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2期《三聯生活週刊》出刊，在“商業”專題中，大篇幅勾畫出泰康在這場“國家戰疫"中奮不顧身的生動形象。
陳東昇 ：企業家應該是民族的優質資產
在這場“國家戰疫”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家的身影。他們知行合一，身體力行 ；他們積極思考如何運用已有財富與資源回饋社會，並切實有效地付諸行動。我們採訪了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 陳東昇，聽他講述一個企業家“危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與公民擔當。
問 ：早在 1 月 20 日，泰康保險集團就針對新冠疫情成立了工作小組，一方面為泰康的保險客戶、養老社區、醫院病人提供服務和安全防護，一方面展開公益救援，對武漢進行短、中、長的馳援。為什麼泰康能如此敏銳地感知這次疫情的嚴重性？
陳東昇 ：保險就是關愛人的健康與生命。20 多年來，泰康有一個很強的機制，只要新聞報道了危難事件，我們就會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迅速調查有沒有客戶涉險，並第一時間賠付，這在保險行業是十分重要的。
2003 年抗擊“非典”讓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當時泰康給醫護人員贈送了保險，其中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通州有個放射科大夫感染“非典”去世了，我把理賠款送給他的夫人和兒子，當時他兒子還在唸高中一年級，這筆錢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幫助。
我們用 8 個字來詮釋這種捐助 ：“為愛盡責，讓家無憂。”除了醫護人員，我們也贈送保險給記者。大災難來臨的時候，醫生和記者都是戰士，他們面臨的危險是巨大的。所以這一次，我在第一時間做了佈置，緊急做了一個方案，給武漢市所有醫護人員贈送保險，保額 20 萬元。之後，捐贈範圍擴展到全國 450 萬名抗擊疫情的醫護人員。我們有一句話，買保險就是尊重生命。
問 ：此次疫情來勢迅猛，醫療資源發生擠兌，物資越來越難獲得。泰康很早就組織起來，對緊缺醫療資源進行了捐助。這是如何做到的？
陳東昇 ：疫情發生之後，我讓同事迅速與武漢方面溝通。當時想，捐多少錢合適呢？那時還判斷不了這次疫情風險到達的程度。我們送了保險、捐款 1000 萬元和 5 萬隻口罩——這是在 1 月 21 日和22 日，此後，物資就越來越緊張了，口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都很缺乏。武漢的情況是 ：錢來了以後缺物資，物資來了以後缺人，之後缺床位。
泰康出得上力，是因為大健康產業的戰略佈局。泰康同濟因為疫情提前開業，成為此次武漢抗疫主力醫院。泰康仙林鼓樓醫院也派出了醫療小分隊參加抗疫。我們的醫院、養老社區、供應鏈等資源，在這次抗疫中全部用上了。
問 ：在緊缺的醫療資源裡，最核心的是床位。泰康同濟（武漢）醫院成為了武漢戰場上的主力醫院。您當時是出於怎樣的考慮，讓醫院提前啟動，加入到抗疫中去？
陳東昇 ：最開始，我們定位的是“方艙”，醫院離正式開業還有一段時間，設備沒有完全到位。有關領導到醫院看了之後，覺得可以作為定點醫院使用，我們就與軍隊、政府三方共建，成了收治確診、重症患者的主力醫院。疫情發展到現在，火神山醫院、湖北省婦幼保健醫院光谷分院、中部戰區總醫院和泰康同濟（武漢）醫院，都是軍隊醫療隊伍在武漢入駐的醫院，一共收治了 4000 多人。
這樣一來，就涉及對醫院原有設計的改造。兩個難點 ：一個是汙水處理，另一個是 ICU 負壓病房——這些設備都必須迅速改裝，對我們而言是個挑戰。武漢的同事一開始預計完成改造需要一個月，但是一個月疫情都過去了，肯定不行，後來縮減到20 天，到最後縮減到幾天，日夜加班，完成工程。關鍵時刻，我們就是要果斷、堅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問 ：您有沒有在經濟上估算過，這次改造收治傳染病患者，未來再改回到從前設計的綜合性醫院，成本有多大？
陳東昇 ：我還沒有想過這些事。這次抗擊新冠疫情，是一種戰時狀態。這個時候國家要徵用資源，我作為一個公民、一個企業家，就應該站出來。我跟同事們講，這次疫情救援花了多少成本，一切都不用想。危難當頭，匹夫有責，救死扶傷，實現人道主義精神。我們做大健康的，這個時候能做貢獻，能派上用場，就特別欣慰。火神山醫院的建成，體現了我們國家的體制優勢。它是以 10 天神速蓋起來的，最後住滿花了一個多星期。泰康同濟（武漢）醫院則是以軍民共建的形式，成為武漢另一個收治重症病人的主力醫院。這時就是要萬眾一心，打一場阻擊疫情的人民戰爭。
問 ：您在武漢“封城”後不久就提出，要拿出1 個億來建立公共衛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您為何有了改變公共衛生體制的相關想法，這個基金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陳東昇 ：傳染病一旦暴發，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任何國家的準備可能都不會很充沛。國家領導人最近的講話內容，主要是預防機制。另外一個理念是重視生物安全，因為病毒攻擊人類的風險一直都存在。我們做大健康體系，也要思考相關問題。中國從貧窮走向富裕，一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現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們需要思考生活的質量、城市的綜合治理能力，這其中就包括公共衛生治理。
我們推出了“愛心保”公益保險，建立了公共衛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我們還給武漢大學病毒研究所捐贈了 1000 萬元。公共衛生將會是未來大家都思考的一個領域，這與我們的大健康戰略也是一致的。做公衛基金也好，捐贈科研機構也好，是希望未來有一個公共衛生領域的智庫，不光是出錢，還要調動我們的研究資源和戰略合作伙伴，大家一同來做中國公共衛生問題的研究。
問 ：這一次抗擊疫情聚集了很多社會力量共渡難關，包括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等。當人們習慣了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殊時刻，再回歸到經濟社會常態時，對開放市場的發展是否有所影響？在這次疫情裡，我們應該吸取哪些經驗，用以建設更好的未來？
陳東昇 ：改革開放 40 年的重要經驗就是“開放”。比如說，我們製造業的開放，吸引了國際上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讓我們成為製造業大國。而今，我們開始進入後工業時代，面臨的是服務業的開放，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開放。開放會帶來競爭，競爭會帶來效率的提高，這一點大家都有共識。泰康作為一個市場化企業，我作為一個企業家，肯定是市場經濟的守護者、代表者，也一定是法治經濟的守護者、代表者。我們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穩定，國家夢想與企業發展並行不悖。
在特殊的關鍵時刻，發揮國家體制的作用 ；平時尊重市場，堅定地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這聽起來很抽象，實則是具體的，作為企業家非常清楚如何處理這個關係。我們要做的是不斷創新，發展壯大企業，為客戶提供便捷實惠的服務 ；創造利潤，給國家提供稅收 ；通過工資、獎金和股票等形式，讓員工家庭幸福，同時企業也不斷成長。這與國家社會繁榮穩定、人民生活幸福的方向是一致的。
問 ：這一次特別突出的一點是很多企業從捐款，到以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加入到抗疫中來，這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的企業家精神。您如何理解中國企
業家現在與未來的社會責任？
陳東昇 ：泰康這次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對重大災害及時補償和救助，捐錢、捐物、捐保險 ；二是我們貢獻出了核心資源，1000 多張床位，這些甚至比捐錢、捐物更重要；三是我們出於對未來的思考，設立了公共衛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公共衛生的核心是大健康，這與我們公司的發展戰略結合在一起了。疫情過後，大家肯定都會反思，但我們想行動得更早、更快一點兒。
泰康有 80 萬員工，這些家庭的幸福就寄託在泰康保險集團身上，我們的責任很重。我們企業家都是行動派。危難當頭，企業家在各自領域裡的資源和積累，都拿出來“奉獻社會”，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的。最近這些年，我們看到，一個有正能量、社會責任感、追求創新的階層在成長。田源（元明資本創始人）師兄說，這次疫情中湧現出來的優秀民營企業家，是整個國家、民族非常寶貴的優質資產。我非常贊同，我過去也說過企業家是國家和民族的筋骨。企業家群體的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在這次抗疫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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