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之后，大唐不复有唐太宗时代的勇武，武则天时代的进取，乃至唐玄宗前期的繁盛；取而代之的是疆土的收缩，皇权的旁落，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观衅而动。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唐朝向着更加衰落的方向滑落直至灭亡呢？我们具体来看。
元和中兴---宪宗削藩功败垂成
宦官乱政的同时，藩镇割据的情况也并未好转。安史之乱后的新藩镇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系，就是帝国新设的节度使，由政府任命的将领担任长官，这主要是为了酬劳那些平叛有功的人。另一个系统就是安史系，即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将领，这些将领在投降政府后被任命为节度使。安史系镇区的统治系统是军政合一，军队多隶属于私人将领，不受中央节制。不过，即使是中央系藩镇，虽好于安史系，但不服从唐朝政令的情况也时有出现。
公元806年，新帝唐宪宗改元“元和”，顺宗成为太上皇，然而在这一年的一月，中风已久的唐顺宗就驾崩了。时年宪宗27岁，精力充沛志向高远，年轻的唐宪宗想要重新树立大唐的盛况，不想受制于藩镇。遍观整个元和一朝，杰出人才也不断涌现，宰相有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李绛等，文学名家白居易、韩愈等也在宪宗一朝。拱卫中央的神策军兵力达15万人，兵多将广。
宪宗即位之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于任上，其部下刘辟趁宪宗刚刚继位立足不稳进行武装叛乱，出兵围攻东川。宰相杜黄裳举荐名将高崇文领兵讨伐刘辟，仅数月就剿灭了刘辟，平定了西川之乱。随后，唐宪宗又平定了浙江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叛乱。四川和江浙一带是唐朝政府赋税来源地，两地均为唐朝政府的经济依靠，唐朝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其稳定。
815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形成事实上的割据，由于淮西靠近汴河财赋运输通道，吴元济的割据将极大程度上威胁唐朝运河经济命脉，是唐朝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朝廷的主战派裴度、武元衡等极力主张削藩。
裴度启用名将李愬，李愬是名将李晟（唐德宗时讨平泾原兵变）之子，具有精准的分析和敏锐的判断力，在一个雪夜出其不意的攻入吴元济的老巢蔡州，擒获吴元济，这就是著名的“李愬雪夜下蔡州”的经典战例，长达四年的淮西之乱就此平定。
李愬雪夜下蔡州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了救援淮西，派刺客暗杀了唐朝主战派宰相武元衡，而另一位宰相裴度虽然幸免于难，但也身受重伤。一国宰相竟然遭到地方藩镇势力的暗杀，而盗贼却迟迟未被抓获，许多朝臣将此等政治暗杀引为奇耻大辱，不断上奏宪宗捉拿凶手、严惩元凶。白居易第一个上奏论述武元衡的冤情，并急切地上奏请求捕捉贼子来洗雪国耻。暗杀这种方式并未使得朝廷放弃武力镇压藩镇的想法，相反，朝廷上下同仇敌忾。
宪宗将指挥讨伐的大权交给裴度，命其坚定执行武力镇压反叛藩镇的政策。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中央军队及一些藩镇合力围攻之下，唐朝最终平定了与河北三镇相连的淄青镇，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李师道也最终兵败身亡。自安史之乱之后，河北、河南和山东三十多个州的藩镇无视中央，自封官吏、不缴赋税，成为了地方割据势力，但李师道败亡后，该地区藩镇割据的旧格局被打破，不再成为对抗朝廷的主要威胁。
不过，随着战事的推进，长期的用兵导致财政的紧张，而且外部的接连胜利并未使得内部宦官问题得到解决，由于立储问题，导致宦官内部竞争激烈，结果，唐宪宗竟然遭到宦官陈弘志的缢杀，一代中兴之主被家奴弑杀身亡。唐宪宗虽然平定了部分藩镇，但安史之乱后位于河北幽燕的成德、魏博、幽州等强藩并未受到重创，仍然留下了遗患，元和中兴遗憾落幕。
牛李党争---祸起于萧墙
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如同昙花一现，并随着宪宗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在中晚唐时期，帝国政治的黑暗，不仅仅表现在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祸起萧墙的派系斗争。宪宗时期，朝廷的主要矛盾是藩镇割据，内部朝臣之间的斗争相对缓和，但是宪宗时期朋党斗争的隐患却早已埋下。在中晚唐中央政府内部，朝官之间的派系斗争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规模庞大。唐朝最有名的朋党斗争“牛李党争”即发生在当时。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故史称“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开始，到唐宣宗时结束，党争持续近40年时间。
党争的原因在于唐宪宗年间的一次制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和皇甫湜（shí）三人在策论中攻击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并痛陈时政之弊，遭到当时掌权宦官吐突承璀等的嫉恨而被贬斥，当时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对此并无作为，李吉甫去世后，牛党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李吉甫之子李德裕。
唐文宗时期，牛李两党交替在朝，后又一并被郑注和李训排挤出朝。唐武宗时期，是坚决对藩镇用兵的主战派李德裕李党的全盛时期，李德裕在武宗“会昌伐叛”中颇有建树，而牛党纷纷被贬斥。李德裕主张加强皇权，修整军备，削平叛乱，打击佛教势力，武宗时政治上略有起色。唐宣宗时期为牛党全盛时期，李党被贬斥，李德裕在宣宗继位时即被贬为荆南节度使，随后被不断贬谪，最后甚至被贬为崖州司户（今海南三亚），崖州是当时能贬谪的最远地方，最后李德裕死在任所。
牛李两党的分歧主要有三点：
第一，在科举问题上，牛党多出身寒门，他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因此他们极力维护科举考试制度，而李党多为公卿世家，比如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在宪宗一朝即为宰相，李德裕为门荫入仕，因此李党极力中伤科举制度，并抓住科举制的一些弊端不断进行抨击。牛李党争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士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斗争。
第二，在藩镇问题，李党极力主张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而牛党与各个藩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直采取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以抚为主”。
第三，在佛教问题上，李党认为佛教的兴盛，致使佛寺、僧尼遍及天下，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主张抑制佛教发展，李德裕在武宗会昌年间主持毁佛行动，裁汰僧尼并勒令其还俗、拆毁庙宇，史称“会昌毁佛”，而牛党对此不以为然，唐宣宗期间，牛党在上台之后上奏废止了武宗时期的禁佛令，使佛教再次兴盛起来。可以看出，在科举问题上，牛党主张优于李党，而在藩镇和佛教问题上，李党主张又优于牛党。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牛李两党均勾结宦官而互相贬抑，早就忘了先贤们“私仇不入公门”的话，使得许多官员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对方党派身上，内无法去除阉患，外无法平定藩镇。文宗皇帝甚至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感慨朝廷内部朋党斗争的剧烈。朋党之争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加深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危机。
黄巢之乱---压垮大唐的最后一根稻草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本质上都是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明争暗斗和相互钳制。各个势力之间有斗争也有和解，有进退也有消长，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是，打破这种平衡的并不是身卷其中的任何一种势力，而是在体制之外对腐败统治极度不满的人，就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农民和士兵。其中，以大唐王朝的掘墓人黄巢最为典型。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驾崩，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是唐代最后一位有作为的明君，在位期间限制宦官的权力，在对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也多有胜绩，其治理期间国家相对稳定，在位时期被称为“大中之治”。
不过，即使圣明如唐宣宗，也没有处理好立储之事，其去世后被宦官拥立的唐懿宗昏庸奢侈，国势急剧滑坡。“治明则同，治暗则异”，政治的腐败最终在唐僖宗年间酿成了黄巢、王仙芝之乱，从乾符二年（875年）至中和四年（884年），黄巢集中重兵向唐王朝赋税来源地的江南袭扰，最南攻下岭南治所广州，采取流动作战形式，十年之间，黄巢起义席卷南北，880年黄巢攻占长安。不过，黄巢并未乘胜追击逃亡的唐僖宗政权，致使形势反转，唐王朝有时间召集沙陀族李克用等进行反攻，黄巢部将朱温投降唐朝，致使黄巢军四面楚歌，不断失利，黄巢在884年于泰山虎狼谷兵败自杀
黄巢起义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黄巢起义一方面使得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基本上瓦解了李唐政府的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在起义之前，仅河北藩镇等少数区域不服中央管治，中央政府无力也不想再去管理河北三镇，但是到了黄巢起义之后，全国有更多地地方已经不再服从中央命令，阳奉阴违的拒绝唐政府的号令。
黄巢农民军残余军队部将、降将及镇压黄巢起义的军事力量将领等各色人等，形成新的割据势力，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中写道：“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衮冕峨巍。”描述的即是这种状况。唐朝在苟延残喘了二十几年之后便灭亡，中国转入到了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可以说，黄巢起义给大唐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导致了唐王朝统治秩序的崩溃。
分崩离析---失控的藩镇与契丹的崛起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衰落，但是李唐王朝仍然可以凭借着道义的优势、地缘的优势和财赋的优势压制藩镇，继续维持统治秩序，直至唐武宗时代，朝廷仍可动员天下藩镇讨平意图挑战朝廷权威的昭义镇，哪怕到了唐僖宗年间，不服中央管制的沙陀族将领李国昌（李克用之父），仍被唐王朝镇压，李国昌父子不得不北遁逃亡至鞑靼。
如果没有黄巢之乱的话，唐王朝或许还可以凭借巨大的惯性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黄巢之乱后，各种矛盾集中迸发，唐王朝政权在各种势力打击下分崩离析，最后日渐孤立，新的藩镇不断崛起，唐朝再也无力维持。
黄巢之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唐王朝再也回不到往日的声威了，其东南财赋被切断，更多新的势力借机崛起。李茂贞崛起并控制关中之地，镇压乱军的沙陀族将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占据河东（太原）、投降唐朝的黄巢旧部朱温（唐王朝赐名朱全忠）占据运河重镇汴州（开封），并驯服了往日骄横的河北三镇，王建占据了剑南四川，杨行密占据了江淮，新藩镇替代了旧藩镇。唐王朝的政令也仅仅在长安一带行得通，很类似于东迁洛阳的东周。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正是逃到了四川，才有机会诏令天下节度使讨伐叛逆，同样，黄巢之乱时的唐僖宗也正是逃到了四川，才利用最后仅存的威望，号召天下兵马，最后剿灭了黄巢之乱。
当剑南四川被王建占据之后，就意味着李唐皇室失去了退路。至于河东，是李唐王朝发迹之地，李渊正是据有河东（太原），作为根据地占有天下的，安史之乱时正是因为河东未失，才能在平定河北藩镇叛乱时占据有利地势，李国昌父子觊觎河东已久，乘扫平黄巢之乱趁势做大并占据河东。江淮是唐王朝的赋税来源地，正是凭借运河的畅通，江淮财赋源源不断的运入长安，维持唐王朝的运转，但是江淮一带在黄巢之乱及军阀混战中惨遭荼毒，江淮先后被唐将高骈和杨行密占据。
在关中，唐王朝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凤翔军阀李茂贞从皇帝信任的将领崛起为关中强藩，从控制朝政、再到劫持天子，唐朝皇帝尊荣尽丧。此时的天子已经不是号令天下的魁首，更像是东汉末年的汉献帝，被天下诸侯和割据势力不断欺负和挟持，被当做奇货可居而被“挟天子以令诸侯”。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正是以关中为基业、河东为屏障、江淮为财赋之源、剑南四川为后路，才保障了百余年的稳定局面，而当这四个区域失去控制的时候，其灭亡便不可避免。
五代十国的分裂形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原大乱之际，在东北的游牧民族契丹开始崛起，已经成为左右中原各个藩镇的势力，公元907年，契丹部落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而距契丹较近的河北和河东的一些唐末藩镇开始依附于契丹，五代十国的后晋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的势力，竟将长城一线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的防线，来自北方的契丹游牧民族南侵有如入无人之境，后继的北宋在与契丹交战数次之后，已知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
宋辽边界多为平原，无险可守，在今天河北雄安新区附近，宋朝不得不开挖沟渠，在河北的平原上构筑了多条河流并连成一片，作为防御辽国骑兵的天然防线，这些相连的淀泊，就是今天的白洋淀。这样，白洋淀水系防线的形成有效的阻挡了辽国的骑兵，汴梁就增加了防御纵深，使得契丹不至于千里奔袭挥戈南下而饮马黄河，威胁中原王朝。契丹的崛起和长城燕云十六州防线的丢失也是大唐衰落的必然结果，影响了随后三百多年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战局。
唐亡后形势与契丹的崛起（公元925年）
日落长安---唐朝的灭亡
从黄巢揭竿而起到兵败自杀，黄巢战斗了十年之久，超过安史之乱的时间。兵祸范围也波及到了大半个唐朝统治区，破坏程度更是远超安史之乱。老子说过：“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黄巢之乱后的大唐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腐朽的躯壳而已。
但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连躯壳也要被无情的扔到故纸堆中去的。唐朝的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公元903年，唐昭宗天复二年，朱温在宰相崔胤力请下将宦官全数诛杀，宦官时代宣告结束。
905年，朱温将贬官的唐朝官员在滑州白马驿尽数杀尽，史称“白马之祸”，这标志着旧士族门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朱温为代表的军阀和地方势力的结合。
907年，朱温宣布唐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禅让”，朱温即皇帝位，史称“后梁”，唐王朝正式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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