的主流方向。大明朝堂表面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並沒有讓大明往好的方向發展。因為閹黨勢力根深蒂固，長久以來的宦官制度也讓新的閹黨勢力依然活躍。崇禎皇帝依然重用著宦官，對於兩個派系的鬥爭往往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雙方只圖自身派系的利益，將國家的整體利益拋之腦後，國庫空虛，軍餉難以維繫。作為封建統治階級，決策層的意見不統一必然會引發巨大的災難。沒有好的決策來應對複雜的局勢和內憂外患的戰爭，國家怎能不亡？
崇禎“拒絕”南遷，大明最後的希望破滅。
面對即將打到北京的大順軍，整個京城都處於惶惶不安之中。有不少大臣提出南遷的想法，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陪都南京保留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整個大明朝還有百萬軍隊。如果崇禎南遷，完全不影響國家的正常運轉，還可以拉長戰線，待時機成熟後再調集重兵施行反撲，此不失為一個迂迴之策。
崇禎不是不想南遷，而是因為“面子問題”給生生耽誤了時機。提出南遷的大臣甚至已經“安排”好了崇禎南遷的路線：先前往山東祭孔為由，再南巡至南京。這樣的方式既能夠保全崇禎的帝王顏面，又可以冠冕堂皇的完成南遷的目的。對此，崇禎皇帝內心也是可以接受，並且十分感興趣。可是派系鬥爭的惡劣影響再度發揮了作用，東林黨派系堅決反對這個提議。原因就是所謂的“天子守國門”，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就是為了更好的戍守邊關，作為後輩子孫的崇禎皇帝怎麼可以放棄祖上流傳下來的傳統“臨陣脫逃”呢？被東林黨這麼一懟，“好面子”的崇禎臉上掛不住了，最終成就了“君王死社稷”。
大明之所以亡國並非崇禎一人之罪，而是當時這艘腐爛到根的大明“巨輪”已然處於風雨飄搖之境，天災人禍加速了它沉沒於歷史海洋的進程。加上崇禎的自身能力相對平庸，歷代皇帝留下的“爛攤子”難以收拾，未能力挽狂瀾也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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