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鏡明
筆者關於“焚書坑儒”的認知，最早是緣起於歷史課本，跟絕大多數的孩子一樣，僅是單純的以為是“秦政無道、愚民統治”的證據，談不上什麼獨立見解；只是隨著近些年閱讀書籍內容的增加，對待這一“鐵證”逐漸有了別的認知；
始皇焚的是什麼書？坑的是什麼儒？
焚書坑儒雖然是一個詞，但焚書和坑儒絕對是兩碼事，不可混為一談；早在東漢，就有先賢王充在《論衡丶語增篇》中寫道：
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
什麼意思？在“焚書”“坑儒”的事件中，只有時間關係，再無其他關係；因為兩者並不存在相同、相似的背景環境，誘發因素也是截然不同；
焚的是什麼書？
《史記丶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焚書的歷史背景是在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廷之上公開反對“郡縣制”，要求恢復祖宗之法——分封制；李斯加以反駁，並引出焚書、禁私學的提議，始皇同意；道理和原因十分的簡單，起於人禍，有學者的政治主張引起始皇的方案，被李斯趁虛而入；即便事已至此，此“焚書”還不同於常言道的“焚書”：
1）只銷毀《秦記》以外的諸侯國史記；
2）只燒燬私人收藏、討論《詩》、《書》等著作；
3）只禁止私學，但可拜官吏為師學習；
如此可對應的得出以下結論：
1）對《醫》、《卜》等民生實用書籍，不禁；
2）諸子百家的學術著作，仍可收藏在皇家圖書館，未斷其傳承；
3）民間仍有其他學習通道；
綜述：焚書僅是人禍，目的是對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學說進行一次重新洗牌，制定全新的規則，其作用和目的，無非就是“統一度量衡”，那為何“焚書”成了遺臭萬年的惡名昭著之舉？而“統一度量衡”成為“國家大一統”的標配，是科學的政治政策呢？
坑的是什麼儒？
《史記丶秦始皇本紀》：始皇聞（侯生、盧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焚書的歷史背景是在始皇三十五年，方士盧生、侯生等替始皇煉丹，尋長生失敗，便先下手為強，先是在坊間敗壞始皇名譽，然後攜鉅款逃亡；始皇震怒，株連四百六十名方士（與其相關），僅此而已，與“儒家”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1）株連方士四百六十名；
2）作者司馬遷僅與“坑儒”事件相隔六十五年，書中未提“儒家”；
如此可對應的得出以下結論：
1）株連數量上，並不會對學術發展產生太大影響；
2）株連身份上，僅是方士，即便摻雜部分其他學者，也不會對其學說產生致命影響；
綜述：坑儒是頂替，真正受到株連的人士和數量並不會對全國產生太大影響，動盪也只是暫時，最多算做“殺雞給猴看”，給予其他學術主張的學者一定警醒作用；手段雖然直接、血腥，對比其他朝代的思想管制方式方法，還算委婉、人道，尊重知識分子；
焚書坑儒的真正作用如何？
其實焚書坑儒的實質，無非就是思想管制，幾乎歷朝歷代在建國初期都會經歷，也是必然經歷的一個過程，讓習慣動盪的知識分子，收收心，不要再螳螂擋車；甚至從相關的史料來推測歷史真相的話，焚書坑儒在此類事件中絕談不上多麼殘忍，已經相對溫和人道，尊重知識分子了；再次引出另一個十分有趣的事件，進行對比——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大將，後來在陳橋兵變中被部下“黃袍加身”，篡位登基。為防止自己的故事重演，採納趙普的建議，在一次宴會上對石守信等大將威逼利誘，迫使其交出兵權，回家養老，從而收回了大將的兵權。
宋朝建立之前，並沒有經歷長期的戰亂影響，造成大量思想學家，延伸學術主張，作為後周大將而言，以武立國，成也如此，敗也如此，對待兵權和大將的提防和管制，讓宋朝再難有“漢唐雄風”，當然，在這裡並不討論這個。宋朝是“以武立國”，
故而在立國之後“杯酒釋兵權”，這個立國之後思想管制——焚書坑儒一個道理。
承接題目，焚書坑儒的真正作用是什麼？
1）統一思想，讓國成為國，在同一個思想主張下奮進；
2）有選擇的禁燬，讓文化的發展步入正軌；
3）肅風正氣，維護社會秩序；
引用魯迅先生對“焚書坑儒”的評價：
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採各種的思想的。
焚書坑儒為何惡名罩住？
秦朝與儒家是夙願，早在秦朝還是諸侯國時期，便已結下樑子；眾所周知，秦朝是通過“商鞅變法”逐漸成為強國，而商鞅最為看不起儒家，對《詩》、《書》、禮、樂，深惡痛絕，譏之為“六蝨”。故而，儒家在秦朝傳播學術主張的過程中，備受打擊，官方不支持，甚至持以反對態度，民間推廣不開，聽眾無幾，幾乎成為儒家絕跡之地；
可一朝天子一朝臣，經漢武帝“擺出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問成為官學，成為普天下讀書人安身立命，賣與帝王家的捷徑，掌握話語的絕對主動權，如此對待秦朝的評價和論說還能公眾客觀？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得罪儒家的下場；
綜上所述：焚書坑儒僅是次平常的思想管制運動，和其他朝代的管制方法相比，已經相對溫和，給予讀書人尊重的；至於成為秦政無道、愚民統治的槓桿之說，筆者以為僅是歷朝歷代儒家學說所渲染的結果，其支點是儒家與秦朝的宿怨，想要翹起的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穩定性，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維護自身學說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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