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京剧舞台上须生言菊朋这一流派,绝唱歌坛已有十多年了。可是,言菊朋醇厚甜美的歌喉,准确清爽的字音,摇曳生姿的唱腔还是使人不能忘却。最近,言派戏重上舞台,言菊朋的长子言少朋在北京演出了《卧龙吊孝》,由是想到,言菊朋的次女言慧珠也以反串言派名剧《让徐州》著名,记者请她谈谈这位前辈艺人的生平事迹和他的艺术创造。


早期的艺术生活


 言慧珠说:“十六年前,父亲以衰暮之年,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了全部‘探皇陵、二进宫、大保国’之后,就一病不起了。他在弥留中,虽还念念不忘他那精心琢磨的言腔,但对京剧艺术的前途不敢抱有任何幻想,内心是非常愤懑和痛苦的。他怎么会想到,今天,在百花齐放的艺术园地里,他的这株枯树会得枝叶重生的呢?”作为一个演员,一个言家的后代,言慧珠那种悲喜交集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就从言菊朋的早期艺术生活谈起。


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言菊朋之《打棍出箱》


 言慧珠说:“我们是蒙族人,世代当着满清王朝的武官,所以,祖父就把父亲送到陆军贵胄学堂去念书。可是,他从小喜爱的是西皮和二黄,以致连陆军学堂里那套戎装打扮都不大理会得清楚,穿得很不整齐,因此同学们都叫他‘邋遢兵’。他也毫不在意,学堂毕业后,他在蒙藏院得到了一个小差使,月薪三十块钱,要养活祖母、母亲、姊姊、大哥少朋和我五口人,是够呛的了。可是,他还要挤出钱来听戏。只要谭鑫培老板上台,即使刮风下雪,他也脚踏钉鞋,手拿一把油布大伞,上戏院子买张最便宜的票子,靠着大墙坐下,去过他的戏瘾。”


 言慧珠的话,为我勾画出了言菊朋青年时期那股爱好艺术的精神。


千方百计学谭派戏


 “他后来认识了谭鑫培吗?”记者问。


 “不,他始终不曾受到过谭老先生的亲炙,虽不认识他,但他却千方百计地认识了谭氏的左右手,唱花脸的钱金福和唱武丑的王长林两位前辈。从他们口中抄录了谭氏的剧本和学得了谭氏的身段。后来,他又向熟谙谭派唱腔的著名琴票陈彦衡讨教,尽得谭氏的发声方法和如何运腔的妙处;同时,他又和谭氏合作最久的杨小楼和王瑶卿结交,希图从他们那里得到片言只词来增加他自己对谭派戏的理解;总之,凡是对他学谭有利的事情,他总不辞劳苦,全力以赴,这样谭派名票言菊朋的声誉也就在北京京剧界渐渐传开了。”


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言菊朋的“仿谭造像”


票友“下海”的经过


 “他后来怎么会从一个票友而成为职业演员的?”


 “那就要说到梅兰芳先生第二次到上海来演出的事了。那一年,王凤卿因病不能南来,北京有位名士想邀我父亲去协助梅先生的演出,言明月俸三千块钱,比他的月薪卅元要大一百倍,我父亲为此踟蹰了好久。因为,那时候一个所谓宦家子弟,下海唱戏是件很难想象的事,况且,当时正传闻他要升科长,他怎么肯丢弃这个机会呢?后来幸亏那人和我父亲的上司相熟,说可以设法代他请假两月,保证唱戏回来后官复原职。于是,我父亲也就欣然上路了。你看,下海唱戏这有多难,而当时的官场又是多么的好笑啊!”


 言菊朋在上海初次演出的两个月当中,除了跟梅兰芳合演《探母》《汾河湾》等戏外,也演出了谭派应工的《卖马》《骂曹》《战太平》等剧,观众对他的评价很好。言慧珠说:“正当我父亲演得高兴的时候,衙门里就给他撤了差了。原来,我父亲的上司调了差使,那时连这三十块钱一月的职位也是颇难觅得的,那个新上任的上司就乐得借‘请假唱戏,成何体统’的名义把他裁掉,换上了他的亲戚……”


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言菊朋之《定军山》


精力最饱满的时期


 “于是,我父亲因差使被撤,就不得不‘下海’唱戏。”言慧珠笑着说:“这是他一生精力最为饱满,信心最强,也是最为用功的时期;他一心想继承谭鑫培,做一个好演员,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合理的要求,在那时候就有多大困难,要受多少磨难!”


 如果把言慧珠的话和言菊朋早年灌制的唱片如《文昭关》《奇冤报》《法场换子》等相对照,可以更鲜明的看出这段时间确是言菊朋精力最为旺盛,也是摹拟谭派最为神似的期间。


调嗓练功更勤


 “享了大名之后,他更勤奋了。”言慧珠接着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恍如在我眼前:在我北京的老家里,灯下,我在温功课,父亲就在天井里调嗓练功。在风雨如晦的日子,我只要听见父亲站在檐下,高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时,透过他那凄凉苍劲的歌声,我仿佛感觉得到有人对天浩叹。”


深夜犹在练打鼓


 “有时,”她满怀感喟地说:“我一觉醒来,蒙胧中看见一个身扎大靠,领下长须的人,站在床前对我说:‘唉,孩子睡觉不知道关灯,真太阔气了!’原来,父亲还没有睡,正在练《定军山》哩!估计这时间总在深夜两点多钟。有时,我也常被一阵急风骤雨般的鼓声惊醒,原来他在练《打鼓骂曹》中的‘渔阳三挝’,他常说,他的手腕没力,只有勤练,才能弥补这个缺陷。”言菊朋的“击鼓”,素被评为一绝,听了言慧珠的话,才知道,还是得之于勤学苦练。


 言慧珠说,言菊朋常和王瑶卿先生研究曲调,吸收旦角的唱腔。她的话使我领会到:为什么言腔能在苍劲之中兼有妩媚和缠绵的感情,而在一气呵成之中又有深婉不迫之趣的道理。在那个时候,他的唱腔,比之余叔岩仿佛要刚中见柔些,比之马连良又似乎要柔中见刚些。


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言菊朋之《文昭关》


喜听刘宝全的大鼓


 “我父亲还常带着我们兄妹们到什刹海去玩,那里集中了北京的各种小杂耍和家常面点。”言慧珠的眼里浮现出了回忆童年生活的喜悦:“我们常去听刘宝全的《长坂坡》等,听完了,就在小摊上吃碗面或是豆腐花,可是,父亲是另有用意的,他常说:刘宝全的玩意儿里边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听了刘宝全的《大西厢》回来,他不住哼着二八的俏佳人,她懒梳妆……的调子,他喜欢刘宝全嘹亮圆转的歌喉,和他那种似在板上而又不似在板上自然而又动听的曲调,后来在他创造的言腔中,也常可以听到这种内行叫做‘耍板’的东西,很有味道。”


似唱像白似白像唱


 “适才离了汾河境,一马儿来——在柳家村”言慧珠哼了《汾河湾》中薛仁贵出场的这段快板,在“来——在”之间,清楚地听到了一个溜圆如丸的转折,非常好听。她这一唱,使我想到在言派唱腔中,特别是“摇板”,那种似有规矩而又不为规矩所限,似乎是“唱”又像是“白”、似乎是“白”又像是“唱”的例子是数见不鲜的。例如,在《清官册》寇准上朝的这段“摇板”,当他唱到“有才不在官大小,无才你们枉受爵禄恩”时,说它是唱罢,却又明白如话,说它是白罢那音色之美则又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谈到这里,言菊朋那种刻意摹谭,但又不为谭派所限,善于吸收其他流派,甚至别个剧种的创作方法,使我印象很深。


爱好读诗种花


 “我父亲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兴趣也是很广泛的。”言慧珠说:“他喜欢唐诗,他的那出《吞吴恨》就是根据杜甫《八阵图》中‘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意改写的;他受古文学的熏染很深,喜欢在报上写点剧评,在《卧龙吊孝》中,那篇诸葛亮的祭文就是他自己执笔的。他喜欢种花,特别喜欢梅、兰、竹、菊,这种爱好,使他的唱腔敷上了一层雅致素淡的色彩……”


 言菊朋早期艺术生活中勤练成名的故事,听来是很令人兴奋的;但他晚年时期的遭遇和磨折,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感叹。


 “我父亲在四十岁以后,由于体力日衰,就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改走精致纤巧、讲究韵味的路子,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是,却引起了北京一些京剧保守派的非议,他们认为:言菊朋既学的谭派,就只能作谭派的孤臣孽子,不能有所改革,他们就把言腔斥为怪腔,口诛笔伐,不肯罢休……”言慧珠说到这里,再也不愿讲下去了。


 “我父亲个性耿直,不善交际,一生就没拜过一个老头子,所以就很少有人请他出去演戏,这也是原因之一。”言慧珠接着说:“从前好角儿是夏天和冬天不唱的,可怜我父亲就连这种日子都不大挨得到,时常,在腊月尾边我父亲望着雨雪霏霏的天空,眼看还没有人上门来请他出门演戏,就仿效古人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办法,折枝梅花往瓶里一插,说声:唉,今年又得要依靠梅花来点染年华了!那时不但没人上门来请去演戏,后来就连帮他调嗓,替他拉胡琴的人都找不到了,他们说:言三爷很少上台演戏,跟着他没有意思;而且,言派戏九回十八转的交关难拉,花最大的劲儿,拿最少的钱,谁愿意上他那儿去!”


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言菊朋之《王佐断臂》


 “那一年”,言慧珠说:“我父亲到南京演戏,我们一家人也就跟到了南京,一天,忽然一位同台的演员把我父亲拉回家来,原来我父亲受不住那种社会的肮脏气,他站在励志社门口,指着里边骂道:他妈的,你们配谈新生活?你们连什么叫好戏,什么叫坏戏都还不懂哩!幸亏那位同台的演员跟卫兵打了招呼,说他喝醉了酒,才把他拉了回来……”


 言慧珠为我描绘出来的言菊朋晚年衰颓偃塞的情景,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大约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演出的情况:那时候,我曾看过他演出的《骂曹》。当时,他虽然身体更见衰弱了,但嗓音依旧清润,而那种犹如郎诵诗书、极饶韵味的唱腔,仍然是老辈典范、不同凡响。我们的谈话,便转到那一次的演出。


 “我觉得我父亲晚年的《骂曹》和《卖马》最好,他在生活中经过一番波折,饱谙人情的冷暖之后,把剧中人的心情和自己的心情融而为一了。在《卖马》中,他那句‘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你的店饭钱无奈何只得来卖他……听了令人落泪。在《骂曹》中,他把祢衡怀才不遇,反而无端被人贬辱的心中愤懑不平的情感体会得最为深刻……”


言慧珠谈言菊朋(1959年)

言慧珠反串《让徐州》


 后来,谈到了过去言慧珠经常反串言菊朋晚年杰作《让徐州》的事。言慧珠以无限兴奋的心情说:“在我父亲的艺术生活的大半世中,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想不到直到今天,才有了公正的评价,并要在舞台上重见言派戏,使我父亲的一番心血不致淹没。我们作为他的后人,怎么不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勤奋上进呢!所以不仅是《让徐州》,凡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艺术创造,我都愿意贡献出来。”


 (《新民晚报》195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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