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大约60年的发展，历经战乱的汉初社会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迎来了被后世称颂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出现，不仅使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终于有了一个休息的机会，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汉初新的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文景之治产生的原因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讲的是汉初社会一片凋敝景象。老百姓一点积蓄都没有，天子所乘的马车都不能找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而将相大臣只能乘牛车出行。人口较秦代大为减少。
汉初不仅社会经济残破，而且官吏腐败苛刻，秦代政治的惯性还在延续。汉初军功官僚占据主导地位，行政运行依然承袭秦代的体制。汉初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并无根本性的差异，特别是很多人本身就是秦吏，他们自然将秦代行政运作的许多具体规范、方法、风格也带到了汉初。因此，秦代行政中所发生的问题，在汉初很快再现了。
“文景之治”的产生与汉初“清静无为”国策的选择紧密相联。这个选择经历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建立西汉王朝的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大多为秦代的低层小吏，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刘邦本人，建国后仍然主张“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
文景之治的具体政策
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其具体政策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遵循旧制，谨慎变更。《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惠帝二年，萧何去世了。当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曹参听说后告诉部下：“赶快置办行装，我将要进入长安担任相国了。”没几天，使臣果然来召曹参回去担任相国。
曹参接替萧何做汉朝的相国后，所有的事务都没有改变，完全遵守萧何制定的规约。
相国府的后院靠近官员的住处，那些官员每天饮酒唱歌呼喊，曹参的随从厌恶他们，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就故意请曹参到园中游玩，让曹参听一听官员酒醉唱歌呼喊，希望曹参能制止他们，但曹参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取酒设座，也唱歌呼喊与他们彼此呼应。
后来曹参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惠帝责怪相国不治理国事。曹窋按照惠帝的意思劝谏曹参。曹参愤怒，打了曹窋二百下，说：“赶快入朝侍奉皇帝，天下的大事不是你应当谈论的。”到了朝拜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处罚曹窋呢？是我让他劝谏你的。”曹参谢罪后问：“陛下自认为和高皇帝比谁更圣明英武呢?”惠帝说：“我怎么敢与先帝比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能力和萧何比谁更强呢?”惠帝说：“你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您说的正确。高祖和萧何平定天下，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现在陛下垂衣拱手治理天下，我等恪守职责，遵循前代之法不丢失，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说的好，不用说了。”
曹参在朝廷任相国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曹参的行为不是不作为，而是符合战乱之后人民要求安宁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不代表曹参对刘邦、萧何所制定的一切制度都无所变更，所谓不变更是就其总体而言之的。例如，他对属下工作不干扰，不过细苛察，选吏注重“重厚长者”，对“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的方针，就突破了汉初以来为政的许多方面的特点，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说明曹参的遵循旧制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是他更加谨慎，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仅仅依靠“清静无为”的安宁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加快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给人民以实惠。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在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弟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三，轻刑慎罚。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惟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第四，勤俭治国。汉初的统治者对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反省，能够做到自我约束。如汉初刘邦责备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虽然未必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但至少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文帝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
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修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是这样，他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汉代历史上，文景时期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因此，后世都给予“文景之治”非常高的评价，把这一时期视为难以企及的一个历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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