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 。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
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1074年罷相。
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
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鐘山，追贈太傅。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
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
其詞寫物詠懷弔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跟隨父親宦遊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
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徵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讚賞。
1042年，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
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
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
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
王安石認為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起用他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1068年四月，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
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
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1071年，王安石頒佈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 新法頒佈後，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
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
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
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複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曹太皇太后（慈聖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徑授吏部尚書之銜。
王安石罷相後，奏請神宗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
呂惠卿掌握大權後，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1076年，王安石多次託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極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後，加王安石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
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
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同時培養出了王韶、章楶等傑出將領，並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對宋與西夏的戰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
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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