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嵇康，我們也許就遺落了生命的另一種可能。
嵇康，字叔夜。三國時期曹魏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因曾官至曹魏的中散大夫，所以後世也稱他為“嵇中散”。嵇康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 ，官後隱居不仕，屢拒為官。因得罪鍾會，遭其構陷，而被司馬昭處死，時年四十歲。
嵇康本人是極為重視養生的，可惜天不假年，生命的休止符定格於40歲。生逢易代之際，要想保命，要麼就是眾人昏昏，我亦昏昏；要麼就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可惜，嵇康兩樣都不佔，偏偏在這清濁難辨的世道里，抗心希古，志在守樸，不經意間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時代的標杆。
一提到傳統的文化人，人們腦海中馬上浮現的，多的是溫潤如玉的君子，或者是自在逍遙的隱士，亦或有氣度者再將禪宗中那些語帶機鋒的大德高僧也併入其中。算來算去，我們好像是以儒釋道為底色，為自己打造了三種人物範式，
分別是：儒者、隱士和僧侶。儒者入世是進取，是澤被蒼生；隱者出世是遁逃，是一人逍遙；僧侶頓悟是勘破，是為了擺脫輪迴之苦。
但嵇康不同，確切而言，嵇康就是在“竹林七賢”這樣不拘禮法的小團體裡都自有一種卓犖不群的氣質。
他有妻子有兒女，但讀他的詩歌，你根本感覺不到他是個有家室的人，這個人不帶有一絲煙火氣，就像清晨飲酒半鬥，中午沉酣一夢，夜半清風明月一般，讓人觀之忘俗，語之忘憂。
他也服用五石散，但卻不是為了附庸風雅，而是真心喜歡。五石散的藥性上來，人必須開啟暴走狀態，美其名曰“行散”。嵇康容貌俊偉，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身高兩米有餘，山濤說他醉時如玉山之將傾，醒時如孤松之獨立。這樣的嵇康，一入山林便數日不歸，被樵夫偶遇，即目之為天人，倒身便拜，又何奇之有？
木心說：“嵇康的詩，幾乎是中國唯一陽剛的詩。中國的文學，可以說是月亮的文學，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的所謂豪放，都是做出來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陽剛是內在的，天生的。”
你看他寫給兄長（嵇喜）的四言詩“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即便是臨刑之際，在獄中所做《幽憤詩》，後面幾句竟也有滿紙的疏邁曠達，怎能不讓人心馳神往，怪不得劉勰說他是“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他把生命活成了一團火，幼年失祜，卻不甘於淪為庸常，其兄嵇喜說他“學不師授，博洽多聞”，年少時，他用天資紮好竹筏，並將它投向學海浩蕩，一個人撐篙獨往，沿途風景陶冶了性情，生髮了才華；成年後，他將生命熔鑄於鍛造，在烏金與紅火之中，淬鍊了生命，燻黑了臉龐。
他有高名，有才學，有風度，有性格。當年他為了抄錄石經去了一趟洛陽，沒想到卻引來粉絲無數；對生命本身的關注，讓他寫成了《養生論》，對音樂與情感之間關係的深究，又促使他寫成中國哲學史上的經典篇目《聲無哀樂論》；同為“竹林七賢”的
王戎說，“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要我說，嵇康才不是喜怒不形於色，只是他的聚焦點與旁人不同，不信你看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說自己“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他這一生憤怒過三次：一次是因為山濤推薦他去做官，這違背了他的心志，於是他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次是被呂安之兄呂巽的無恥行徑所激怒，觸及了良知的底線，於是寫了《與呂長悌絕交書》；最後一次是自己蒙冤下獄，念及平生所為，感於世事不平，寫下了《幽憤詩》一首，這最後一次的發怒，是基於對道義公理的懷疑。這樣一個對人間世抱有深摯情感的嵇康，又怎能把他列入隱者的序列呢？
似乎是洞察了嵇康外冷內熱的天性，隱士孫登曾在送別嵇康之際，對他說過一句話：“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
是的，嵇康最終還是未能逃過一死，一個以老莊為師，高蹈出塵的隱者卻被鍾會視之為可以左右時局的儒家人物——“臥龍”，引得當權者恐慌不已，這對於嵇康而言，到底是過譽還是悲哀？
而當嵇康將刑于東市，顧視日影，索琴而彈，曲罷從容赴死，這是如高僧大德那樣勘破了生死一事，還是如碌碌凡夫那樣俯首於無常之門？
都說嵇康“非湯武而薄周禮”，對禮教最是不屑一顧，可是他卻心甘情願地將兒子嵇紹託付給了“竹林七賢”中最是恪守禮法的山巨源，這到底是前後矛盾還是別有懷抱？
黃庭堅說：“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顏延之稱嵇康其人是“龍性誰能馴？”
據說嵇康臨死之前，曾給兒子嵇紹寫了一封洋洋千言的《家誡》 ，全都是告訴兒子如何和世人相處，概括下來就是：
千萬不要充好漢；領導送人時，不要跟在後面，因為有朝一日領導給別人小鞋穿時，別人會懷疑是你在煽風點火；在酒宴上，碰到有人爭論，要及時走開；別人勸酒，你即使不願意喝，也不能拒絕，而是要謙卑客氣地端起酒杯......
嵇康本人是逆世而行，卻在《家誡》一文中，勸告兒子要順世而為。縱觀全文，其言諄諄，其情切切，滿紙下來，全是父親對於兒子的絮叨，可這絮叨裡卻藏有大愛，千載之下，讀之更覺淚眼潸然。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遠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上說話的機會，多少情感要求被壓抑，被扼殺”。
嵇康平生言語少，心事多付於文章，觀其文自可想見其人，他是以生命為燈芯，焚芯自燃，這是一個鮮活的生命，他循性而往，滾燙地存活了四十年，卻為千古讀書人探索了生命的另一種可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千載之下，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道：“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一個讀書人，如果也只知蠅營狗苟，取容於世，沒有出離的憤怒，沒有觀世的冷眼，沒有做人的底線，那我們這個時代比之魏晉，才讓人更覺悲哀。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是這樣評價孔融之死和嵇康之死的，他說：“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
馮友蘭先生曾概括魏晉風度為八個字：玄心、洞見、妙賞、深情。觀嵇叔夜生平，方信此言不虛。
嵇康，非儒非道非佛，卻即儒即道即佛。活得時候如鍛造之火，如璀璨之星，興高而采烈；走的時候如長空皓月、流霞滿天，獨步於古今。
走進嵇康，我們才知道，原來生命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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