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明女天皇在西援百济途中死后，日本抗唐复济的举动暂停。百济好端端一个国，就这样给中国人灭了，唐朝在百济设立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由刘仁轨率大军镇守，与镇守百济都城的刘仁愿呈犄角之时。
百济遗民不甘覆国，从日本回来的前王子扶余丰和遗臣鬼室福信等召集余部，突袭唐军镇守的百济都城泗沘，一时反叛四起，几千唐兵在城中困守，岌岌可危。而苏定方率领大军久攻平壤不克，黯然而归。半岛局势偏向日本和百济一方，高句丽在不远处窃笑。
百济故城
唐帝国远征军退撤还是固守？在朝中引起争议。镇守百济的重臣刘仁轨上表朝廷：现在从熊津撤军，前功尽弃，百济将死灰复燃，而新罗也将不保，攻破高句丽更将遥遥无期。到时朝鲜和辽东作乱，大唐也将无宁日。
刘仁轨的上书扭转了疑虑风气，唐高宗同意不撤兵。刘仁轨出兵驰援泗沘，与镇守百济都城的唐军会合，剿灭了叛军，使这一波百济复国梦又破灭了。
唐高宗
刘仁轨
覆国之惨，遗民屡屡哭告哀诉，日本竟恻隐大动，“大国”勇武之道义被激发，决定支援百济复国。
这个物产当时并不丰饶的边夷之国，拿出了“矢十万，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苇一千张，稻种三千斛”支援百济遗民复国，随后又派军队渡海驰援。
日本海军抵达朝鲜半岛南端的白江口（现韩国锦江入海口），正好碰上刘仁轨和新罗的水军。两方在白江口对峙。
当时日军有战船四百余艘，唐和新罗只有一百七十余艘，兵力也是数倍于唐新联军，于是气焰干云，颇轻看大唐水军。日本统帅放言：“此一役或可让中国军知天朝神威”。
第一日的水战，刘仁轨命唐军舰队分左右两路夹击，日军舰船慌乱，水中难以掉头，与唐舰相撞，日本的竹木船多不敌唐军的松木巨船，隔船相战，日本的倭刀虽锋利，也难敌唐军的长矛勾枪，结果日海军人船多有损伤。一晚无话。
白江口海战
大概唐海军中有人想起三国时吴蜀联军火烧赤壁的战法，第二日，唐朝和新罗的舰船阵中，突发火箭（燃火的矢箭），日本海军促不及防，四百多艘战船皆被焚毁，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兵卒在船上奔突嚎叫，跌撞践踏，大多士兵跳入滚滚江水中溺水而亡。未死的残军皆跪在岸边向唐军投降……
百济王子扶余丰脱身逃走，所佩宝剑被缴获。
到底是天国盛唐时，唐军以少胜多，兵民士气如虹，相比之下，日人那视人视己的生命都如草芥、令人胆寒的武士道还没诞生，剖腹亦不盛行——日军这种争相乞命的景象在后世再也看不到了。
百济国随着日本海军的覆灭而彻底灭亡，随后孤掌难鸣的高句丽也让唐帝国给灭了，日本让唐帝国撵走了，剩下以中国后裔为主的新罗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唐帝国还把自己的疆界一直扩到朝鲜北部，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
《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会使日本举国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传说中的不可战胜的大陆军队（夹杂着草原匈奴、北部契丹和南部百越山人等野性部族）将蹂躏日本的秀山丽水。
天智天皇下令修建多座烽火台、水城、山城以防唐军来袭。
669年，盛传唐朝将出兵日本，日本朝野一片惊慌，派深通中原汉文化的河内鲸出使中国的长安探听虚实，在唐高宗的大殿之下，河内鲸谨慎应对，机警环觅，有所收获后，速回国以报。当时唐初的国势极炽，基本上是指哪打哪，打哪胜哪，把突厥、契丹、西藏、安南、大理等野性民族一个个收服，边界已西扩到里海，北到贝加尔湖，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阿富汗大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部、外蒙古等中亚、东北亚地区大都在版图之内。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广大。边锋一展，独居一隅的小岛国日本随时可能被卷进去……
河内鲸的汇报使日本朝廷愈加害怕，他们又匆忙加固几座城池。就是在这种惶恐的局势下，天智天皇积忧成虑而死。
日本人对白江口惨败进行了多年的反思，他们意识到，以当时日本的实力是绝不可能与唐朝抗衡的，要想能有朝一日再与大唐对垒，成为世界的强者，必须完备中央集权体制，改变藩领各自称霸的局面，实行富国强民的政策……同时他们还意识到，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甚至宗教上全面落后于大唐，如不加紧学习、追赶，将永无出头之日。
随之而来的奈良时代，遣唐使风起云涌赴长安。日本人能屈能伸、善于学习的长处开始显现无遗。
日本遂有800年的沉默，中日遂有1000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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