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安史之亂,導致盛唐衰亡的原因還有哪些?(下)

前言: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之後,大唐不復有唐太宗時代的勇武,武則天時代的進取,乃至唐玄宗前期的繁盛;取而代之的是疆土的收縮,皇權的旁落,吐蕃、回鶻等少數民族政權的觀釁而動。那麼還有什麼原因導致唐朝向著更加衰落的方向滑落直至滅亡呢?我們具體來看。

元和中興---憲宗削藩功敗垂成

宦官亂政的同時,藩鎮割據的情況也並未好轉。安史之亂後的新藩鎮主要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中央系,就是帝國新設的節度使,由政府任命的將領擔任長官,這主要是為了酬勞那些平叛有功的人。另一個系統就是安史系,即安祿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將領,這些將領在投降政府後被任命為節度使。安史系鎮區的統治系統是軍政合一,軍隊多隸屬於私人將領,不受中央節制。不過,即使是中央系藩鎮,雖好於安史系,但不服從唐朝政令的情況也時有出現。

公元806年,新帝唐憲宗改元“元和”,順宗成為太上皇,然而在這一年的一月,中風已久的唐順宗就駕崩了。時年憲宗27歲,精力充沛志向高遠,年輕的唐憲宗想要重新樹立大唐的盛況,不想受制於藩鎮。遍觀整個元和一朝,傑出人才也不斷湧現,宰相有杜黃裳、武元衡、李吉甫、李絳等,文學名家白居易、韓愈等也在憲宗一朝。拱衛中央的神策軍兵力達15萬人,兵多將廣。

憲宗即位之初,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死於任上,其部下劉闢趁憲宗剛剛繼位立足不穩進行武裝叛亂,出兵圍攻東川。宰相杜黃裳舉薦名將高崇文領兵討伐劉闢,僅數月就剿滅了劉闢,平定了西川之亂。隨後,唐憲宗又平定了浙江鎮海節度使李錡的叛亂。四川和江浙一帶是唐朝政府賦稅來源地,兩地均為唐朝政府的經濟依靠,唐朝政府歷來非常重視其穩定。

815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形成事實上的割據,由於淮西靠近汴河財賦運輸通道,吳元濟的割據將極大程度上威脅唐朝運河經濟命脈,是唐朝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朝廷的主戰派裴度、武元衡等極力主張削藩。

裴度啟用名將李愬,李愬是名將李晟(唐德宗時討平涇原兵變)之子,具有精準的分析和敏銳的判斷力,在一個雪夜出其不意的攻入吳元濟的老巢蔡州,擒獲吳元濟,這就是著名的“李愬雪夜下蔡州”的經典戰例,長達四年的淮西之亂就此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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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愬雪夜下蔡州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為了救援淮西,派刺客暗殺了唐朝主戰派宰相武元衡,而另一位宰相裴度雖然倖免於難,但也身受重傷。一國宰相竟然遭到地方藩鎮勢力的暗殺,而盜賊卻遲遲未被抓獲,許多朝臣將此等政治暗殺引為奇恥大辱,不斷上奏憲宗捉拿兇手、嚴懲元兇。白居易第一個上奏論述武元衡的冤情,並急切地上奏請求捕捉賊子來洗雪國恥。暗殺這種方式並未使得朝廷放棄武力鎮壓藩鎮的想法,相反,朝廷上下同仇敵愾。

憲宗將指揮討伐的大權交給裴度,命其堅定執行武力鎮壓反叛藩鎮的政策。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中央軍隊及一些藩鎮合力圍攻之下,唐朝最終平定了與河北三鎮相連的淄青鎮,朝廷收復了淄青十二州,李師道也最終兵敗身亡。自安史之亂之後,河北、河南和山東三十多個州的藩鎮無視中央,自封官吏、不繳賦稅,成為了地方割據勢力,但李師道敗亡後,該地區藩鎮割據的舊格局被打破,不再成為對抗朝廷的主要威脅。

不過,隨著戰事的推進,長期的用兵導致財政的緊張,而且外部的接連勝利並未使得內部宦官問題得到解決,由於立儲問題,導致宦官內部競爭激烈,結果,唐憲宗竟然遭到宦官陳弘志的縊殺,一代中興之主被家奴弒殺身亡。唐憲宗雖然平定了部分藩鎮,但安史之亂後位於河北幽燕的成德、魏博、幽州等強藩並未受到重創,仍然留下了遺患,元和中興遺憾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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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黨爭---禍起於蕭牆

憲宗時期的元和中興如同曇花一現,並隨著憲宗的去世而煙消雲散。在中晚唐時期,帝國政治的黑暗,不僅僅表現在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還有統治階級內部禍起蕭牆的派系鬥爭。憲宗時期,朝廷的主要矛盾是藩鎮割據,內部朝臣之間的鬥爭相對緩和,但是憲宗時期朋黨鬥爭的隱患卻早已埋下。在中晚唐中央政府內部,朝官之間的派系鬥爭不僅曠日持久,而且規模龐大。唐朝最有名的朋黨鬥爭“牛李黨爭”即發生在當時。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李宗閔,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故史稱“牛李黨爭”。從唐憲宗時開始,到唐宣宗時結束,黨爭持續近40年時間。

黨爭的原因在於唐憲宗年間的一次制舉考試,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和皇甫湜(shí)三人在策論中攻擊以宦官為代表的權貴,並痛陳時政之弊,遭到當時掌權宦官吐突承璀等的嫉恨而被貶斥,當時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對此並無作為,李吉甫去世後,牛黨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李吉甫之子李德裕。

唐文宗時期,牛李兩黨交替在朝,後又一併被鄭注和李訓排擠出朝。唐武宗時期,是堅決對藩鎮用兵的主戰派李德裕李黨的全盛時期,李德裕在武宗“會昌伐叛”中頗有建樹,而牛黨紛紛被貶斥。李德裕主張加強皇權,修整軍備,削平叛亂,打擊佛教勢力,武宗時政治上略有起色。唐宣宗時期為牛黨全盛時期,李黨被貶斥,李德裕在宣宗繼位時即被貶為荊南節度使,隨後被不斷貶謫,最後甚至被貶為崖州司戶(今海南三亞),崖州是當時能貶謫的最遠地方,最後李德裕死在任所。

牛李兩黨的分歧主要有三點:

第一,在科舉問題上,牛黨多出身寒門,他們都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因此他們極力維護科舉考試製度,而李黨多為公卿世家,比如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在憲宗一朝即為宰相,李德裕為門蔭入仕,因此李黨極力中傷科舉制度,並抓住科舉制的一些弊端不斷進行抨擊。牛李黨爭從另一方面體現了傳統士族與庶族地主之間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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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藩鎮問題,李黨極力主張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集權,而牛黨與各個藩鎮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一直採取姑息養奸、息事寧人的態度,主張“以撫為主”。

第三,在佛教問題上,李黨認為佛教的興盛,致使佛寺、僧尼遍及天下,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因此主張抑制佛教發展,李德裕在武宗會昌年間主持毀佛行動,裁汰僧尼並勒令其還俗、拆毀廟宇,史稱“會昌毀佛”,而牛黨對此不以為然,唐宣宗期間,牛黨在上臺之後上奏廢止了武宗時期的禁佛令,使佛教再次興盛起來。可以看出,在科舉問題上,牛黨主張優於李黨,而在藩鎮和佛教問題上,李黨主張又優於牛黨。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牛李兩黨均勾結宦官而互相貶抑,早就忘了先賢們“私仇不入公門”的話,使得許多官員不得不將重點放在對方黨派身上,內無法去除閹患,外無法平定藩鎮。文宗皇帝甚至說:“去河北賊(藩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感慨朝廷內部朋黨鬥爭的劇烈。朋黨之爭加劇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加深了李唐王朝的統治危機。

黃巢之亂---壓垮大唐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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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本質上都是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明爭暗鬥和相互鉗制。各個勢力之間有鬥爭也有和解,有進退也有消長,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但是,打破這種平衡的並不是身卷其中的任何一種勢力,而是在體制之外對腐敗統治極度不滿的人,就是這些處於社會底層,深受戰亂和盤剝之苦的農民和士兵。其中,以大唐王朝的掘墓人黃巢最為典型。

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駕崩,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是唐代最後一位有作為的明君,在位期間限制宦官的權力,在對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也多有勝績,其治理期間國家相對穩定,在位時期被稱為“大中之治”。

不過,即使聖明如唐宣宗,也沒有處理好立儲之事,其去世後被宦官擁立的唐懿宗昏庸奢侈,國勢急劇滑坡。“治明則同,治暗則異”,政治的腐敗最終在唐僖宗年間釀成了黃巢、王仙芝之亂,從乾符二年(875年)至中和四年(884年),黃巢集中重兵向唐王朝賦稅來源地的江南襲擾,最南攻下嶺南治所廣州,採取流動作戰形式,十年之間,黃巢起義席捲南北,880年黃巢攻佔長安。不過,黃巢並未乘勝追擊逃亡的唐僖宗政權,致使形勢反轉,唐王朝有時間召集沙陀族李克用等進行反攻,黃巢部將朱溫投降唐朝,致使黃巢軍四面楚歌,不斷失利,黃巢在884年於泰山虎狼谷兵敗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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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巢起義

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黃巢起義一方面使得人民流離失所、生靈塗炭,另一方面基本上瓦解了李唐政府的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在起義之前,僅河北藩鎮等少數區域不服中央管治,中央政府無力也不想再去管理河北三鎮,但是到了黃巢起義之後,全國有更多地地方已經不再服從中央命令,陽奉陰違的拒絕唐政府的號令。

黃巢農民軍殘餘軍隊部將、降將及鎮壓黃巢起義的軍事力量將領等各色人等,形成新的割據勢力,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十國世家》中寫道:“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峨巍。”描述的即是這種狀況。唐朝在苟延殘喘了二十幾年之後便滅亡,中國轉入到了更加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可以說,黃巢起義給大唐帶來的後果極其嚴重,直接導致了唐王朝統治秩序的崩潰。

分崩離析---失控的藩鎮與契丹的崛起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開始衰落,但是李唐王朝仍然可以憑藉著道義的優勢、地緣的優勢和財賦的優勢壓制藩鎮,繼續維持統治秩序,直至唐武宗時代,朝廷仍可動員天下藩鎮討平意圖挑戰朝廷權威的昭義鎮,哪怕到了唐僖宗年間,不服中央管制的沙陀族將領李國昌(李克用之父),仍被唐王朝鎮壓,李國昌父子不得不北遁逃亡至韃靼。

如果沒有黃巢之亂的話,唐王朝或許還可以憑藉巨大的慣性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但黃巢之亂後,各種矛盾集中迸發,唐王朝政權在各種勢力打擊下分崩離析,最後日漸孤立,新的藩鎮不斷崛起,唐朝再也無力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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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巢之亂雖然最後被平定,但唐王朝再也回不到往日的聲威了,其東南財賦被切斷,更多新的勢力藉機崛起。李茂貞崛起並控制關中之地,鎮壓亂軍的沙陀族將領李國昌、李克用父子佔據河東(太原)、投降唐朝的黃巢舊部朱溫(唐王朝賜名朱全忠)佔據運河重鎮汴州(開封),並馴服了往日驕橫的河北三鎮,王建佔據了劍南四川,楊行密佔據了江淮,新藩鎮替代了舊藩鎮。唐王朝的政令也僅僅在長安一帶行得通,很類似於東遷洛陽的東周。

安史之亂時,唐玄宗正是逃到了四川,才有機會詔令天下節度使討伐叛逆,同樣,黃巢之亂時的唐僖宗也正是逃到了四川,才利用最後僅存的威望,號召天下兵馬,最後剿滅了黃巢之亂。

當劍南四川被王建佔據之後,就意味著李唐皇室失去了退路。至於河東,是李唐王朝發跡之地,李淵正是據有河東(太原),作為根據地佔有天下的,安史之亂時正是因為河東未失,才能在平定河北藩鎮叛亂時佔據有利地勢,李國昌父子覬覦河東已久,乘掃平黃巢之亂趁勢做大並佔據河東。江淮是唐王朝的賦稅來源地,正是憑藉運河的暢通,江淮財賦源源不斷的運入長安,維持唐王朝的運轉,但是江淮一帶在黃巢之亂及軍閥混戰中慘遭荼毒,江淮先後被唐將高駢和楊行密佔據。

在關中,唐王朝也並不是鐵板一塊,鳳翔軍閥李茂貞從皇帝信任的將領崛起為關中強藩,從控制朝政、再到劫持天子,唐朝皇帝尊榮盡喪。此時的天子已經不是號令天下的魁首,更像是東漢末年的漢獻帝,被天下諸侯和割據勢力不斷欺負和挾持,被當做奇貨可居而被“挾天子以令諸侯”。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正是以關中為基業、河東為屏障、江淮為財賦之源、劍南四川為後路,才保障了百餘年的穩定局面,而當這四個區域失去控制的時候,其滅亡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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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國的分裂形勢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原大亂之際,在東北的遊牧民族契丹開始崛起,已經成為左右中原各個藩鎮的勢力,公元907年,契丹部落耶律阿保機建立遼國,而距契丹較近的河北和河東的一些唐末藩鎮開始依附於契丹,五代十國的後晉石敬瑭,為了藉助契丹的勢力,竟將長城一線的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從此以後中原王朝失去了長城的防線,來自北方的契丹遊牧民族南侵有如入無人之境,後繼的北宋在與契丹交戰數次之後,已知無法收復燕雲十六州。

宋遼邊界多為平原,無險可守,在今天河北雄安新區附近,宋朝不得不開挖溝渠,在河北的平原上構築了多條河流並連成一片,作為防禦遼國騎兵的天然防線,這些相連的澱泊,就是今天的白洋淀。這樣,白洋淀水系防線的形成有效的阻擋了遼國的騎兵,汴梁就增加了防禦縱深,使得契丹不至於千里奔襲揮戈南下而飲馬黃河,威脅中原王朝。契丹的崛起和長城燕雲十六州防線的丟失也是大唐衰落的必然結果,影響了隨後三百多年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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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亡後形勢與契丹的崛起(公元925年)

日落長安---唐朝的滅亡

從黃巢揭竿而起到兵敗自殺,黃巢戰鬥了十年之久,超過安史之亂的時間。兵禍範圍也波及到了大半個唐朝統治區,破壞程度更是遠超安史之亂。老子說過:“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黃巢之亂後的大唐其實已經名存實亡,只剩下一個腐朽的軀殼而已。

但是,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連軀殼也要被無情的扔到故紙堆中去的。唐朝的滅亡,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了。

公元903年,唐昭宗天覆二年,朱溫在宰相崔胤力請下將宦官全數誅殺,宦官時代宣告結束。

905年,朱溫將貶官的唐朝官員在滑州白馬驛盡數殺盡,史稱“白馬之禍”,這標誌著舊士族門閥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基本上被消滅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朱溫為代表的軍閥和地方勢力的結合。

907年,朱溫宣佈唐王朝最後一位皇帝“禪讓”,朱溫即皇帝位,史稱“後梁”,唐王朝正式滅亡,中國進入“五代十國”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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