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去世的第168天，網友收到了她生前發起的公益項目捐獻的衛生巾、衛生內衣和紅豆熱敷貼等，特意在社交軟件上表達感謝。
01.生前只有罪惡，死後都是善行。
諷刺的是，那些懷念雪莉的人，也是罵得最狠的人。
原來她是那麼善良的人啊，讓她遭受這一切的人真是“該死”啊。
雪莉在世時，網友把罵雪莉已經成了一件”政治正確“的事情。
只要雪莉的負面新聞出現，就成了他們肆意發言的時機。
“惡評像流不幹的小溪，源源不斷地出來。”
- 雪莉不穿內衣拍照，是在發佈“色情圖片”、汙染網絡環境；
- 雪莉十幾歲公開戀愛，是在教壞粉絲；
- 雪莉精神狀態不佳，可能是在“吸毒”；
- 雪莉穿韓服露香肩，是在侮辱韓服；
- 雪莉綜藝節目求“媒體和網友放過”，是在作秀；
- 雪莉發了烤鰻魚的視頻，簡直是劊子手，太殘暴了；
- 雪莉更新了斷頭斷手的娃娃照片，簡直是變態。
雪莉去世後，這個需要“滾出娛樂圈”的偶像，卻突然成為了正義的使者。
- 雪莉是勇敢的，“不穿內衣”是她敢於表達追求自由；
- 雪莉是善良的，發起的公益項目、捐款專門為低收入女性群體捐獻生理用品；
- 雪莉是無助的，ins上社交媒體上上傳的不合時宜的照片和文字都是呼救；
02.我們以為在“發聲”，其實在被別人的觀點裹挾
為什麼熱評第一永遠是那些“負面”、“指責”、“批判”的觀點？
假如你在朋友圈，發一條出去旅遊的照片，朋友圈下面有一條讚美你的評價和一條負面評價，你會被哪一條吸引？
我想你的答案會是，負面的那條。
比正面信息更吸引人的，是負面信息，比普通人的負面消息更吸引人的，是曾經幾乎沒有缺點卻又紅透半邊天的明星的負面消息。
研究發現，大多數人都會多留意負面評價，人類的大腦天然對負面信息的反應更強烈。
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負性偏好。
大腦對負性信息優先注意和加工，是為了警醒我們可能有潛在危險存在，好讓我們遠離傷害。
但是，很多時候，這種偏好也會讓我們不自知地被負面言論裹挾，甚至態度也被扭轉，成為網絡暴力的推波助瀾者。
你可能不知道，2020年大年初一，發生了一件痛心的事。
一個在微博上求助的武漢人，遭到了“網絡暴力”。
他的父親在醫院沒有得到及時救治，所以，希望在網絡上尋求網友幫助。
可是，這條微博下方，辱罵多過關懷。
尤其是在一位自稱是醫學生的網友質疑他把吸氧機說成了“呼吸機”後。
所有的評論，都開始說她造謠。
甚至，在她貼出診斷和處方後，仍然質疑她“職業醫鬧”。
每一次的證明，都只換來更多的質疑。
直到凌晨，她發出一條僅有三個字的微博：過世了。
原本可能有希望獲得拯救的生命，消逝的最後一刻仍在被議論紛紛。
演員劉亞仁在悼念雪莉時說：
“我越是去回應，就越是會有更大的誣陷和暴力有組織增加，反覆地進行盲目主張，這就像是集體催眠狀態一樣。他們看不到正確或是錯誤，不願打破夢境，一直迴避現實，這樣才能保護他們不正當的存在及領域。這樣的行為不是人權運動，而是暴力組織的行為。”
個體在群體的影響下，容易放棄自己的意見，選擇與群體保持一致；而找到認同的人，情緒更為高漲。
日本放送協會（NHK）製作過一紀錄片。
講的是“全世界遭受網絡暴力第二嚴重的人”律師唐澤貴洋，因幫助一高中生應對網絡暴力，而收到100萬次死亡威脅的真實事件。
一個施暴者被捕後，向唐澤貴洋先生道歉時說：
“唐澤先生在網上就像是一個動畫角色。大家都玩得很開心，所以連帶我也覺得做這些事情沒什麼關係。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犯罪。”
劉瑜說，“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
當一個惡行的鏈條足夠漫長，長到處在這個鏈條每一個環節的人，都看不到這個鏈條全貌時，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有理由覺得自己無辜。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啊，這怎麼會是犯罪呢？
這麼多人都參與，憑什麼指責我做錯了？
03.暴力，是”會上癮“的
1974年，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進行了著名的行為藝術表演——「節奏0」。
她麻醉了自己的軀體但保留著大腦的清醒，站立在觀眾前面。
旁邊的桌子上，有72種道具，玫瑰花、畫筆、口紅、刀、槍、皮鞭等等。
實驗開始前，她簽了免除參與者所有法律責任的文書，告訴所有觀眾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對她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最初，好奇的人們只是試探，用口紅在她的臉上亂塗亂畫、用刀子劃破她的衣服……
直到，第一個人用刀片劃破了她的皮膚，一切險些無法收拾。
有人往她身上吐痰、有人扒光她的衣服、有人把玫瑰花上的倒刺紮在了她的身體……
有一個男人，甚至舉起了裝有子彈的手槍對準了瑪麗娜的頭部。
幸好，這個男人最終被群眾阻止。
在“不用承擔”責任這一前提之下，很難想象沒有約束力的暴力最後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暴力，是有傳染性的。現實生活中如此，網絡世界尤甚。
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假設，如果你的朋友有暴力傾向，你採取暴力行為的可能性會增大。
“在網上發佈內容就能夠得到他人回覆，我感覺這很有意思，尤其說什麼都不用擔心受到責罰，所以不知不覺就上癮了。”
隔著屏幕兩端的網絡世界，不僅掩蓋了真實信息和麵貌的網絡暴力，也掩蓋了可能需要承擔的責任和風險，讓暴力行為更加容易“上癮”。
04
演員劉亞仁在悼念雪莉時說，“她沒有理由被看待成患者，也沒有理由被推擠成英雄 ”。
雪莉事件之後，最應該引起的反思是：
什麼是真正的“發聲”？怎麼避免被“互聯網信息”裹挾“？
當普羅大眾是一件太過“便（bian）宜”的事，以至於我們很多時候都忘了，自己也需要有思考和辨別真相的能力。
互聯網時代，“及時”、“多樣”、”自由“是好事，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邊界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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