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京沈鐵路山海關至龍家營路段的鐵道上，一個年輕人在徘徊。
突然，一列火車沿鐵道線飛馳而來。這個青年不躲不跑，反而停下來，望著火車奔來的方向，站立著、沉思著。
原本站立在鐵軌上的年輕人，突然望著鋥亮的鐵軌從容躺下，俯身而臥……
人們在死者身上發現了一份字跡有些潦草的“遺書”以及相關證件材料，消息通過鐵路部門傳到北京死者單位，很快弄清了這位自殺尋死者的身份：查海生，男，二十五歲，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教師。
然而，人們不知道這個臥軌身亡的年輕人還有著另一個名字和另一種身份，這就是：海子，中國當代著名青年詩人。
儘管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這個特殊時期，海子臥軌自殺的消息還是震驚了中國詩歌界。一時間，人們對他如此匆忙棄世以及採用臥軌身亡這種奇特的死法議論紛紛。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海子都算得上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新詩潮的代表詩人。在他從事寫作短短不到七年的時間裡，他寫下了二百五十多首抒情詩和七部長詩，另外出版有長詩《土地》、《海子的詩》和《海子詩全編》等，其作品分別被收入二十來部詩歌選集。但海子的大部分作品尚待整理出版。詩人駱一禾稱海子是，“我們祖國給世界文學奉獻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詩人”，詩評家謝冕認為，“他已成為一個詩歌時代的象徵”。
海子的詩作，曾於一九八六年獲北京大學第一屆藝術節“五四文學大獎賽”特別獎，在詩人自殺辭世前一年的一九八八年又獲第三屆《十月》文學獎榮譽獎。
二十一世紀以後，海子在中國詩歌界之行情繼續看好。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海子與詩人郭路生（食指）共同獲得第三屆“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由此可以說，海子在僅二十五歲的年齡便早早辭世，實在是中國詩歌界的一大損失。
海子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時，人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封“遺書”。該“遺書”內容沒有公開，但據海子的好友、著名詩人西川在《死亡後記》中透露說：“他的第三封遺書（也就是他死時帶存身上的那封遺書）卻顯得相當清醒。他說：‘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西川還說：“海子前後留有三封遺書。”
其實，海子一共留下六封“遺書”。而且，除帶在身上被西川認為“顯得相當清醒”的那封外，其他五封“遺書”內容都十分古怪。顯示詩人生前確實曾陷入思維混亂狀態，或者出現過因某種因素而“走火入魔”的情況。
遺書（一）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識到：是常遠和孫舸這兩個道教巫徒使我耳朵裡充滿了幻聽，大部分聲音都是他倆的聲音，他們大概在上個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開我的心眼，我的所謂“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們造成的。還是有關朋友告訴我，我也是這樣感到的，他們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殺。今天晚上，他們對我幻聽的折磨達到頂點，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殺，都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這兩個人的刑事責任。
海子八九.三.二十四
遺書（二）
另外，我還提醒人們注意，今天晚上他們對我的幻聽折磨表明，他們對我的言語威脅表明，和我有關的其他人員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與他們有關。我幻聽到心聲中的大部分陰暗內容都是他們灌輸的。現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海子八九.三.二十四夜五點
以下三封“遺書”分別是留給其父母和弟弟、朋友駱一禾，以及他所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領導”的。
遺書（三）
爸爸、媽媽、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殺、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常遠報仇，但首先必須學好氣功。
海子八九.三.二十五
遺書（四）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兇手是邪惡奸險的首都敗類常遠，他把我逼到了精神邊緣的邊緣。我只有一死，詩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請幫助整理一些，《十月》二期的稿費可還一平兄，欠他的錢永遠不能還清了，遺憾。
海子八九.三
遺書（五）
校領導：
從上個星期四以來，我的所有行為都是因暴徒常遠殘暴地揭開我心眼和耳神通引起的，然後，他和孫舸又對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的幻覺折磨，直到現在仍然愈演愈烈地進行，他們的預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殺，這一切後果，都必須由常遠或孫舸負責。常遠：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孫舸：現在武漢。其他有關人員的一切精神傷害或死亡都必須也由常遠和孫舸負責。
海子八九.三.二十五
一個自殺棄世者，事前留下這麼多的“遺書”，而且內容如此“古怪”，這確實是少見的。其中第四封“遺書”中的“一禾兄”，是指詩人駱一禾，這既是海子生前的北大同學，也是極為親近的詩友。其北大畢業後，比海子更幸運，分配至著名大型文學刊物《十月》任詩歌編輯。
海子這五封“遺書”，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兩個人，尤其是指向一個名叫常遠的人，這個常遠何許人也？值得海子在遺書中如此攻擊與詛咒！
海子“遺書”中提到的常遠，其實是海子生前的朋友，供職於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他與海子熟識，是因為當時中國政法大學與中央政法管理學院相鄰，又同屬一個系統。海子未遷到昌平的新校區時，住在城內西環裡，與常遠住在同一單元，他住六樓，海子在三樓。兩人是經常可以在樓道里碰見的鄰居。
更主要的一點是兩人年歲相仿，又有相同的愛好：氣功。於是如常遠後來所陳述的，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的語言，我們經常互相借書，一起看電影、吃飯、談天說地。”
然而，海子出事後，數封“遺書”都直指常遠。當時，有關方面見到海子留下的遺書只知道“海子失蹤”，還沒接到海子的死訊。當即找常遠調查詢問。常遠對此不免緊張，畢竟人命關天，海子自己又白紙黑字，寫得言之鑿鑿。常遠為澄清事實，於三月二十六日連夜寫了一份材料送相關部門。這其實是一份表白自己與“海子失蹤”事件無關的“緊急聲明”，內容如下：
關於查海生（海子）
——致有關部門
我與查海生一直是關係比較要好的朋友，他是一個心地很好、無拘無束、對許多事情都滿不在乎、充滿浪漫氣息的人，也表現出一些思想單純、思考問題過於簡單的傾向。這是他所留給我的總的印象。
海子住在西環裡時，因為我們屬同一單元，他在三樓，我在六樓，加之都較早地參與研究法治系統工程，以及對宗教（他非常崇拜西藏文化）和氣功的興趣，所以有許多共同語言，我們經常互相借書、一起看電影、吃飯、談天說地。自從他搬到昌平中國政法大學新校區以後，我們彼此見面的機會少了許多，除了有一次他請我幫他到我院計算機房打印幾首他的詩作，及在中國政法大學新校區“蘭屋”喝過幾次飲料外（我們共同的好朋友孫理波都在場），我與他的交流形式幾乎都是在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這次大家告訴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蹤，並留下奇怪的“遺書”，說我用特異功能給他造成各種幻覺來暗害他，我聽了之後，感到非常震驚和不可思議。
最不可思議之處在於：幾年來，我在與海子的整個交往過程中，從未鬧過任何彆扭，沒吵過一次嘴，關係一直很好（這一點，中國政法大學的孫理波、姚新華、胡希平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的韓榮貴等都可以證明；他們也是海子的好友），而他，卻突然間視友為敵了！真令人無法相信！
我最後一次碰到海子，大約是今年開學不久，他神采飛揚地說，他又去了一次西藏，“偷”回來了一尊練功用的佛像，還有其他一些“好東西”，並在西藏的山上修煉了密宗靜坐，把錢花了個精光，現在“窮極了”，臨時到商店買個東西都沒錢（我記不得是要買什麼了），我當時還“贊助”給了他五元或十元。
再往前的會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家屬區食堂附近碰到他，當時我騎車子還帶了他一段，他又與我說起密宗和氣功來，我建議他發揮“內行”的想象力，寫一部關於氣功的科幻電影劇本，他說自己寫不了。我盼望有關方面務必努力盡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夠把這件事徹底澄清；否則，將給我徒添數不清的麻煩。以前，在從事有關工作期間，我曾遇到與出在海子身上的這件怪事類似的兩件事：一是貴州的一位科研人員一直在說他受到臺灣特務用特異功能武器的攻擊，給他造成種種幻覺，還對他發出指令，令他無法忍受和生存。此案材料，幾年前曾轉到我手裡，我整理後交給了國家××部×局主管特異功能事務的××局長或×××處長了。二是北京的中國佛教協會圖書館的呂鐵鋼先生（精通藏語，翻譯出版了大量藏傳佛教密宗經典），他一直說自己在練西藏密宗氣功時有“魔”在折磨他，使他無法活下去，讓我為他“驅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的羅振洲老師（他是西藏佛教密宗“噶舉派”，即“白教”貢噶體系的正宗傳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師（羅振洲夫人）知道。在此，順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關部門參考。
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 常遠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晚
隨著海子已臥軌自殺，並證實其“遺書”所說不確後，常遠先生在海子之死上所揹負的“惡名”、“罪名”才終於煙消雲散。
不過，人們要關心的是，像海子這樣出身於名校，且天賦甚高、出名很早的詩歌天才，何以在二十多歲年紀就毅然決然走上不歸之路呢！
海子，原名查海生，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生於安徽懷寧縣離城不遠的高河鎮查灣村。十五歲到北京上大學之前，海子一直生活在農村。
海子自小天資聰穎，性情孤僻、敏感，但他又是個孩子王，原因是他喜歡讀書，且博聞強記，天生具備講故事的才能。家境較優裕，讓他能讀到一些其他農村孩子讀不到的書，從小學時代起，海子常給夥伴們講《三國演義》、《西遊記》的故事，讓周圍夥伴經常聽得如痴似醉。少年時代的海子還有一種天賦，就是記憶力驚人，能做到過目不忘。一九六九年，海子五歲，父親領著他參加了當地的背誦“語錄”比賽。海子一口氣背誦了四十八條“毛主席語錄”，且無一字一句漏誤，獲得第一名，海子“神童”的稱號自此聲名遠揚。
一九七九年，十五歲的海子，以當地文科“高考狀元”的身份考上北大法律系。
海子入北大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那段時光，正如中國從“文化大革命”噩夢中解脫出來，開始全面改革開放，而且是正逢思想解放浪潮方興未艾、風起雲湧之際。
海子很快就如魚得水，顯露出自己的才華，尤其是詩歌創作上的天賦，不久，他就成為當時的“北大三大詩人”之一，其他兩人分別是西川和駱一禾。
海子上大學時年齡偏小，又來自安徽農村，在人才濟濟、精英雲集的北大校園裡，確實有點貌不驚人。
不過，就是這個不起眼像“潘冬子”一樣的海子，很快讓同學別眼相看，一是他很快顯露出來的詩才，二是他對哲學的入迷和鑽研，海子學的是法學，但他喜歡的是文學和哲學。據說，有一次同學間閒聊的時候，談起哲學，海子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尼采、薩特，到後尼采、後薩特，不僅侃侃而談，而且將這些哲學家和哲學流派逐個褒貶了一遍，儼然一個哲學史專業博士生導師的氣派。可見海子當年在哲學上的功夫的確了得。
大概到大學二三年級時，也就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那段時間，海了開始了他的詩歌創作生涯。
幾年大學生活轉瞬即逝。大學畢業的海子，面臨著人生的又一個“拐點”。從後來的事實發展來看，這一次的“拐點”對海子的悲劇性結局帶有決定性意義，顯然是負面因素居多。
畢業分配是一件大事、難事。海子想當詩人，做職業作家，或者乾點編輯之類。但均非對口專業，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分配就業原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海子當時的家境，已不能像現今一些人的選擇一樣，可以從容，而且衣食無憂地不要職業，作一個自由職業者或是自由撰稿人。
畢業後，海子被分配去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按現在有些人的擇業標準，去中國政法大學這樣名聲響亮且有背景的大學任教，應該是個不錯的去處，甚至是有些可望不可及的好去處。但一心想做詩人的海子可不這樣想。況且，分到政法大學後，他所在的教研室是哲學教研室而非法學教研室，他所教的課程是《自然辯證法》。與當年在北大所學專業相去甚遠。
在此情況下，詩人海子與環境的不協調顯而易見。而另一種與環境的明顯不協調錶現在不久之後，海子隨校遷往坐落在北京郊外昌平的新校區之後。中國政法大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昌平建起新校區，主要教學部分亦遷至新校區，海子與大多數教職員隨往，生活在昌平新校區。當年的昌平，交通不便，生活單調，遠離詩友，遠離首都文化圈子且毫無都市文化氣息。作為一個有浪漫才情的詩人，其寂寞與苦悶可想而知。
可見海子到昌平中國政法大學任職後，在生存和生活環境方面是雙重的不協調。這種環境及狀況下，心境及創作肯定不會好，這對他的事業和人生影響匪淺。
在如此心境下，海子作為教師的授課情形，恐怕難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概括起來說，應當是個不大稱職的大學教師。知情者都說，海子的教學是不拘俗套、天馬行空式的隨意發揮，甚至充滿了詩歌的想象。據說，他曾在課堂上對學生舉例說：“你滿可以想象海鷗就是上帝的游泳褲。”此時的海子，在文壇內外都有了些名氣，聽他課的學生們知道他是個頗有點名氣的青年詩人，會寫詩。於是就有好事者要求他每次下課前用十分鐘時間朗誦自己的詩作，海子果然如此實行之。同學們對他的詩作反映如何且不說，但校系領導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政法大學作為中國政法領域的最權威學府，首要目標是讓學生接受一流的政法專業和基礎課程方面的教育。文學與詩歌對法學教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海子課堂上朗誦自己的詩，這類行為不受校方批評便算是寬容的了。
一九八九年，海子在老家過寒假，這是他生前的最後一次寒假。在老家時，他曾給自己所在的哲學教研室某主任寫過一封信，希望請半年病假，說是養病調理身體，其實可能還是想集中時間精力，弄自己那許多未完的詩稿。當然按當時規定和學校實際情形，可能極難獲准。但是後來在未獲校方答覆之前，他又改變主意，按時返校。為此，他又特地給這位主任以書面形式作了一個“說明”。這也是海子捉摸不定的行事風格之一。他特別在這份文字中，向當事領導作出一種姿態：我今年要安心上課，在教學上做出成績，爭取年內評上講師。
這在海子是很難得的舉動，不過，這顯然也非真心話。這其實反映出他的內心矛盾，即內心真實思想與實際行為的矛盾。這是在現實無奈境況下所造成的人格的某種分裂現象，並不表明他真正向現實處境低頭。
按海子的氣質和本性，他是不會低頭的，也不可能退讓。而這正是他的悲劇所在。面對生活、現實，他不低頭，不退讓，所以只能選擇另一條路。
越是成年或者“成名”之後，內向、個人封閉型的性格特徵就越明顯。
尤其是去中國政法大學就職後，由於性格內向，海子與周圍同事格格不入，接觸甚少。
這種缺乏交往、缺少友誼的狀態，自然對海子的情緒和心態影響很大，但海子自己似乎不想改變它。
自閉而甘守孤獨的海子，還是深具詩人的習性，那就是如古代詩人那樣，周遊天下，逛名山大川，在欣賞秀色美景的同時，陶冶心性，獲取靈感。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海子幾乎每年暑假都外出旅遊，而且他去的地方主要是廣闊、相對落後封閉，卻又充滿神奇色彩的西部地域。
旅途的經歷和感受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和出現在他的詩作中。海子既品嚐了旅遊之樂，也開闊了其創作視野和題材，激發著他的創作靈感和激情。據認為，海子至死也未完成鼎力之作長詩《太陽》，既有古代埃及人、波斯人“太陽崇拜”的影響，其中也有海子在西部旅行時所見迷人的西部陽光，尤其是西藏高原亮麗陽光的某些誘惑和啟示。
海子作為有才華的年輕詩人，又是成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文學熱”、“詩歌熱”尚未降溫，作家詩人無論整體形象還是社會地位在公眾視野中尚有好評的時期，其身邊應當說不乏崇拜者、追求者。然而，海子從成年到成名直到走向死亡，在愛情經歷上卻是個失敗者。他一生經歷的幾次自己比較心儀的愛情，都是有始無終，只開花不結果。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海子自殺原因的探討中，愛情的不成功，從而遭受的心理上失戀的打擊，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海子先後愛過四個女性，被詩壇稱為“四姐妹”。海子自己曾經專門寫過一首名為《四姐妹》的愛情詩，將這四個女性詩化的同時，也記錄了他此生四段雖刻骨銘心卻以痛苦失戀收場的愛情歷程。詩中寫道：
我愛過的這糊塗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裡我頭枕卷冊和神州
想起藍色遠方的四姐妹
我愛過的這糊塗的四姐妹啊
像愛著我親手寫下的四首詩
“四姐妹”的頭一個是B。海子與B的戀情之開始大約是在一九八五年，B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一九八三級學生，來自呼和浩特。他們的戀愛經過也頗有傳奇色彩，坊間說法是，有一次在課堂上，海子朗誦詩作後，突然心血來潮，向眾學生髮問道：“你們喜歡哪位詩人？”同學們七嘴八舌地報上自己喜歡的詩人：徐志摩、泰戈爾、聶魯達……輪到B了，她站起來迎著海子詢問中帶著期待的目光，緩緩卻是口氣堅定地道：“我喜歡海子的詩。”教室裡先是寂靜，繼而一片譁然。
這女生的舉動和回答很出海子的意外，也頗讓其感動。自此，B進入了詩人海子的生活和內心，也進入了海子的詩作中。B是海子的初戀女友，也是海子終生難以忘卻的戀人。據說，進入戀愛狀態的海子，那段時間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由自閉孤獨，沉默寡言，變得開朗活躍，心情頗好。
不過，B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遠走深圳。西川說：“至於他們到底是因為什麼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另有文章披露，分手原因，據海子父親說是：“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們家裡窮。”
不管什麼原因，讓這段戀情終結，對年輕的海子其精神和心靈的打擊可謂空前。在此打擊下，他差點崩潰。不僅大量喝酒，而且想到了死。海子自己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的日記中寫道：“兩年來的情感和煩悶的枷鎖，在這兩個星期（尤其是前一個星期）以充分顯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現。我差一點自殺了……”
海子的第二個戀人暫稱為S，此是昌平縣的一位女孩，與海子的結識是海子失戀之後幾個月的事，也帶點情節性。當時，海子給昌平縣文化館承辦的文化藝術節投去了一首詩，這是海子很偶然的舉動，而S恰是這次活動的主持人。S，這位“長髮飄舞的姑娘”，就此走進了海子的精神天地。
不過，這次短暫的戀情（僅幾個月）也以苦澀而宣告終結。按海子好友西川的說法是：“他在昌平曾經有一位女友，就因為他拒絕與人家結婚，只想戀愛，不想結婚，怕難有女孩願意。”海子的第三段戀情的對象是四川達縣的女孩A，大學畢業後在成都工作。她也是海子詩歌的愛好者。一九八七年，海子西部旅行時，繞道四川成都、九寨溝、達縣、萬縣，然後乘船下三峽，抵安慶，回家。海子這一奇怪的行程安排，有人猜測，除了拜訪幾位四川詩人外，可能還包含與她見面的目的。這段戀情也無疾而終，原因不詳。接下來，與海子的生命及詩歌結緣的第四位女性，其身份變得更加曖昧而神秘。這位女性就是海子詩作《日記》裡的那個“姐姐”。據說，“姐姐”是一位步入中年、有著良好的藝術鑑賞力的已婚婦女。她欣賞海子的詩才，而海子竟在精神上對年長他許多的這位“姐姐”具有最強的依賴性。這段有些令人奇怪的戀情自然不會有結果，由於現實的婚姻（也許還有年齡）障礙，他們根本無法結合。
一九八九年元旦過後，北京下了一場冬雪。這年寒假，海子又回了趟安徽。這趟故鄉之行帶給他的更是失落和巨大的荒涼之感。“有些你熟悉的東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說，“你在家鄉完全變成了個陌生人！”
“海子之死”作為一個事件，也還是需要一個“導火索”。西川說：“每一個人的自殺都有他的導火索。作為海子自殺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愛情生活或許是最重要的。”
西川提到的“導火索”是：“在自殺前的某一天，海子見到了他初戀的女朋友。”
這個初戀女朋友就是前文所述的B。此時B已安家深圳，且即將移民海外。三月上旬，B回北京辦事，她專門看望了海子。同時也告訴他，自己和丈夫即將移居美國這個消息。這無疑更觸動或者說增添了海子心靈的傷痛。
大概戀及當年那段已成記憶，但在心中卻美好難忘的舊情，詩人氣質的海子見面之後，既有幾許傷感，又顯得有點激動，甚至有萌發舊情、重溫舊夢的衝動。但此時已覺物是人非，且即將成為美籍華人的B，面對如今已覺落拓，仍生活在幻想或內心世界的海子，卻顯得很冷淡。在她來說，整個會面只是禮節性、問候式的。這讓海子既失望，又很傷心。
幾天後即三月十七日，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的同事們聚餐。海子顯然沒從那種灰暗心境中解脫出來，他心情抑鬱，借酒澆愁，喝著喝著，不知不覺喝醉了。醉酒狀態下，他對同事講了當年與B的往事，其中有些涉及兩人之間的隱私。次日，酒醒過來，海子恍惚間覺得說了些不該說的話，就向同事們一再詢問：昨天是否講了關於B的什麼不妥的話？同事們都安慰他，說沒有。但海子堅信自己講了許多對不起B的話，他深覺不安且極度自責，不能原諒自己。這時，他又想到了死。
隔了一天或是大約兩天之後，海子的朋友葦岸突然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只見海子一臉憔悴站在門前，對他說道：“我差點死了！”顯然，海子已經再次起了自殺的念頭。
之後，就是本文開頭那慘烈而又帶些悲壯意味的一幕。
出事後，校方用電報通知了他遠在安徽農村的父母。
幾天後，痛不欲生的父母將他的骨灰盒從北京帶回查灣村。
海子的死是二十世紀末中國詩壇最令人震驚的悲劇性事件，而且，它也成一個標誌性事件，促成詩壇和文壇乃至整個社會，對中國當代青年詩人生存處境和生存狀態的關注。
海子的臥軌自殺，在中國詩壇以及當代青年群體中引起的震動非同一般。
海子自殺影響最深的，還是那批與海子差不多同齡，或是後起的青年詩人。他們受海子自殺的影響，或者是一種文化層面，以致心靈方面的暗示，短短几年間一個接一個地先後自殺身亡，引起文壇、詩壇震驚。比較有影響的是筆名為“戈麥”的青年詩人褚福軍，於一九九一年投水自殺。不久之後，也是出自北大的青年詩人（哲學系研究生）羅聲遠，更是效仿海子的“自殺模式”，在湖南長沙臥軌身亡。最典型的，是浙江一位青年詩人，自殺之前專門往安徽安慶查灣海子家鄉，在海子墳前祭奠過海子之後，再實施其自殺行為。至今已有不少於十四位青年詩人或自殺、或病故、或被害，這實在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數字。
海子的自殺在中國詩壇內外引起的反響巨大而持久。一九八九年四月，北大燕園內舉辦了海子的詩歌座談會，中國文學界最高理論批評刊物《文學評論》也同時發表了題為《詩人之死》的專論，引起廣泛關注。
也不知從哪一年開始，北京的詩人每到三月二十六日都聚會於海子母校北京大學，舉行名為“未名湖詩歌節”的大型詩歌朗誦活動，以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詩人。這一純粹民間而且自發的紀念活動，持續了很多年。轉自網絡：老衲說說
閱讀更多 溫承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