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人正與新型冠狀病毒進行一場殊死搏鬥,對於病毒,要從戰術上重視它,更要從戰略上藐視它。
疫情再猖狂,人類終將是最後勝利者,在中國歷史上,瘟疫就像陰影始終存在,但中國人始終綿延不絕,還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中國人有史以來就是在和各種天災人禍的抗爭中才延續至今,在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經有了關於瘟疫的文字記載。
在《小屯殷虛文字乙編》上,商代的巫師在向上天卜問的兩件事,一是商王是否染上瘟疫;二是卜問疫病是否會擴散流傳。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瘟疫的記載。
接下來的《尚書》、《素問》等古書中,則記載了很多關於“癘”的描述,比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裡記載:“厲大至,民善暴死。”
《詩經·小雅·節南山》記載,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時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在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仍,人禍遠遠多過天災,所以流傳下來關於疫病的記載較少。
一直到了西漢,政局開始穩定時,史書中開始出現關於各地爆發疫情的記載。
漢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爆發疫情,“民大疫死, 棺貴, 至秋止。”老百姓因病死的太多,導致棺材都漲價,疫情到了秋天才逐漸好轉。
西漢末年,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間發生大疫病,“元始二年,旱蝗,民疫疾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公元11年,新朝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過半。”
16年,王莽天奉三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
22年,王莽地皇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
38年,東漢建武十四年,“會稽因大疫而死者萬數。”
44年,建武二十年,馬援在交趾,“軍吏經瘴疫死者十之四五。”
49年,建武二十五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
162年,延熹五年,皇甫規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
169年,建寧二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
196年,建安元年,“南陽自此連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間,張仲景宗族兩百餘口,死者竟達三分之二。”這是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記載的。
整個東漢可以說是疫病頻繁,地震也特別多。到了東漢末年,百姓因為戰亂、疾病人口損失大半,曹操有詩云:”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208年,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也就是說,在赤壁之戰中,曹操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魏軍得了疫病,戰鬥力急劇下降,而不是什麼借東風啥的。
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一場席捲全國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慘局面,司馬懿的哥哥司馬朗就是巡邏軍營,照顧士兵時染上瘟疫死的。
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早逝的阮瑀,被曹操所殺的孔融兩人之外,其餘五人全部死在這場瘟疫之中。
曹植在當時寫的《說疫氣》一文中就詳細記載了這場大瘟疫造成的慘痛後果。“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223年,三國魏黃初四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252年,吳太元二年,“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
273年,西晉泰始九年,“吳疫,三年內僅京都死者競達十萬。”
275年,咸寧元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
322年,東晉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
376年,太元元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絕戶者。”
380年,太元五年,“五月,自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絕戶者。”
397年,隆安元年,“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
423年,南朝宋景平元年,“魏,士眾大疫,死者十有二三。”
468年,北朝魏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510年,永平三年,“四月,平陽郡的禽昌和襄陵二縣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
598年,隋開皇十八年,“九月,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
612年,大業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
682年,唐永淳元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
687年,垂拱三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
707年,景龍元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
762年,寶應元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763 年,廣德元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789年,貞元五年,“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806年,元和元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
880年,廣明元年,“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
1131年,紹興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
1132年,紹興二年,“春,涪州疫,死數千人,會稽時行痢疾。”
1161年,金正隆六年,“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騷然。”
1164年,南宋隆興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鎧饑民疫者尤眾。”
1181年,淳熙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
1191年,紹熙二年,“涪州疫,死數千人。”
1209年,嘉定二年,“夏,都民疫,死去甚眾,淮民流江南者,飢與暑並,多疫死。”
1210年,嘉定三年,“四月,都民多疫死。”
1276年,德佑二年,“數月間城中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
1297年,元大德元年,“八月,真定、順德、河間旱疫;河間之樂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十二月)般陽路飢疫,兵多死於瘴癘。”
1308年,至大元年,“春,紹興、慶元、台州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
1331年,至順二年,“疫癘死者十九。”
1332年,至順三年,“宜山縣飢疫,死者眾。”
1408年,明永樂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
1410年,永樂八年,“登州、臨海諸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餘人。”
1413年,永樂十一年,“六月,湖州三縣疫;七月,寧波五縣疫;邵武大疫,絕死者萬二千戶。”
1444年,正統九年,“冬,紹興、寧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
1456年,景泰七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萬餘人。”
1475年,成化十一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
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
1493年,弘治六年,“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闔門死。”
1506年,正德元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鎮遠、偏橋、四衛大疫,死者甚眾,靖州諸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
1523年,嘉靖二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甚眾。”
1525年,嘉靖四年,“九月,山東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
1530年,嘉靖九年,“痘災盛行,死者過半。”
1534年,嘉靖十三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
1582年,萬曆十年,“四月,京師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頭瘟症,死者枕籍。”
1586年,萬曆十四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滅門。”
1622年,天啟二年,“(時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門闔境患此,病勢極為危迫。”
到明朝末期崇禎年間,各地瘟疫一場接一場。
1637年,崇禎十年,山西瘟疫導致“瘟疫盛作,死者過半”。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1643年,崇禎十六年,京師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的慘狀。這也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到了清代,清代的天花疫情更是影響到了皇位的繼承,康熙皇帝正是因為年幼的時候種過痘,雖然生了一臉的麻子,但是卻因此獲得了免疫天花的能力,這才被選擇繼承皇位。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餘姚痘疫盛行。”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春,瓊州、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鉅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塊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
1723年,雍正元年,“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
1727年,雍正五年,“夏,揭揚、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鍾祥、榆明疫。”
1732年,雍正十年,“崑山大疫,死者數千人;夏,會城疫。”
1733年,雍正十一年,“鎮洋大疫,死者無算;崑山疫;上海、寶山大疫。”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贛榆、武進、蘇州大疫;夏,日照、範縣、莘縣、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
1821年,道光元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縣、武城、範縣大疫,鉅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元氏、新樂、通州、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滕縣、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元氏、內邱、唐山、蠡縣、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官、曲陽、武強、平鄉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三月,武昌、咸寧、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黃梅、公安大疫。”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
中國人與瘟疫的鬥爭一直存在,最終都是人類戰勝了疫病,就以天花為例。
天花最早是晉代醫學家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做過詳細的記錄,根據四庫全書修訂版本記載,天花最早被稱為虜瘡,據說是東漢光武帝時期在南陽戰爭中因為外來的俘虜引發的,所以被稱為虜瘡。
葛洪記載了虜瘡的發病情形是“仍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劇者多死。”
但是當時對於這種疾病幾乎無法治癒,當時的封建王朝最多也只能是負責死者的善後,減免疫區的稅賦和徭役,根本無法做到大規模的預防和治療。
一直到北宋時期,才有醫生嘗試用人種痘來治療天花。北宋真宗時期,四川峨眉山有一神醫,為當時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獲得成功的記載。
清代康熙年間,康熙帝因為自身對天花的恐懼回憶,直接下令全國各地要種痘預防天花,康熙在《庭訓格言》寫道:“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聯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這種人痘後來被俄羅斯、日本等國學習,俞正燮《癸巳存稿》載:“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此後種痘法後經俄國又傳至土耳其和歐洲國家。
再後來英國鄉村醫生愛德華·琴納將人痘改良為牛痘,從此牛痘成為了天花的剋星,天花也在上世紀80年代,公認為在全世界被消滅,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消滅的惟一的一種傳染病。
時至今日,我們有了更好的醫療條件,對於病毒有了更科學的認知,有了更加專業的醫護人員,有全民齊心、眾志成城的信心,相信這次疫情很快就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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