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交媒體，特別是Instagram和YouTube這樣以視覺為主的平臺佔據我們的生活時，我們會聽到和看到關於名人各種民主化的討論。過去那種成名有著門檻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任何一個在臥室裡拿著照相機的孩子都可能出名。這一預言得到了證實，從電視真人秀開始，到現在我們的手機上也可以看視頻，人們形成了一種只通過屏幕就可以直接親密接觸的感覺。
那麼，一般的名人會怎麼做呢，比如電影明星、流行偶像或受人愛戴的脫口秀主持人。他們仍然保持著以前的那種名氣。但他們也被迫涉足新媒體，在Twitter上開玩笑，在Instagram上發佈自拍照，或拍攝古怪的TikTok視頻。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名人的輔助渠道，使他們的形象人性化，以此與他們的粉絲建立聯繫。
然而，隨著新冠病毒危機的擴散，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場全球性的流行疾病讓世界陷入了恐慌，把我們所有人，包括名人，都推到了互聯網這個混亂的場所中。
結果是既興奮又令人沮喪的，這很有趣，但對一些人來說，卻令人憤怒。冠狀病毒的爆發向我們展示了聲譽的力量和脆弱，它使我們團結起來，但也使我們更加疏遠。
當疫情首次在美國爆發時，明星們迅速將自己塑造成傳遞重要信息的人。
特朗普政府不情願地要求人們儘可能待在家裡，與社會保持距離，與外界隔離，將我們的物質生活範圍縮小到最不容易發生風險的程度。但這些措施是必要的，在危機的早期，電影明星(如阿諾德•施瓦辛格和莎朗•斯通)、流行明星(如愛莉安娜•格蘭德和泰勒•斯威夫特)以及其他各種知名人士都呼籲採取行動。
在沒有任何可靠領導的時候，至少一些名人給出了正確的指示。當好萊塢影星湯姆•漢克斯透露，他和妻子麗塔•威爾遜在澳大利亞時，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他們正在採取一切努力避免感染他人，同時得到了所需的治療時，人們對此感到欣慰。當然，也有些人抱怨說，富人和有權有勢的人可能比那些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療。但一般情況下，人們似乎團結地站在漢克斯一家的立場上，使他們成為我們戰勝一個可怕的威脅的，正義的化身。
疫情使民眾與名人階層的關係開始惡化
但就在病毒以驚人速度蔓延的同時，民眾與名人階層的關係開始惡化。
演藝人士艾倫•德傑尼勒斯似乎很快樂，躲在自己位於加州的豪宅裡，與名人朋友通電話，這可以是我們的樂趣，但這也突顯了在疫情爆發期間，還有多少人的境遇遠不如這些名人。一個餐館的工人，現在失業了，現在居然要聽德傑尼勒斯和賈斯汀•汀布萊克之間的即興電話談話，這有什麼安慰作用呢？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人確實從中找到了一些樂趣，但對更多的人來說，這種視頻內容聽起來是虛偽的，令人反感的，而且一些名人對風險的嚴重性一無所知，還藉助社交媒體傳播這種情緒。
《神奇女俠》女星蓋爾•加朵發佈了一段視頻，她召集了名人們錄製他們自己演唱約翰•列儂的名曲《想象》的視頻，這一行為受到了推特網友的嘲諷。在視頻中，這些名人都站著，身後是設備齊全的家或廣闊的戶外場地，唱著一首傷感的歌，網友們認為這些毫無意義。這段視頻立即遭到了幾乎所有人的嘲笑，被視為名人無知的象徵，是一份充滿自作聰明、自我誇大的陳詞濫調。
這並不意味著，在這段時間內所有名人的視頻都是毫無價值或著有害的。比如，后街男孩組合遠程視頻連線唱著他們的代表作，帶著網友陶醉在甜蜜的懷舊情緒之中。一些深夜節目，包括一些家庭錄製的小節目、精簡版的辦公桌和採訪片段，也已經成為受歡迎的消遣。
社交媒體讓更多人意識到階級的不平等
有趣的是，社交媒體似乎喚醒了更多的人，讓他們意識到當代美國固有的不平等。政府的失敗和麻木不仁從未如此引人關注，衛生保健系統的問題已經全部暴露無遺，1%的人及政客的反社會貪婪已經被徹底地羞辱了。
財富差距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減少到對基本需求的爭奪。
《美國週刊》半開玩笑地斷言，現在的明星就像我們一樣，會自己給汽車加油或去雜貨店購物，但同時也感覺到富人和名人們也像我們一樣容易受到危機的影響。
冠狀病毒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這種相關性。名人就像我們一樣，他們也會害怕、困惑、掙扎著去做一些事情。這樣一來，在視頻時代，所有那些糟糕的音頻、名人信件都在苦樂參半地提醒我們，名人的那種影響力並不能保護任何人不受影響。
蓋爾•加朵和克里斯汀•韋格並沒有掠奪美國的金庫，也沒有剝奪人們對未來償付能力和穩定的任何希望。但他們仍屬於特權階級，將在這屆政府的糟糕領導下倖存。我們也應該明白這一點。
所有這些都是在說，我不太確定我們現在是否真的需要社交媒體上的名人向我們展示一些內容。富人和名人都在使用Twitter這樣的軟件，而Twitter這種理想化(離實現還很遙遠)的社交媒體應該是為了傳播那些需要被聽到的聲音，而不是傳播那些已經被聽到和看到的聲音。並不是所有的名人推文都是不好的，但很少有合適的內容。
危機下公眾與明星的悲歡並不相通
在較為和平的時期，這種視頻會令人厭煩，但也不是十分可怕。但是在危機中，當名人有比普通人能更快地接受接受冠狀病毒測試，也比普通人享受更多的食物、住所、醫療保健等時，那種輕鬆愉快的“你好，夥計們”的關懷就完全不合時宜了。
一旦這場疫情結束，觀察事態如何恢復將是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在《想象》合唱視頻活動失敗後，人們對明星的態度似乎是，“不要再說了，還是捐錢吧。”一些名人就是這麼做的，這是他們在這場疫情中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也許這就是這個時代社交的方式，證明消費者喜歡這些人制作的節目、電影和歌曲，這才讓他們變得富有。有時，我們甚至喜歡看他們愚蠢的社交媒體內容，但我們也期待他們在時機成熟時進行某種形式的互惠投資來回報社會。
無論我們幾十年前與名人簽訂什麼樣的社會契約，我們都從未預料到現今社交媒體會傳播的一種扭曲、虛假的共情力。
圖/網絡
【DAILY MEDIA 出品】
閱讀更多 全球零時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