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表面的繁华（清明上河图）
现在一般认为，中华文明衰落于14世纪，即明朝中后期，而很多人都认为两宋时期，虽然国弱兵疲，但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却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期，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按照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所说，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自宋始。范老的这句话确实非常切合历史史实的。
两宋，是中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也是唯一亡于异族入侵的政权，两宋的基本国策也是高度的一致，甚至还如出一辙的搞过“海上之盟”的奇葩政策。看过两宋历史的，都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无语，什么时候雄踞东亚的中国变得如此懦弱无耻了，简直就是满清后期的预演。两宋亡则亡矣，但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却是致命的，两宋的覆亡，标志这中华文明正常发展的道路，被野蛮地打断了。
正是从这个历史阶段，既公元13世纪开始，中国发展到鼎盛的文明开始陷于停顿，乃至倒退。而地球另一头的西欧，则经过9世纪和12世纪的小“复兴”，开始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向前迈进。接下来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使西欧进入近代。而此时的中国，才用巨大的代价摆脱了蒙元的奴役，进入兵虚财匮的明朝。然后是工业革命，西欧进入了工业化时期，而中国正陶醉在康乾盛世的最后幻景里。
两宋的灭亡，带给中华民族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类似于西罗马帝国毁于野蛮人，打断了西方的文明发展，使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原来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在18世纪才突然发现不行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严格来说，中国应该比西方落后了四五百年，从发展趋势来看，这才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两宋亡于金、元，其实与金、元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汉、唐也曾面对同样强大的匈奴和突厥，就像后来的明朝，亡于仅仅只有二十万人口、几万士兵的满清一样，是满清非常强大吗？其实根本原因还在内部，在于统治阶级的治国、理财、治军等大政策，在于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导向，还在于民众的精神状况。两宋本身的大政方针，注定了它的结果，即便没遇到金、元，就是碰到个二十多万人口的满清，也照样会灭亡。至于说到两宋都搞了所谓的“海上盟约”，南北夹击盘踞华北的辽、金，其实对大局根本就没起到什么作用，它们都是被北方新崛起的“野蛮人”灭掉的，但它们虽然被北方的新野蛮人打的屁滚尿流，却回过头来照样把两宋打得不能人事。相反，两宋的腐败和懦弱却被新的野蛮人看到，结果倒勾起了他们更大的野心，“海上盟约”不仅不能帮助两宋获得复兴，反倒促使了自己更快的覆灭。
我们来看看两宋灭亡的原因，其实细心比较一下，会发现两宋和明后期惊人的相类似，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儒家士人占据统治地位，二是崇文贬武。
儒家在两宋和明朝，都成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社会的上升途径，只剩下了儒学科举的唯一道路。这虽然有利于“统一思想”，但却极大的抑制了思想的解放，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更要命的是，儒家士人垄断了朝廷，为了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他们大力打压武人和商人集团。而追求更广土地征服的武人，和追求更大市场占有的商人，无疑是每个国家最具有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的社会集团，汉、唐的丝绸之路，正是他们用铁和血在茫茫大漠中打出来的辉煌之路，而不是儒家士子们的诗词文章写出来的。
以一人之力，定西域三十六国，保丝绸之路百年通畅之班超，班定远
儒家士人，却满足于小桥流水、田园美妾的安逸生活，反正他们可以通过权势和地位，广占田地、奴役农民，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经历大漠风沙和大洋风浪，更不需要征服新世界，就能获取巨额的财富。相反，武人和商人的开拓，不仅会使武人和商人获得足以压倒儒家士人的财富和声誉，从而威胁到他们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垄断，还会让无数的“下等人”效仿班超去“万里封侯”，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以致于他们再难找到足够的廉价劳力给他们种田、供他们驱使，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提高生产中的人力成本。而禁止和限制人口流动，几乎是后来历届儒家主导的中国政权的既定国策。
因此，两宋和明后期，被儒家士人占据的朝廷，对武人和商人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同时也给了儒家士人自身以许多垄断性的特权。不要认为宋、明海贸和商品经济发达，其实不管海贸还是内贸，都是被儒家士绅彻底垄断了的，他们对商业的垄断，使得真正的商人阶级根本就无法成型。典型的明之倭寇，实际乃明人自己的海商，欧洲的英、西等国是大力扶持，中国却不给人家一丝活路，正是儒家把持之朝廷，把“大航海”的契机拱手送给西方。
儒家士人对政权的把持，在两宋和明朝达到空前的垄断高度，朝廷首相（宰相或首辅）、乃至内阁，都不会有武人了，像汉、唐那样的“出将入相”现象不会再出现了（宋朝好歹有个狄青，但下场呢？）。朝廷基本被儒家士人利用科举制垄断了，当然朝廷政策也被他们垄断了，有时甚至连皇帝都被迫“垂拱而治”，成了生孩子和盖章的机器。
文官治国，当然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在没有完善和严格的政治参议制度和军事参谋制度下，仅凭那些个靠死背几本古书、写两篇八股文章而当官的儒家士人，作出的各种决策很多都是“拍脑袋决定”，难免会不切实际，甚至会误国误民。像北宋作战的“阵图”制度，在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是必然的，而朝廷发下的“阵图”，几乎是北宋历次战败的最大祸首。但两宋好歹还是武人领兵，到了明朝后期，清一色文官将兵，但像卢象升、孙传庭那样的有将才的文官有几个呢？更多的却是王化贞、孙承宗、杨嗣昌、史可法那样的害国害己的纸上谈兵之徒。
其次，都有奇葩的军事制度，明朝是那个“军户制”，结果把百万大军搞成了百万农奴，整个国家打仗就靠几万家丁，还打个鬼的仗啊。而两宋倒是没搞军户、把军人变成乞丐，它却是依靠大肆搜刮百姓，把全国军队全养成猪，军队越猪、朝廷越安心。为防武人搞山头、拉帮派，实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打仗时临时凑兵凑将，大家都不认识，将领不知道哪支队伍善攻、哪支善守，哪支是新兵蛋子没有战斗力，士兵们更是不敢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陌生的将领。于是在战争的生死关头，将领士兵相互猜忌、互不信任，这仗要打得赢才怪了。
到了南宋，北方金兵的威胁稍微停息下来，武人们就遭了秧，岳飞军、韩世忠军、刘崎军，主将要么被杀、要么被冷冻，中级将领则全被撤换、打乱调动，于是南宋初年的战斗力强悍的各支“民军”通通被收编成了“官军”，又搞起了北宋那套，忘记了这才亡国没几年。军队又退化成猪，结果岳飞还没死几年，海陵王带着金兵又打过来时，北宋那种“赶羊”现象又出现了，后来还是靠金国人自己内讧才侥幸续了小命。
另外，两宋和明后期对武人的歧视、打压和排挤，更是从根子上打断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汉亡时，即使分裂成三国，照样打得周边的野蛮民族俯首帖耳；晋朝南迁，也有淝水之战和刘裕北伐的荣耀；唐亡变成了五代十国，野蛮民族横行中原，也不敢生出一统中华之心，占据了中原的沙陀等少数民族，哪个有胆子敢搞“剃发易服”。反而是大一统的两宋和明朝，却让并不十分强大的野蛮民族，能够彻底征服中华，辽阔土地上的数十万官吏、上百万军队、上亿的民众，几乎都是望风而降，甘做异族的奴仆。在宋末、明末，“马到即降”，往往几个异族的哨探骑兵就能迫降一个城池，这还是曾经征服四方的汉人吗？
金朝强大吗？岳飞、韩世忠仅仅几万军队就能把他们赶回北方去。蒙古看起来是很强大，征服了那么大片的土地，但却连小小的钓鱼城都拿不下来，甚至还被日本矮子欺负得没有脾气。满清强大吗？“江阴八十日”，十万军队被几千老百姓生生挡住，其实满清仅仅几万本族人的军队，连输上一次稍微大点战役的本钱都没有，没有投降的百万明军，能征服中华吗？在两宋末期，除了个别军队和个别地方，几乎都在异族的铁蹄下望风而降，甚至官僚们还把他们的皇帝献给了敌人。同样号称“最有骨气”的明朝，士人、官员和军队则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要知道明朝最后的两个皇帝，都是死在明朝的大将吴三桂手上的，崇祯是被吴三桂见死不救害死的，永历则干脆就是被吴三桂亲手杀死的。
当一个民族丧失了起码的尚武精神后，这个民族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而要阉割民族的尚武精神，糟蹋军人是最好的方法。两宋军人们虽然不像明朝军人那样当农奴和乞丐，但他们的脸上，全都被刺上了字，与犯人一个待遇，当兵就是坐牢，而坐牢还不用送命，于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成了社会一致的观点，甚至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可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军人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
相反，汉、唐的傲气，是建立在汉人的骨气和铁血上的，也是建立在当时军人的高尚地位上的，好男儿功勋马上寻、男儿当封疆万里，连皇亲贵族、朝廷高官，都必须以军功来作为晋升的资历。正是整个社会的风尚崇武，国家也展示出一种勃勃的朝气，这才在东亚打出一片天朝大国来。两宋的的懦弱，却只能让大好的江山被异族窥觎，对他们呢而言，中华不再是威镇四方的天朝大国，而是任人宰割的肥羊。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那就更不用说了，从罗马帝国开始，军功几乎就是唯一的晋升之道，与中国不一样，那里的文职官僚，一直都没有能够占据统治地位，几乎都作为纯粹的“物管”角色，虽然也有腐败和贪权，但在武人和商人居社会领导地位的条件下，他们一直没有能成长为类似中国那样的官僚统治阶级。
因此在西方的历史中，能够纵横政坛的，有皇帝、有国王、有贵族，但都是依靠战争打出来的，也有富商，但却是靠产业和贸易积攒巨富，然后再依靠财富染指政坛，但却没有一个靠读书科举而获得权势、从而寄生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阶级。虽然也有政客，高如国家的总统和首相，却也只是各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并没有纠集成一个类似中国那样的独有的社会集团。他们的国家，由于没有一个依靠权势就能坐享其成、从而固步自封的官僚阶级的统治和束缚，因此到现在也充满了进取和开拓（也可以说是贪婪和侵略）精神，这是他们的幸，还是不幸？还是我们的幸？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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