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結合療法具有重要借鑑意義。中醫藥在防止病毒吸附細胞、病毒複製等方面有明顯效果。”德國病毒學家奇納特爾說。
泰國公共衛生部醫療服務廳廳長頌薩則表示，“泰國也將考慮在適宜情況下嘗試用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病患。”
中醫藥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發揮的作用，得到越來越多國際層面的肯定，“中醫急診尖兵隊”成為抗疫前線一道特殊風景。據3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消息，截至當天，在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佔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佔90.6%。
再一次，中醫打破了“慢郎中”這個傳統印象。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人認為中醫只能治療慢性病，不能治療急症、危重症。而實際上，歷史上中醫學的不斷髮展，往往以急症，尤其是急性、烈性的傳染病的暴發為契機，治療急危重症是中醫真正的優勢。而最近百餘年來，中醫急症理論的“萎縮”則是近代化的產物。如果以傳染病為線索，探尋人類戰疫歷史進程中被掩蓋的聲音，或許不難發現，所謂“中醫治慢、西醫治快”的固有認識，乃是一種真實和建構的混雜。
據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代表作《瘟疫與人》記載，公元2世紀和3世紀，在中國出現了兩大類疾病，並引發兩次特別突出的大規模死亡。第一次對應的是張仲景時代。“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這也說明，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所治疾病多是傷寒這一急性熱病引起的危急重症。
如果說中醫臨床學來源於張仲景，那麼急救醫學就是他理論的核心，急救醫學也就是中醫臨床學起源的根本。百年後，新的烈性瘟疫“虜瘡”（有說是天花或者麻疹）再襲中土，葛洪撰寫了《肘後備急方》。此書可以說是中醫第一本急救手冊，彙集了各種治療危急重症的單方、驗方。其中一些治法對後世影響深遠，比如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就是受書中鮮青蒿榨汁治療瘧疾的啟發，發現青蒿素並改進其提取法，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再比如明清鼎革之際，瘟疫橫行，吳又可著《瘟疫論》，提出溫病學說，把中醫治療外感熱病急症從理論到臨床推進了一大步。終清一朝，在江南地區湧現出一大批善治熱病的醫學大家，不僅中醫急症臨床思維臻於完善，還針對溫熱病過程中常見的高熱、昏迷、抽搐、出血、厥脫等急症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療法則，同時也出現了像安宮牛黃丸這類被公認為可救急解危的有效良方。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安宮牛黃丸、紫雪散也入選新冠肺炎診療方案。
可以說，在清末現代西醫學廣泛傳入中國之前，中醫學一直是社會中防治疫病和治療急症的主力軍。而且與同時代的西方醫學相比，中醫自古以來就對許多急症治療和慢性病調理有顯著效果，優勢明顯。
德國病理學家、政治家和社會改革家魯道夫·魏爾嘯說，“醫學是門社會科學，政治從廣義上講就是醫學罷了。”換句話說，中醫學的興替和社會政治形勢的變遷息息相關。20世紀80年代後，為重新發皇中醫學術，國家選擇以中醫急診為突破口。
首先是中國中醫藥學會（現中華中醫藥學會）內科分會成立伊始，便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個中醫學學術會議——全國中醫急診學術會議。1983年1月，原衛生部中醫司在重慶召開急診工作座談會，專題討論如何開展中醫急症工作，提出了加強中醫急症工作的幾點意見，決定成立七大急症協作組：外感高熱（分南方組、北方組）、胸痺心痛、急性胃痛、厥脫、中風、血證和劑型改革。
之後又陸續成立了多髒衰竭、痛證等共11箇中醫急診研究協作組。1984年以來，以這些急症協作組為龍頭，經過大量臨床和實驗室研究，確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具有標誌性的成果包括基於急性熱病、急性中風研究的清開靈注射液，基於厥脫證的參附註射液等在臨床治療中的應用。
醫學的生命還在於臨床。1998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全國11家醫院建立了中醫急症診療中心，2007年又確立了21箇中醫、中西醫急診臨床基地建設單位。全國三級以上中醫院都建立了一定規模的急診科，大部分屬於一級科室，有的下設急診室、留觀室和重症監護室（ICU），目的也是拓展中醫急症臨床。
中醫藥在這次新冠肺炎救治中從四個方面發揮了作用：一是降低了輕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轉化的概率，二是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轉化率，三是積極參與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療，四是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復。中醫的“扶正祛邪”在解決“內閉外脫”，幫助人機對拍，或者縮短上機時間，減少併發症發生，幫助穩定病人的血氧飽和度、提高氧合水平，降低病死率等方面，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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