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历史上是五溪的一部分。五溪地区历史上皆谓“溪峒”。《宋史、西南溪峒诸蛮》说：“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
这里要说说“溪峒”这个词。人们看到这个词，总认为会是一条小溪或者一个山洞之类的，这里还常常有九溪十八峒的说法。用溪、峒作地名的还在这些地方有所遗存。如在湘西以溪为地名的在就有:潭溪(泸溪县)、灵溪(永顺县)、明溪(沅陵县)、凤溪等(龙山县);以峒为地名的在龙山县就有:拉西峒、榻克峒、热塞峒、水八峒、阿沙峒等。值得说明的是古代“峒”与“洞”相通，可以说就是同一个字。在古籍上有时写作“峒”有时写作“洞”都是同一个意思。
特别有趣的是在明清，武陵山区同时存在三个九溪十八峒。一个是湘鄂西的九溪十八峒，一个川（渝）湘交界的九溪十八峒，还有一个是湘黔桂边区的九溪十八峒。足见古代湘西地区称溪峒的地名很多。
湘西花垣的十八洞村
因为历代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都含有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蛮不出境，民不入峒”。在湘西，蛮即五溪蛮（到腊尔山台地后为苗蛮）；民，即客民，实际上客民这个词涵盖的成分有点复杂，包括汉民，也包括已经纳入朝廷统治的少数民族；境即省地，朝廷能够直接管辖的地方；峒，即五溪蛮（或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
五溪地区在云贵高原向两湖丘陵，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山峦起伏，溪流纵横，散布着星罗旗布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俗称。坝子”．在这些坝子之间．隔着道道山梁，这一个小区域．就是所谓“溪峒”。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湘西的“溪峒”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是在特定的地理和民族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
史籍上对溪峒有诸多记载，后来的光绪《湖南通志》对溪峒是这样描述的：“诸苗蟠聚百七十四寨，氏族聚居，自成村落，亦有傍溪洞而居者，周围千数里，悬崖鸟道，丛箐栉比，岚瘴蒸郁，阴雨恒多，视诸溪洞，独称阻绝。”“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日平坦。”
溪峒大都局限在一个范围不广的区域，大者不过几万亩，小者仅数百亩．方园数里或数十里不等，大致相当子县以下的区、乡一级，显得分散、零星、狭小。住在溪峒里的居民．一般都以坝子为中心。依山傍水．构成许多聚落。因为山水相隔，人们的交往受到一定限制。
当时的溪峒地区，不同的民族相互错杂，致使同一民族被分割成若干部分，从而造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历史上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不免要保持一定距离．相互错杂而自成一体。在一个溪峒之内，大都是同一民族居住，因为族属相同．语言相通．习俗相类．家族相关，婚姻相连，所以关系特别亲密，于是．民族感情把人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古代唐宋时期是五溪的峒民的繁盛时期，那时峒民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每个溪峒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集体．人们往往在这个“小天地”里活动．很少出山，经常往来的无非是邻近的一些村寨。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坝子及其四周的山区．出产比较丰富，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提供“足养天年”的基本生活条件。生活在溪峒里的居民．重土少迁，世世代代团聚在一起而不肯离散。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恬淡生活。
溪洞的社会基础是村寨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以村寨为基础，数村结合而为“小峒”，小峒进而联合成“大峒”。
溪垌以寨老．峒酋治理地方，这一带的土官称为“峒官”，土民称为“峒丁”或“垌民”，一切都按习惯法和共同议定的法规办事。为了防御外来的侵犯，往往结成联盟。成年男子皆“计口授田”，平时耕种。战时出征，既为寨民，又为“峒丁”，有较强的自卫能力。联姻多在同一溪峒内进行，血缘脐带没有最终割斯，家族观念还相当浓厚，整个溪峒事实上是盘根错节的血缘家族。
《百苗图》中的峒苗
这些蛮民共同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外围，以防野兽破坏庄稼和邻敌侵掠。
据唐代的文献载，五溪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住全异”。其跟边沿山区的民族，生产“不以牛耕”，“种亩田，每岁一易”；人们“散居山峒间，依树层巢而居”。而直到宋代五溪山区民族还在“焚山而就，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唆之”。
五溪峒民们“男耕女织，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绝大部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传统的生产技术世代相承，一切都按照祖辈传授的经验和“活路头”的示范动作行事，人们都以。丰农足食”为满足．丰收则修房造屋、大办婚事．大宴宾客．共享“太平”，凶年相互借贷．采集野菜葛根聊解无米之炊，少有积蓄。这种自然经济．年复一年．延续了若干世纪，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
这种耕作粗放，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没什么人做生意，因为没有多少多余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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