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發展比較重要的節點上，討論新增長動能，今後中國發展很重要的一個突破口，是都市圈的發展。我簡要講三點。
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樑
第一，這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現在，經濟開始逐步恢復。當務之急是，讓產業鏈轉起來，否則有些地方復工後不能復產。在恢復階段，最重要是可以採取一些宏觀政策，比如貨幣財政政策，主要是讓經濟恢復正常運行。
現在可以設想，疫情結束以後，可能有些行業會出現反彈。比如大家憋了一段時間，要出去吃幾頓、要出去玩，甚至旅遊、出國，這些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反彈。但是疫情會對經濟增長帶來一個硬缺口。無論從全年經濟增長目標來講（即使這個目標有所調整），還是從經濟穩定增長的角度來講，對這個硬缺口，現在需要採取一些非常規的對沖措施。
但問題是，這個對沖措施到底是什麼？
最近一段時間，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所謂經濟刺激方案。這兩天流傳比較多的，大概是有幾個省25萬億基建投資的計劃，並且冠了一個新名詞，叫“新基建”。但仔細一看，實際是這些省多年的投資計劃，並不是這一年的。而且，有的去年已經開始實施了。另外，投資規模上有幾個省的增速是在下降的，投資的內容大部分還是老基建。（其中）所謂的“新基建”，往寬了算，也就是10%左右，還是挑不起大梁。
新基建的內容，有的媒體列了一下，大概是七項，和中央文件相比，顯然是擴容了。這裡邊有些內容，比如特高壓輸電、城市地鐵等，其實已經進行了很多年，把它列到新基建裡面，比較勉強。
另外有些內容，如5G基礎設施建設、充電樁，有必要，但得看相關的產業到底發展怎麼樣。比如，5G的應用到底怎麼樣？前段時間任正非寫了一篇文章，他是比較清楚的，他就講，5G主要是在一些垂直領域可以有一些深度應用。所以，5G還需要時間。至於充電樁，涉及到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現在也遇到一些瓶頸。這些基礎設施一定和它要服務的對象相配套發展。
剩下的像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實際上這些產業化的東西雖然具有平臺的性質，要算它是新基建，也可以，但它基本上都是企業投資。企業投資和政府投資還是有很大差別，他不是前景看不清楚就把錢往裡砸。
所以，新基建是很有前景，今後中國也得投，但在目前這個關口，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要認真分析。我們現在什麼事都容易炒，炒起來以後可能最實際的就是股市上的反應，有些行業股票大漲，但這和真正的經濟增長還是兩回事。
所以，需要非常實際討論：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有一個硬缺口，到底怎麼往上走？除了這種刺激政策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出路？
我一直在講一個觀點：中國過去30多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現在由高速轉向中速，今後大概也有5%-6%的中速增長；美國也就是2%-3%的增速，歐洲和日本很難上2%，是1%、甚至會出現負增長。這幾個經濟體和中國為什麼增長速度有差別？是不是光靠刺激政策就能把經濟拉上去？前段時間討論是不是要“保6”，有些專家主張，通過刺激政策把增速拉到6%以上。如果刺激政策真管用，那美國和日本也可以往6%拉，他們為什麼拉不上去？
回過頭來想一想，中國即使現在有5%-6%的中速增長，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中國過去高速增長和現在、今後一段時間的中速增長，也還有結構性的潛能——中國現在和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們還有什麼事沒做。另外，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產業、新的創新，也提供一些機會。這些就是結構性潛能和潛在增長率。
從這個角度來講，徐遠提的“二次房改”、大都市圈的發展，就是中國今後至少五年到十年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以農民工安居工程為支點
第二，“二次房改”的問題，核心就是給新市民——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解決住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講了很多年，包括解決農民工的戶口問題，這不是一張紙的問題，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問題。基本公共服務內容比較多，醫療、教育、養老、失業救濟等等。但從農民工日常生活來講，首先是要解決住。
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生力軍，在有些地方是主力軍。最近，特別是疫情發生了這麼多天後，看得更加清楚了。在疫情發生的這段時間，很多人也出門，主要是到小區門口拿快遞。誰給你送快遞？像北京和大城市，送快遞的本地居民很少，基本都是外地民工。他們是最辛苦的，冒更大的風險。如果沒有這批人送快遞，疫情期間我們的生活質量到底是什麼樣子，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批人對我們的城市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那麼，這些送快遞的民工住在哪兒？他們住得怎麼樣？有些人住在地下室、很差的環境中。
這就涉及到給農民工建安居房，以及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務。過去也經常討論這些問題，有人說，國家財政拿錢給農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聽起來是政府給農民的一種支持，農民應該感謝政府。但反過來說，農民在這個城市裡已經待了十幾、二十多年，他一直在給這個城市做貢獻、上繳稅收，但應該有的基本公共服務、該給他的都沒有給——包括安居房。
安居房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但這個服務實際上沒有提供。他們對城市該貢獻的都貢獻了，現在搞安居房這樣基本的公共服務，實際上是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欠賬。這個事不是說應不應該辦，是辦的晚了。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另外，從整個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安居房如果建起來，會拉動經濟增長，不僅是當前補短期硬缺口，而且在今後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對整個中國經濟中速增長、高質量發展，能起到託底的作用，因為它拉動的行業很多。
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1. 能夠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在有些城市，由於政策原因，農民工住得遠了、住得貴了，成本上升以後，農民工提供服務的那些單位，也得把這部分農民工用於租房子的成本提高。有些城市最近幾年工資成本上漲很快，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人的住房成本在增加。所以，通過安居工程，可以讓農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居所，居住成本相對低一點，實際是幫企業降低用工成本，也是支持企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另外一種方式。
2. 農民安居了以後，對提升企業競爭力——無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非常重要。為什麼？安居樂業，他就要學習了。中國勞動力重點是要提升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主要是需要培訓。一些農民工在工廠裡已經是技術工人了——技術是經過長期工作以後慢慢積累起來的，但他工作不穩定，可能幹一段時間就走了，這樣人力資本的培養是沒有可持續性的。現在，如果通過安居工程讓農民工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他接受培訓、教育，他的人力資本的提升，對提升製造業、服務業的競爭力很有好處。
3.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農民工進城以後，將會成為中國由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中人數最大的一部分。我們現在要縮小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做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4. 脫貧問題。儘管受到疫情影響，但中央有一條講得很清楚：脫貧攻堅戰還是要按時完成。脫貧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從經濟循環的角度、從大局來看，讓農民工進城，讓他們有房子住、能夠接受教育，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環境，最終安居樂業，是最大的脫貧攻堅，是使這些貧困地區農民擺脫貧困的長遠之策。
發展若干個大都市圈
第三，新市民“二次房改”、安居房，放在什麼樣的背景下來考慮？要看得更遠一點，要放到加快都市圈發展的角度來考慮。
我剛才提了一個問題：除了刺激之外，中國是不是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還有相當多的經濟增長辦法，最大的一塊就是都市圈。
我做一個簡單的判斷：今後十年，新的經濟增長動能、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國內若干個大的都市圈發展。
那麼，都市圈是什麼樣的形態？現在都市圈裡的核心城市都有了，而且核心城市太擁堵，在核心城市周邊50-70公里、最多100公里範圍之內，能夠發展出一大批小鎮、小城。
比如，在北京周邊50-70公里的範圍內，在環首都經濟圈——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雄安新區等——節點性城市之間，建起幾十甚至上百個小鎮，彼此之間用軌道交通連接，然後形成一個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硬的軟的全都上去，形成一種新的城市形態。形態上來講，是小分散大集中。一方面把原來核心城市裡太擁堵的、很多功能都不夠集中的，可以分解出去；另一方面，在都市圈範圍內，特別是這些小鎮可以吸收大量人口。中國將來形成三五千萬人的大都市圈、或者大都市圈構成的城市帶，是完全可能的。
現在這方面的需求非常強烈。像北京的老年人——大概60歲以上有戶口的，2019年已經350萬人了，佔北京戶籍人口的四分之一——有很多也不用在三環五環之內上班了，他很希望到郊區買個房子，空氣好一點、面積大一點、成本低一點，房前屋後種菜種花，有個比較好的養老的環境。
另外，城市功能過度集中，有些是非首都功能，過於擁堵，城市病也就出來了。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製造業現在成本太高，包括華為，在東莞松山湖搞了一個小鎮。我們城市房價也過高。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是60%，應該還有20%左右的提升空間。
此外，中國最近幾年城市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到中心城市、都市圈來的，是其他城市的人。中國現在的城鄉結構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可能有數以萬計的農村，人很少了或者沒有人了。從城市來講，現在有上百個城市的人口是在收縮。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到了中心城市、都市圈。
所以，都市圈的發展，可以滿足幾個方面的需求：城裡人下鄉、疏解城市功能、降低製造業成本、降低城市房價，更重要的是吸收農村人口或者是城市結構優化的人口流動的需求。
最後，解決方案在什麼地方？就是大都市圈的發展。
大都市圈的發展，重點是這個圈——因為核心城市部分現在已經差不多了。可以想象，北京周邊如果建設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小鎮，可以有一些養老社區；北京市區大企業總部很多，也有人提出讓他們分散到其他地區，這比較難，但是可以分解到周邊的小鎮，北京周邊可以有航天小鎮、新能源小鎮、人工智能小鎮，還有一些製造業小鎮——北京的製造業可以往外轉，河北、天津很多的製造業也不一定非要在縣城裡邊，也是要集聚。現在製造業在空間上都是集聚的，就是要集聚到這些大都市圈的小鎮裡來：一方面成本可以降低，另一方面可以分享專業化分工的好處。
發展大都市圈是當務之急。這種改革是不是需要時間？如果有政策，短期之內就會產生作用。從帶動經濟增長的角度講，它所帶動的需求是綜合性的：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製造業投資。
另外，這些都市圈範圍內的小鎮，現在完全可以有一套新的建法，不一定走發達國家的老路——也就是套用傳統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技術和方法——完全可以用綠色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這就給更多的新技術、新產品提供了一個空間。
這個需求量確實很大。可以算一下賬：今後十年，僅僅都市圈的發展，給中國經濟每年提供的增長動能，保守估計，每年也會有0.5到1個百分點。
這麼大的增長潛能，是不是說一句話就往前推動了？現在不是，現在最重要的是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和國有土地應該同價同權同等入市。這方面，新的《土地法》已經開口子了。農民的宅基地能不能外部流轉，是爭議很大的問題，包括小產權房問題等，怎麼解決。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難題。但這些問題也不是沒有解決辦法。
比如，大家很擔心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別是宅基地如果流轉以後，農民沒地方住了，怎麼辦？我覺得，現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有一點收入，第一步得拿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我們過去的想法是，農民有一塊土地，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礎。這在過去是對的，但現在至少在都市圈這個範圍之內，完全可以用新的更科學的、效率更高的辦法——社保體系——這種制度建設來保障他，而不是像過去靠地。也有人擔心，如果農村土地制度放開，有些幹部會不會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制度建設一定要跟上去。比如，到郊區去買房，可以出臺規定，對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應該有一套審查機制。
另外，像稅收制度，小產權房問題。過去農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蓋房子，不可以，但他最後還是蓋了。有些城中村就是這個情況，它肯定是沒規劃的，沒規劃就肯定有問題。現在解決問題，應該是正本清源、理順關係。把權利給農民、給集體組織，同時你需要遵守國家的城市規劃，該交的稅還要交。
另外，土地規劃也需要改革。過去這些年，給城市化發展潛力不大的地方的用地指標量比較大，像東部地區、大都市圈發展比較快的地區，反而用地指標比較少。這個應該改革。土地指標應該和人口、特別是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數量，要直接掛鉤。
農村集體組織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也很重要。現在有些地方農村，土地交易或者集體組織的一些活動，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現一些腐敗問題。這都要通過治理體系的改革來解決。再比如，城鄉財稅體制的改革等等。還有，像城鄉接合部這些土地轉讓了以後，有一部分收入是要交稅的。這一系列的改革，要在仔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做出很好的政策設計。
這些問題，我們還是要面對、要解決，解決了以後，把中國都市圈發展、增長的空間打開。這個潛能比各種各樣的刺激方案的潛能要大得多。
這就是我現在強調的：當我們遇到一些困難，特別是遇到某種很大挑戰的時候，應該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中國經濟增長的潛能釋放出來，從而有一箇中速的高質量的發展。現在應該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時機。
本文為作者在3月11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格致論壇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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