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易也”，“易”是指《易經》的“易”，意即中醫是秉持辨析正邪、燮理陰陽之理濟世救人的醫生。
究竟中醫如何看病？
《傷寒論》第十六條指明：“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這就是中醫臨床必須遵循的“三確認”：
“觀其脈證”，是四診合參確認“主證”；
“知犯何逆”，是辨析病因病機確認“主變”；
“隨證治之”，是針對主證、主變確認“主方”。
而其關鍵又在於前八個字：“觀其脈證”是辨證的切入，“知犯何逆”是審證求因的思辨。
如何切入、如何思辨？
如上所述，前人通過臨床的不斷探索總結了諸多辨證綱領，為什麼沒有統一的辨證綱領？是因為疾病譜的不斷變化，是因為臨床認知不斷提升。前一個綱領已經不夠用，不能合理解釋新病因、新病機、新證候，才倒逼產生新的辨證綱領。
現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新病種不斷髮生，疾病譜不斷演變，各種疾病的致殘率、死亡率的升降正在不斷變化，中醫辨證必須與時俱進，應當舉中醫藥學界的全體之力，重點創新中醫健康服務之“理”，包括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等，而重點是創建中醫新辨證體系，可以通過實驗室研究、典型醫案大數據分析、臨床驗證的系列方法，試行提取辨證元素，給出各元素的權重，按病種分類研究、繼承、創新，建立精細化、標準化的新辨證體系。
但是，無論採用何種辨證體系，中醫臨床始終遵循辨證論治思維模式，其內涵是嚴謹的“中醫辨治六步程式”：
“第一步：“四診審證”——打開病鎖之鑰”
“四診”，即中醫以望、聞、問、切四種方法來了解疾病訊息，為探求病因、病機、病位、病勢提供基礎的過程，需要中醫在臨證時充分調動視覺、聽覺、嗅覺及觸覺來感知病人客觀情況，同時通過詢問患者或知情人來全面蒐集相關資料，為最終做出正確判斷提供依據。“四診”是中醫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就是靠四診“觀其脈證”。當然，X光、磁共振、B超、窺鏡等現代科技手段，可以作為四診的延伸，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腫瘤等佔位性病變，四診是無法精確定位、定性的，因為還未發現現代中醫師有人已“飲上池之水”可以隔物透視。然而，儘管現代醫院有著諸多科技診斷儀器，但中醫想要宏觀、客觀、系統地對疾病做出診斷，就不能單純依靠現代科技檢查，否則會陷入一葉障目而捨本逐末之虞。
中醫前賢在“四診”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自扁鵲濫觴，張仲景綜合運用四診於病、脈、證的分析，王叔和系統總結24種脈象，孫思邈重視望色、脈診與按診。宋金元時期，施發用圖像形式表述脈象變化而著《察病指南》，崔嘉彥以四言體歌訣形式闡述脈理而著《崔氏脈訣》，滑壽著《診家樞要》指出脈象變化和氣血盛衰之間的關係並闡發小兒指紋三關望診法，元-敖氏著有《點點金》和《敖氏傷寒金鏡錄》成為舌診第一部專著，李東垣還提出了“神精明(即望神)，察五色(即望面色)，聽音聲(即聞診)，問所苦(即問診)，方始按尺寸、別浮沉(即切診)”的四診具體做法內容。明清以後，李時珍以歌訣描述了27種脈象而著《瀕湖脈訣》，張景嶽《景嶽全書》和清-李延昰《脈訣匯辨》、周學霆《三指禪》、周學海《脈義簡摩》等均對脈診理論有著詳細的闡發論述，其中張景嶽所創制的“十問歌”成為經典的問診模式；清-葉天士以舌象變化結合衛氣營血辨證判斷病情發展，吳鞠通以舌診作為三焦辨證用藥依據等，同時期還產生了一批如《傷寒舌鑑》、《舌胎統志》、《舌鑑辨正》、《察舌辨證新法》等總結舌診的著作；清-林之翰《四診抉微》是四診合參具體應用的重要著作，汪宏《望診遵經》、周學海《形色外診簡摩》系統總結了望診的內容；其後，民國時期直接以診斷學命名的著作開始出現，如張贊臣《中國診斷學綱要》、裘吉生《診斷學》和包識生《診斷學講義》等，使四診成為診斷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審證”，是建立在四診基礎上對於疾病所蒐集的各類資料進行審察總結。“審證”不完全等同於“辨證”，而是辨證的基礎，就是確認“主證”。一直以來，對於“證”的認識有不同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證”就是證候，是症候群，是患者在某病程階段出現的各個症狀和體徵;一部分學者則認為“證”就是證據，是有關患者發病及包括臨床表現在內的各種證據。現代著名中醫學家方藥中先生《辨證論治研究七講》認為“證”作為證據而言，是對產生疾病的各方面因素和條件的高度概括。筆者認為審證是審察總結四診所蒐集獲得的關於疾病的各類“證據”。由此可見，第一步“四診審證”是打開病鎖的鑰匙。
【案例】黃某某，女，55歲，幹部。2009年3月5日（農曆己丑年二月初九日，驚蟄）就診。
望診：面色萎黃，形瘦重裝，肅然端坐，精神萎靡，抑鬱寡歡，默默俯視，少氣懶言，煩躁不安，發枯澀、唇蒼白；舌質淡紅，舌苔黃厚而膩。
聞診：氣短聲弱，偶有低聲自語；呼氣及言談時口中有異味。
問診：約一年前，漸起不能入睡、失眠、驚夢、懶言、淡漠、自責、傷感、煩躁；小便微黃，大便數日一行；49歲絕經，無髒躁（更年期綜合徵）病史，患者及家族無精神病史；體檢除收縮壓偏高外（140/80mmhg），其餘理化檢查一切正常，心、腦電圖亦無明顯異常改變。某西醫三甲醫院診斷為“抑鬱症”，以奧沙西泮片、女性荷爾蒙補充療法等治療罔效，轉至某三甲中醫院，收治腦病科，以重劑安神定志類等方藥治療亦罔效；追詢本病發病之初是否因進食糯米之類食品而致飽脹厭食？經患者及其親屬回憶，確認上年正月元宵節進食湯圓以後數日即發病，亦未引起重視，漸次少與家人交談，亦厭倦開會發言，日漸病深。
切診：脈弦細且滑，掌心溫熱、手背發涼。
審證：氣血兩虛，脾胃不和，心神失養。
“第二步：“審證求因”——尋求病門之樞”
基於“司外”獲得的患者信息審察終結，第二步開始“揣內”，探求病因。
中醫學對於病因的認識早在古代就有了明確的分類，如張仲景在《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中提到：“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後世陳無擇在此基礎上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雲：“六淫，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流入，內合於臟腑，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鬱發，外形於肢體，為內所因；其如飲食飢飽，叫呼傷氣，金瘡踒折，疰忤附著，畏壓溺等，有背常理，為不內外因。”開始明確了以六淫邪氣為“外因”，情志所傷為“內因”，而飲食勞倦、跌僕金刃以及蟲獸所傷等則為“不內外因”的“三因學說”。至今中醫學仍宗此說區別病因。所以，中醫看病不只是追究是否細菌、病毒所致，理化檢查雖然能夠明確許多致病因素，但理化檢查提供的結果在中醫看來往往是病理產物而非真正的病因。中醫必須追究的重要病因是風寒暑溼燥火、喜怒憂思悲恐驚的“太過”與“不及”，但目前全世界也沒有任何國家、任何人發明相應的檢驗儀器設備和檢驗方法。所以，也只能通過“司外揣內”來思辨。
審證求因是辨證的第一環節，需要的是經典理論和臨床經驗引導的思辨，從而找準“治病必求於本”的門徑，故而審證求因是叩推病門的樞軸。
【案例】黃某某（前案）
審證求因：其證為“氣血兩虛，脾胃不和，心神失養”，為什麼能如此否定抑鬱症的診斷而辨證？一是觀其“面色萎黃，形瘦重裝，精神萎靡，面色萎黃，少氣懶言，氣短聲弱，發枯澀、唇蒼白，掌心溫熱、手背發涼，舌質淡紅”，望而知之，是氣血兩虛之象；二是脈來“弦細且滑”。節氣正值驚蟄，春當生髮，驚蟄主萬物復甦，弦脈是應時正常之脈象，細脈則是氣血不足之故，但細而滑，卻不是細而澀，則可排除血瘀（冠心病之類），痰飲、食滯、妊娠皆可致脈滑，結合“舌苔黃厚而膩”、“呼氣及言談時口中有異味”、“大便數日一行”，則可斷為胃氣不和、氣滯中焦；三是經過追詢，得知確實由進食湯圓起病，而且病情是由難以入睡、到厭食、到失眠、再到淡漠沉默漸次加重。《下經》曰：“胃不和則胃不安”，是也；四是“49歲絕經，無髒躁（更年期綜合徵）病史，患者及家族無精神病史；體檢除收縮壓偏高外（140/80mmhg），其餘理化檢查一切正常，心、腦電圖亦無明顯異常改變”，則可基本排除精神病及更年期綜合徵。由此，從當前一切信息綜合判斷，可以排除抑鬱症。病因明確：是“不內外因”——食滯。
“第三步：“求因明機”——探究療病之徑”
第三步是建立在確認病因的基礎上明確病機。病機是疾病發生、發展、變化以及轉歸的機理，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疾病發生之機理，二是疾病發展、變化與轉歸之機理。中醫學認為，人體患病及其病情發展變化的根源就是人體正氣與邪氣的抗爭。邪正之間鬥爭的勝負決定了疾病發生、發展以及轉歸，因此中醫學病機理論的核心就在於審查機體正邪相爭的狀況、態勢。筆者體會其關鍵是要重視“調氣血、平升降、衡出入、達中和”，要強調機體的內外形神、陰陽氣血、臟腑經絡、津液代謝的和諧暢達，必須注重審時度勢地明辨病機。
歷代醫家對於病機十分重視並多有闡發，《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執簡馭繁地將臨床常見病證從心、肝、脾、肺、腎五臟和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結合概括，對病機作了系統的闡述，同時《黃帝內經》十分強調正氣在發病中的核心作用，如《素問-評熱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刺法論》曰：“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等。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在《素問》及《靈樞》的基礎上，結合臨床實踐闡述了外感病的虛實、寒熱、表裡、陰陽的病機變化；《中藏經》以臟腑為中心，以虛、實為綱，歸納臟腑病機；隋-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對1729種病候的病因、病機及其臨床證候作了闡述；唐-孫思邈《千金要方》依據完整的臟腑虛實寒熱病機變化進行辨證；金元-劉河間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中提出“六氣皆從火化”和“五志過極，皆為熱甚”等病機觀點；張元素豐富、發展了從臟腑寒熱虛實探求病機的學說，並把藥物的使用直接與臟腑病機聯繫起來，使理法方藥呈現了系統一致性；李東垣《脾胃論》治病側重脾胃陽氣升降病機，還在《內外傷辨惑論》中論述“內傷脾胃，百病由生”和“火與元氣不兩立”的病機;張從正《儒門事親》論述了“邪氣”致病的病機;朱丹溪在《格致餘論》中闡釋了“陽有餘而陰不足”和“溼熱相火”等病機；清-葉天士闡發養胃陰的機理。明-李時珍、趙獻可、張景嶽、李梴等對命門的論述等，都不斷豐富了病機的內容。
筆者認為，在臨床過程中依據病因（內因、外因、不內外因）、病位（臟腑、經絡）、病性（表、裡、虛、實、寒、熱）、病勢（生、死、逆、順）、病理產物（痰飲、瘀血、結石等）、體質、病程等因素內容明確病機，才能進一步把握疾病動態、機體現狀，最終歸結為不同的證候，用以立法處方，治療中才能有的放矢，故而“求因明機”有如探究療病之徑。
【案例】黃某某（前案）
求因明機：為什麼進食湯圓能導致如此複雜而沉重的病情，甚至誤診為抑鬱症？這就在立法組方用藥之前，必須明確病機。
《黃帝內經素問-逆調論》曰：“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胃不和則臥不安。”脾胃又為升降之樞紐，為心腎相交，水火交濟之處，胃失和降，陽不得入於陰，而臥不安寐。由於患者原本就氣血兩虛，脾胃少納難化，進食糯米之類粘膩食物，納而不化，中焦受阻無疑，故厭食、便難；由是，必然導致氣機不暢，心神不守，漸至長期寐難，造成心神失養，加之治療始終未能針對病因病機，而是著眼於抑鬱，盲從於抑鬱症的既定治療方案，於是懶言、煩躁、淡漠等諸證畢至矣。所以，其病機是：氣血兩虛→食滯胃脘→脾胃不和→氣滯中焦→心神失養。“求因明機”必須明晰“標本”，相對而言是：食滯胃脘為本，抑鬱寡歡為標；脾胃不和為本，厭食不寐為標；氣血兩虛為本，氣滯中焦為標；心神失養為本，少氣懶言為標。
“審證求因”、“求因明機”都必須運用辨證綱領，至於使用何種辨證綱領，則視病證類型和自身臨床經驗決定。本案按照《中藏經》臟腑辨證八綱（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辨析，則是本虛標實、表寒裡熱、脈證相符為順、方證對應可生。可以說，截止到“求因明機”這一步，才算真正完成了整個辨證的過程，即“知犯何逆”，抓住了“主變”，為立法組方用藥指明瞭方向。
“第四步：“明機立法”——確立治療之圭”
在明確辨證以後，治則治法的確立就能順理成章。治則治法是根據病機擬定的治療方案，也是指導處方用藥的圭臬，是連接病機與方藥的紐帶，是論治綱領。《黃帝內經》對中醫臨床治法提出了許多重要原則，如“治病必求於本”、“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疏其血氣，令其調達，以致和平”、“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實則瀉之，虛則補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素問-至真要大論》還針對氣機變化提出“散者收之，抑者散之，急者緩之，堅者軟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等；後世醫家中，王冰在註釋《素問-至真要大論》時提出“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是治療陰陽虛證的千古名論；金元四大家對治法也多有建樹，如張子和善攻，長於汗、吐、下、消、清諸法；朱丹溪確立滋陰降火法，並主張痰鬱致病，注重理氣化痰；李東垣立補中益氣諸法；還有明-張景嶽《景嶽全書》按補、和、攻、散、寒、熱、固、因八法分類方劑，命名為《古方八陣》，開創以法統方之先河；此後，程鍾齡《醫學心悟》正式提出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
筆者認為：在病機明確的基礎上才能確定治法，而病機是辨證的核心，而辨證是對疾病本質的高度概括，綜合反映了當時、當地某人的疾病在一定階段的病因、病機、病位、病性、病勢等各個方面。治法就是基於完整的辨證而採取的針對性施治方法，而依法組方是中醫臨床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可見“明機立法”是確立治療之圭臬。
【案例】黃某某（前案）
明機立法：既然其病機是“氣血兩虛→食滯胃脘→脾胃不和→氣滯中焦→心神失養”，是逐步遞進的五個病機，相應的治法是益氣活血、消食導滯、調和脾胃、通調中焦、養心安神。按照“治病必求於本”、“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的原則，治法應當在益氣活血的前提下，首先消食導滯、通調中焦治其標，繼之調和脾胃、養心安神治其本。這就決定臨床分兩步走，從而明確了治療的“主攻戰略”：第一步重在脾胃，第二步重在心神。
“第五步：“立法組方”——部署療疾之陣”
第五步是根據確立的治法決定“方”（俗稱“湯頭”）。歷代醫家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經過無數臨床驗證，打磨出針對各種病證的“方”，就是根據治則治法將多味中藥按照相須、相使、相畏、相殺的藥性，按照君、臣、佐、使的結構配伍，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揮方藥的效能，減低或抵消部分藥物的毒副作用。通過不同的製作方式，中醫“方”可製成湯、膏、丹、丸、散、酒、栓、軟膏等不同劑型，統稱“方劑”。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所載295方，被譽為“萬法之宗,群方之祖”，是為“經方”，後世醫家之方稱為“時方”，當代中醫的有效方稱為“經驗方”，由名醫傳承的經驗方稱為“師傳方”。立法組方這一步，實際上就是根據確立的治則治法在相應的“經方”、“時方”、“經驗方”中選擇適合的方。
首選經方，次選時方，再次選經驗方。隨著明機立法這一步的完成，所用方也就呼之欲出了。不論是對證的經方還是熟諳的驗方，只要符合治法即可行，但一定要進行加減化裁，切忌千人一方，因為病人病情千差萬別，不經化裁而生硬照搬照抄，則“執醫書以醫病誤人深矣”，就必然失去中醫個性化辨證論治的診療特色，也就失去了中醫臨床優勢。因此，要力求做到“心中有大法，筆下無死方”。
筆者認為，要“師古不泥古”。經方應用，首重“三遵”：遵循經方之主旨、遵循經方之法度、遵循經方之結構。可以說，“立法組方”是部署療疾之陣。
【案例】黃某某（前案）
立法組方：根據“兩步走”的“主攻戰略”
第一步 “消食導滯、通調中焦”的治標，有李杲《內外傷辨惑論》的枳實導滯丸（大黃、神曲、枳實，黃芩、黃連、白朮、檳榔、青皮、木香、胡椒、三稜、丁香皮）等方可供選擇，本案根據“明機立法”，選定《內外傷辨惑論》的枳實導滯丸；
第二步，“調和脾胃、養心安神”，有《金匱要略》的“黃芪建中湯”（ 黃芪、大棗、白芍、桂枝、生薑、甘草各，飴糖）、“酸棗仁湯”（酸棗仁、茯苓、知母、川芎、甘草）可供選擇，根據“明機立法”，本案選定“黃芪建中湯”加“酸棗仁湯”。
“第六步：“組方用藥”——派遣攻守之兵”
“用藥如用兵”，在立法組方之後，需要對所選定的方劑進行加減化裁。這一過程如同臨陣點將、派兵、選擇武器，要針對選定的方劑結合證候合理用藥，講究“方證對應”。筆者認為：“今人不見古時景，古人未知今時情”。現代生活中的人類，在氣候環境、飲食習慣、生活方式、診療條件、中藥品質以及病種等方面都有很大變異，臨床未見有人完全按古方患病者，不同的病人也有著不同的體質，主證之外牽扯多種複雜次證，患病之後接受的治療方式有中醫、西醫、中西結合醫、少數民族醫等等，兼證、變證層出不窮，所以決不能生搬硬套固有方藥，必須臨證化裁。筆者根據臨床體會，提倡“中和組方”，即遵經方之旨，不泥經方用藥，依據中藥功能形成“三聯藥組”以發揮聯合作用、輔助作用，制約作用，按照君臣佐使的結構組方，用藥追求“清平輕靈”，力爭燮理陰陽、扶正祛邪、標本兼治、達致中和，儘量避免無的放矢、“狂轟濫炸”、“濫伐無過”。總之，“組方用藥”是保證整個診療得以成功的最後一環，一定要按照“佈陣”使每一味藥“勝任”，堪稱派遣攻守之兵。
【案例】黃某某（前案）
組方用藥：第一步 “消食導滯、通調中焦”以治標，組方：
生大黃15g 炒六曲15g 炒枳實6g炒黃芩10g
炒黃連10g 炒白朮10g雲茯苓12g 炒澤瀉10g
佩蘭葉6g大腹皮10g 谷麥芽各15g 湯圓1枚，炒糊為引（生大黃，後下；炒六曲，包煎；枳實，麥麩炒，黃芩、黃連，酒炒；白朮，土炒）
3劑 1日1劑，水煎，溫服。
療效：服上方1劑1次後，大便1次，量多穢重，“感胃部、腹部輕鬆許多”；服3劑後，食慾增進，黃膩舌苔已淨，“基本能按時入睡”，但乏力，仍懶言，稍口渴。
第二步，“調和脾胃、養心安神”以治本，組方：
西洋參10g 生黃芪12g 紫丹參7g雲茯神12g
炒棗仁12g 肥知母10g炙遠志6g 九節蒲6g
大紅棗10g杭白芍10g 烏賊骨10g 西砂仁4g
生甘草5g（西洋參，蒸兌）
7劑 1日1劑，水煎，溫服。
療效：服上方1劑後，諸證明顯緩解；7劑後，寐寧、神清、無自言自語，能赴會發言，感“完全恢復，一切正常”。
“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上述“中醫辨治六步程式”是初步總結，但實際上歷代中醫都在臨床實踐中運用，是歷久而不衰的中醫臨床思維模式。無論接診時間是一分鐘還是一小時，只要是中醫就必然在瞬間自覺不自覺地完成這六步程式，絕對不是看看化驗單、根據西醫診斷，以消炎、排毒、免疫、補充能量等概念配箇中藥方。由此可見，“中醫辨治六步程式”既是中醫獨有的，又是中醫必須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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