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雀東南飛》，大家比較熟悉了。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敘事詩，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取決於作品反映現實的功能。這一點《孔雀東南飛》也是不遑多讓。《孔雀東南飛》反映的點有很多，能解讀的東西也有很多，我們就從劉蘭芝織布入手，談談劉蘭芝夫家，並結合史料文獻，來回望當時的大時代。
劉蘭芝真的是“織作遲”嗎？
詩歌交代，劉蘭芝17歲時嫁給廬江郡的一個小吏焦仲卿為妻。在夫家，劉蘭芝都做什麼事情呢？提水、做飯、洗衣，當然也包括最為重要的織布。劉蘭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經學會了織布裁衣，而且水平還不差。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
劉蘭芝任勞任怨，但還是得不到焦母的認可。
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一般而言，這裡的“故”有兩個意思，一是“故意”，二是“還是”。無論哪種，焦母還是對兒媳表現出了不滿，嫌織布的速度太慢。劉蘭芝織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劉蘭芝織布“三日斷五匹”。匹是量詞，和布聯繫起來就是長度單位。《漢書·食貨志下》載“長四丈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一般而言，一丈為十尺。這裡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長度不一。兩漢時一尺等於0.231米。這樣算下來，劉蘭芝三天織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織15.4米。用傳統的織機織過布的人都知道，這種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這裡面還有一個東西要注意。劉蘭芝織的布並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棉布。李時珍《本草綱目》載“（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與中州。”這說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種植，與之對應的棉紡織才開始發展起來。在此之前，以及更遙遠的漢代，人們織布用的是葛、麻、絲等製品。用這些原料來織布效率更低。
在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用傳統方法每天織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現實的。作為文學作品，這裡面不無誇大的成分。但從前面晝夜不怎麼休息來看，劉蘭芝織布並不慢，一如下文劉蘭芝自言道“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
劉蘭芝每天為什麼要織那麼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劉蘭芝每天要織大量的布匹。劉蘭芝織大量的布匹要幹什麼用呢？
毫無疑問，要維持生計。
有人說，焦仲卿是廬江郡的一個公務員，難道他養活不了一家人嗎？還真不一定。
詩歌交代，焦仲卿是廬江府的小吏。在古代，尤其是秦漢時期，官和吏區分明顯。官是官，吏是吏。官為正職，有品級；吏一般為具體辦事人員，即胥吏，由官員任命，地位就比較低了。
有漢一代，國家財政只負責中央一級官員和任職地方官員的俸祿，地方胥吏則由地方財政發放。在發放形式上，西漢時官吏的俸祿按品秩發放對應的糧食，東漢時期則是錢和糧食結合，即“半錢半谷”。
我們先來看看東漢“佐史”級的官員俸祿。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縣令》載：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時，《後漢書·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載：
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據林甘泉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_秦漢經濟史（上）》認定，一斛約為27斤（因糧食種類不同而有差異）。“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這是比較高的。實際上漢代的斛飄忽不定，同樣是斛，因官員等級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級官員手裡，已經縮水不少。以上還只是樂觀估計。官員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這個“辦事員”手裡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發錢多少，有沒有灰色收入，我們也不得而知。但總體來看，東漢時期底層官員工資偏低，更不要說胥吏一級的了。
古代社會，男性活動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來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親呢？《孔雀東南飛》中焦家出現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卻唯獨缺少了焦父。其實，詩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與母親永訣時說：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這實際上已經告訴讀者他的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焦仲卿生活的時代是東漢建安年間，這是一個戰亂不斷、社會人口大幅減少的動盪時代。據不完全的文獻資料分析統計，東漢人口的峰值超過6000萬，而三國開始的前後人口處於谷底，僅為2300萬，減少了近三分之二。從社會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戰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邊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祿並不足以應對家庭的日常開支。
劉蘭芝要織大量的布來增加收入，緩解家庭的負擔。這是可以理解的。
劉蘭芝要織布還有一層考慮。
紡織是治家之道，在古代被稱為“婦功”，為婦女“四德”中的重要內容。西漢《禮記·昏義》載“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載“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同“三從”一樣，“四德”也是約束婦女的行為準則，織布更是每個家庭主婦要操持的技能和實踐。
由此可見，家庭狀況、倫理文化都要求劉蘭芝要沒日沒夜地紡織。
劉蘭芝織布的背後
劉蘭芝辛苦織作，除了養家餬口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當時的環境使然。
漢代社會以小農經濟為基礎，表現出“男耕女織”的組織形態，即男子在田間從事農業活動，女人在家進行紡織活動，兩者共同勞作來保證一個家庭的溫飽，這是漢代社會最為和諧的一幕。
事實上，早在漢初，統治者就非常重視“男耕女織”。《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載: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
這段話深入闡述了發展農業和家庭紡織業的重要意義：不發展農業，人民吃不飽肚子會造反；不發展家庭紡織業，人民衣不裹體，也會造反。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漢代大力提倡耕織，女性並不因家庭出身而享有免於紡織的特權。漢代社會上至官僚貴婦，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參加紡織活動。東漢時期臨朝稱制十六載的鄧綏，出身官宦世家，幼年喜好研究詩書典籍，遭到了母親的呵斥，從此白天紡織刺繡。女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說普通公務員家庭的劉蘭芝了。
綜合史料來看，漢代女子從事紡織至少有三層考慮：
- 一是保證家庭成員穿著。“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並不發達，家庭穿衣很大部分是自織自裁。
- 二是用於國家支付。漢朝政府支付多用黃金或錢，東漢則布帛多於黃金，商品關係進一步複雜。隨著紡織業的發展，朝廷稅收的布帛數量也相應地增加，漢武帝在一次東封泰山的活動中，僅賞賜的布帛，就多達100多萬匹。
- 三是發展對外貿易。漢代絲綢之路開闢後，絲綢需求量的飛速增長，除了官營絲綢生產外，每個家庭中紡織絲綢婦女的勞動量逐步加大。
從以上可以看出，漢代女性活動，尤其是紡織活動在社會生產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結語
《孔雀東南飛》以一個令人不安的傾訴開頭，以一個無比惋惜的悲劇收場。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劉蘭芝多才多藝，焦仲卿款款深情，最後卻走上為愛情殉葬的道路。這種悲劇，源於焦母與劉蘭芝關係的惡化，並通過織布這一載體傳遞出來。在布帛異常豐富又極為緊俏的漢代，年輕的主婦們構成了家庭紡織的主體。她們常常因婆婆或丈夫的不斷追利，而承擔力所不能及的紡織任務。這是當時家庭不和諧，甚至瓦解的一個重要誘因。
值得一說的是，在“男耕女織”的兩漢社會，紡織品一再成為國家需求，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但這種提升也是相對的，當時的社會有嚴格的行為規範，也有漸漸成型的禮教滲透，所謂“七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等清規戒律，逐步使女性喪失了獨立的社會地位。《孔雀東南飛》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烙印。劉蘭芝織布的背後是家庭和時代的悲涼。
閱讀更多 史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