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關於吳起投楚時間，在歷史上還有爭議，主要有兩種說法：朱紹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主張變法從公元前382年開始，到381年楚悼王逝世，為時僅一年；楊寬著《戰國史》認為，吳起應在公元前390 年左右由魏入楚，其變法經歷的時間"有十年"。本文采用楊寬先生說。
公元前390年，遭到魏武侯猜忌的吳起憤而棄魏，作為為魏國攻下河西之地，立下赫赫戰功的戰神，不愁工作的吳起很快接到楚悼王伸來的橄欖枝，並在年逾半百之際，為了報效君王，力排眾議，孤注一擲，在楚國開啟了"吳起變法"。變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楚國壯大了軍事實力，但最終於公元前381年隨著楚悼王逝世、吳起身死，以失敗告終。
此後25年，深受吳起影響的後起之秀——商鞅，在秦孝公一紙《招賢令》下，手持《法經》憑一身孤膽入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變法"力克層層阻礙，在秦國大地轟轟烈烈鋪開。這場歷時18年的商鞅變法讓秦一躍成為泱泱大國，但和25年前的吳起一樣，在秦孝公薨逝後，失了保護傘的商鞅遭車裂身死，但其政令卻不息。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商鞅變法早已作為戰國時期變法的經典案例，被寫進了高中歷史教科書，而曇花一現的吳起變法在歷史大浪淘沙中只剩點點沙礫。
從吳起變法到商鞅變法，前者的輝煌並未持續太久，後者帶來的巨大變革卻讓秦國從曾經的雍州養馬後裔蛻變為結束戰國的第一王朝開創者，要想弄清楚這一成一敗的原因，我們還得撥開歷史的沉沉霧靄，從那個諸侯混戰的戰國說起。
一、秦楚各自的內憂外患
戰國正處於新舊社會制度交替的動盪時代，隨著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所有制由國有制逐步向私有制變更，華夏大地上出現了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在那群雄割據，風雲際會的年代裡，陳舊的政治制度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生產關係。
於是，凡在封建地主階級處於主導的諸侯國裡，大都相繼出現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封建性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商鞅變法、申不害變法、鄒忌變法等等。
這些變法繩綿不斷，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後世歷史的走向。而變法浪潮中，吳起變法和商鞅變法無疑是時代中兩顆明珠。
楚國曾在楚莊王帶領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但到了戰國，楚國的問題逐漸多了起來，腐敗之氣大行其是，封君制弊端放大，舊貴族勢力強大，長期壟斷政權，貴族奪權政亂頻出，局面不甚樂觀，此其內患。
而外部，楚國和三晉宿怨由來已久，從晉文公至三家分晉，兩國仍是互相對峙。楚悼王繼位第二年，魏、韓、趙舉兵攻楚，攻至乘丘，三晉大勝而還。悼王十一年，三晉又攻楚，再敗楚軍於大梁、榆關，連丟兩處戰略要地的楚國不得不在喪權失地中"厚賂於秦"，請秦出兵攻佔韓國的六邑，三晉才轉而對付秦國，但三晉與楚的矛盾已經到了難以緩和的尖銳地步。
內外交困讓楚悼王統治岌岌可危，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不順應時勢，圖求變法自強，那麼自己很可能直接步父親"盜殺聲王"的後塵而"盜殺悼王"。想要有所作為的楚悼王開始在中原大地上尋覓改革良才，並最終不顧勸阻，向飽受質疑的吳起拋去了橄欖枝。
而秦國，社會發展則與楚及其他各國呈決然相反的特點。秦是遊牧部落出身，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侯，直至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任用百里奚等人，開闢國土千餘里，終於稱霸西戎，才躋進了逐鹿中原的行列。
但此後二三百年間，秦國內統治矛盾尖銳，互相傾軋，貴族侵凌公室，庶長專擅朝政，甚至於操縱國君的廢立，爭奪王權的鬥爭十分激烈。內部矛盾鬥爭無疑削弱了秦對外的競爭力。
與此同時，秦國的外部環境也不比楚國好到哪裡去，公元前441年，南鄭叛亂；前403年義渠戎進攻打到渭水；魏國吳起率兵攻下了秦河西之地，成為插入秦國境內的一把尖刀！此時的秦已不復秦穆公時期的欣欣向榮，而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且秦國僻在雍州，中原各國都十分輕視秦，以"夷狄遇之"，甚至"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被疏遠於中原諸侯國會盟之外。
邊陲小國，各諸侯國虎視眈眈，秦孝公在如狼似虎的環境中上位，滿懷一腔治國豪情的他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為己任，而想改變被六國鄙視欺辱的地位，贏得各國的尊重，唯有變法。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依靠這個時代的最傑出人才，於是孝公下達了求賢令。商鞅尋令而來，先後以帝道、王道霸道之術說孝公無果，最後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後大喜，改革逐步醞釀。
二、秦楚變法內容對比
吳起和商鞅的變法在各自君主的支持下，如火如荼展開，觀其二者改革內容，都試圖改變內憂外患的困局，但在具體實踐方面，內容又有諸多不同，其中較為重要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01.整飭內政：收爵祿廢世卿
吳起認為楚國"貧國弱兵"的根源在於"大臣太重，封君太眾。"導致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變法的主要矛頭便是直指這些強大的舊貴族勢力。他提出"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廢除舊貴族世官特權，貴族只要傳了三代的，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祿、世襲的特權。此外，吳起還"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強迫一些貴族遷往荒涼地區，開墾新土地，讓貴族從"寄生蟲"變為自力更生的勞動者。另一方面吳起"罷無能，廢無用"，大力整頓吏治，健全法制。
同樣，商鞅也
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實行郡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採用流官任期制，縣的地方官員由中央直接任免，使地方處在中央的管轄之下。二者變法都將矛盾直指舊貴族，吳起變法採取了一系列打壓舊貴族的措施，在完善健全新的政治體系方面比較薄弱；商鞅變法在廢除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郡縣制度，從根本上建立君主的絕對權威，加強中央集權。
商鞅舌戰群儒
02.整軍經武：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
作為優秀的軍事家，吳起認為只要軍隊供給跟上了，沒有他打不贏的仗。所以在變法中，旨在為軍隊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持。變法中提到，"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廢除王族裡血緣關係比較遠的人的身份，停止他們過去享有的按例供給，用節約財政提高士兵待遇，增強戰鬥力。"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為使思想認識和輿論一致，還禁止縱橫家進行遊說，不再讓他們干擾國政，致力於加強軍事力量。
在軍事方面，商鞅致力於建立一套完整的軍功體系，主要有三：
其一，厚賞軍功者，建立軍功爵位晉升制。把軍功作為任官和賜爵的基本依據。設立二十等爵位，最高是二十級徹候，制定了斬首計功的詳細規定，"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砍敵人首級一個，爵位上升一級，要想建功立業，奮勇殺敵是最好的途徑。
其二，"壹民於戰"也就是全民皆兵，包括貴族，如果貴族沒有軍功，便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得享有宗族的特權。鼓勵貴族通過參與兵役打仗，獲得軍功。
其三，嚴懲無戰功逃跑者。倘若於戰場上不奮勇殺敵，那麼不但自己要被處死，還將連累父母妻兒。如果臨陣脫逃，即使天下雖大，也沒有藏身之地。
03.扶持經濟：強民強國強天下
"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楚地地廣人稀，其中還有很多勞動力都在為貴族服務，納稅太少導致國庫空虛，軍隊糧餉不夠。而要想百姓富裕，國家強盛，糧晌充足，必須把這部分勞動力和土地解放出來，所以吳起將一些貴族遷往荒涼地區，國家收回其原有土地，出租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改善平民處境，讓平民富足，國家富裕。
較於吳起，經濟上，商鞅首先廢井田，開阡陌，實習土地私有化。直接從法律上確認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其次，獎勵耕織，重農抑商。"農者，天下之大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古時生產力不比現在，"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如果老百姓棄農經商，國家沒有人發展農業，那國家便難以為繼。為了讓農民好好耕作，還"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使農民閉塞於眼前一畝三分地，專心務農；為了提高勞動力，規定
"民有二男以上"者實行分異，否則實行經濟制裁，"倍其賦"。父子各立門戶，以小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有效提高了生產力。
三、為何兩次變法呈現截然相反的結局
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隨著變法如火如荼開展，孰強孰弱，歷史給出了答案，也宣告了吳起變法和商鞅變法的成敗。當局者迷，已然擁有上帝視角的我們，從歷史錯綜複雜的脈絡中，或許可窺得吳起變法失敗，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01.秦楚特殊的國情
楚國的疆域、人口、物產是其它國無法項背的，但政治制度極端守舊落後，遠落後於中原各國。有多落後呢，舉個例子：楚國是戰國七雄中唯一無"將""相"職位的。且政治上帶著濃厚的倫理、宗法觀念。整個戰國時期，楚官職稱除極個別之外，幾乎全部沿襲舊制，不僅名稱襲舊，在內容上，也一直恪守"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的宗法原則。"春秋以來，楚職官名不僅全部沿自殷周，而且地方和中央的主要官吏絕大多數都是王室的近親和同姓。"
楚國還大量分封"公"或"侯"來治理縣，除了眾多的宗室各支貴族受封公侯，降服的周邊各國也有分封，如此盤根錯節，且每一公、候都擁有獨立的分治權和私家軍隊，直接導致楚國貴族勢力太大。戰國時屈、景、昭貴族領主家族能夠左右朝政，是典型的貴族政治封建領主制社會。吳起雖意識到這點，但低估了貴族背後縱橫交錯的複雜關係，想要一下子削弱貴族利益，必然成為眾矢之的。而舊貴族權利太大，這一點直至楚國滅亡也沒有改變。
秦地，因為特殊的歷史，基本沒有產生過有影響的思想家，且儒家、道家等思想都少有流傳，所以在文化傳統中存在著有利於法家思想與政策貫徹執行的積極因素。秦國在歷史上呈現了崇武、尚戰、重功利、輕倫理、宗法觀念相對淡薄等文化特徵。
商鞅變法，在吸收前人經驗的同時，還根據秦國的國情做出適應性的調整。例如：因秦自有尚武精神，且廣泛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私鬥成風。而商鞅針對此風氣，在變法中引導人們將"尚武"精神用在對外戰爭中，用來獲取功名爵祿。自此秦人殺敵立功，成為追名逐利的基本手段。
二者一對比，吳起直接憑一己之政與楚國根深蒂固的舊貴族硬剛，碰得頭破血流，而商鞅利用特殊的風氣因勢利導，二者孰優孰劣，可見一斑。
02.變法內容上：吳起有失偏頗，而商鞅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集大成
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對君主國的創建者有個建議，那就是要"扶植新貴族，壓制舊貴族"。
縱觀吳起變法幾條政令，內容主要側重於政治和軍事，忽略了最為根本的經濟基礎，即小農經濟。吳起認識到楚國的"地多人少"，但他沒有根據這一特點著力扶植自耕農和庶族地主，打擊舊貴族勢力的同時，卻忽視培養新的既得利益群體（新貴族），導致在變法中缺乏深厚的基礎，得不到自耕農和庶族地主的支持。以至於楚悼王駕崩，新王未立時沒有支持者與舊貴族勢力鬥爭而孤立無援。
無可否認，吸收了李悝和吳起變法經驗，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變法更為全面，且循序漸進，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把農業放在重要地位，發展小農經濟，承認土地私有化，
發展了新的既得利益群體；加上獎勵軍功，在打壓舊貴族的同時，又扶持了新的軍功貴族，二者都是變法支持的重要力量，也是商鞅身死而政不息的重要原因。其次商鞅的軍功激勵政策，使得秦軍在戰場上個個驍勇善戰，人人割頭不倦，造就了一群群虎狼之師。二者除了變法的支持力量差異巨大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軍事上，吳起本身作為一名出色的軍事家，擅長帶兵作戰，一生無一敗績，可其改革卻很少針對楚國軍隊體系，導致換了將領軍隊便無法常勝。而不會帶兵打仗的商鞅卻能在根本上改革軍制，打造一群虎狼之師。
03.君主、變革家人物特點
郭沫若先生指出："使商鞍成功了的秦孝公，我們也不好忘記，他確實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他能在二十餘年間讓商君一人負責，放手去做，不加以干涉，真是難能可貴的事。"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難得的是君臣的際遇。吳起和商鞍變法，為楚悼王和秦孝公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保證，而君主終如一的支持，則為改革家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才幹奠定了基礎。兩次變革中，君王的支持都不可忽視。
變法的成敗，也與他們的性格有關。
吳起其人，身上揹負著"怒殺鄉黨""母死不奔""殺妻求官"等負面評價，連司馬遷都評："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他對自己"必為卿相"的政治夢想有著超凡的執著和野心，他恨不得一下子將舊貴族勢力全部掃清，使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導致改革過於激進。加上刻薄、暴戾、少恩的性格最終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故吳起死後，不到十年的改革便夭折了。
吳起在楚悼王屍首前被舊貴族射殺，而射殺之人因觸冒犯君王屍體，在吳起死後也被斬首。
商鞅雖無品行的詬病，但對政法的實施是"令行禁止"，執行之時不畏權貴，不拘私情，違法必懲，態度十分強硬。甚至矛頭直指貴族，他抓住太子犯法，因"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子是王位的繼承人，不能施加刑罰，於是割了他的師傅公子虔（秦王哥哥）的鼻子，在太子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一時間，"秦人皆趨令"。對貴族都如此強硬，使得變法得以有效推行。
勵精圖治的君王遇見有遠見有能力的改革家，實乃幸事。然在波詭雲譎的朝局中，必然存在著對改革的反對力量，此時改革家能不顧個人安危，以大局為重，順應歷史大勢所趨，無疑是國家之幸，時代之幸。
商鞅被處以車裂之刑
四、結語
春秋戰國時的變法家，有的緩進如李悝，有的急進，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多傾向急進方式，但變法家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楚悼王一死，吳起在楚悼王靈堂上直接被心恨得牙癢癢的舊貴族射殺，射殺後還不解氣，將其屍首車裂。而商鞅在秦孝公死後，也慘遭車裂之刑而亡。
吳起變法失敗並不代表它對楚國對歷史毫無影響。吳起改革後楚休養生息，才有了"南平百越"的可能；到了楚宣王和楚威王時期才能達到短暫中興的"宣威之治"。
貌似輸在起跑線的秦國，握著一手被各國嫌棄的爛牌，卻在商鞅變法後二十餘年，秦國大治，國富民強，"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一躍成為各諸侯忌憚的頭號強國。
"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此話誠不欺人也。
《史記》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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