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陈丹青的“读书少”与刘邦的“不读书”

陈丹青的“读书少”与刘邦的“不读书”

周鲁

闲时浏览网络，无意中读到陈丹青先生关于读书问题的演讲录，笔者不禁有些感慨。

在公共舆论的视野当中，陈丹青先生不仅是专业的画家，而且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那些针砭时弊的“妙语”，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喜欢，笔者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在第十届“深圳读书月读书论坛”的演讲当中，陈丹青先生一开始就宣称：“今天就是来辩解：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笔者被这样的说辞吸引，也就有了把他的演讲全文通读一遍的兴趣。

陈丹青先生在演讲中，一开始就宣称自己不是读书人，这让笔者多少感到一些诧异，但在细读全文时，开始知道陈先生的这种说法当中，有着不少复杂的名堂，“共识网”载其题为《我为什么不是读书人》之演讲文字记录云：

“可是我说我不是读书人，已经是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也属于没教养，是急不择言。但我没办法，到这儿来讲演就得有个题目。每次都是预约，当场要给讲题，我就举着电话在那里现想，急出这句话，其实讲些什么都不知道。……

总之，我说我不是读书人，第一是老实话；第二是在说反话；第三是在说气话；第四是有点沮丧。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是要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

我虽然读书实在是少，但书本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体让我谈读书，我都会拒绝，尤其是叫我推荐书目，……我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

陈丹青先生对于自己不是读书人的陈述，不仅仅是一种自知之明和自谦之辞，而且还是一种“反话”和“气话”，包含着对近几十年来极“左”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评。通过对时代变迁和自身经历的回顾，陈先生论证了一个观点，谓：

“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我们这儿呢？全毁了，好好的传统，没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文积淀，是不可能在这一百年当中全部毁掉的，陈丹青先生的这种说法有口语化的成分，切不可当真，但要说毁坏的程度很严重，恐怕很少有人会不同意，陈先生的原意也应该如此。

在此篇演讲当中，陈丹青先生屡屡提到人文积淀的毁坏和文化素养的缺失，并告诫青年不要自以为是，而要自以为非。通过细读陈先生的演讲全文，我也切实感到这种毁坏和缺失，几乎存在于在极“左”浪潮兴起之后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身上，包括陈先生自己和评论陈先生的笔者本人，而且在陈先生的演讲内容当中，即可以看到因人文积淀被破坏而导致的文化知识差错，集中体现在一番针对孔子的论述当中，谓：

“还是应了鲁迅的老话。鲁迅有一篇文章说‘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第一个捧他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从此废黜百家，其他学术都靠边站，孔子最要紧。一路这么捧下来，军阀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为什么？‘儒表法里’，用儒家的说法作为教化、作为伦常纲纪，是有必要的，内里就是法家，无情镇压、无情统治，两条腿走路，中国文明一路下来。我不是说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讲得对，孔子生前就是一条‘丧家狗’，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当然，我指的是绝少数非常傻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觉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见——你要不要？不要。又问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陈丹青先生所转述的鲁迅先生的“老话”，本身就有问题。三代“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语出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原道》），孔子以一布衣，而倡“有教无类”（语出《论语·卫灵公》），实际上是以“私学”的形式，使非官家之子弟接受贵族式的高等教育，岂能仅为权势者所尊？

对于自称“几乎读过十三经”（语出《华盖集》之《十四年的“读经”》）的鲁迅先生而言，未必不知道孔子的“有教无类”，所以他的“老话”，很有可能是在那个特定时代“有所为而发”的偏激之语。

章太炎《检论》之《订孔》云：

“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本论》云：

“孔子以前之教育事业，在家塾、党庠、乡序、国学，大率为家族地方长老所兼顾或国家官吏所主持，私人而以教育为专业者，未之前闻，有之自孔子始。孔子以一布衣养徒三千，本其‘有教无类’之精神，自缙绅子弟以至驵侩大盗，皆‘归斯受之’，以智、仁、勇为教本，《诗》、《书》、执礼、执射、执御等为教条，‘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刘师培《读书随笔》之“有教无类”条云：

“‘有教无类’，若如朱《注》说，与下文‘道不同’章相反。盖‘类’者，非指善恶言，乃指贵贱言也。考之《王制》，国之俊选与公卿之子并升于太学，是殷制教人，不以族类也。《周礼》乡大夫职掌选贤兴能，是周制教人，亦不以族类也。古者，王公之子不能学，则下侪于士庶；士庶之子能学，则上侪于显位。而春秋之世，则世卿在位，贵族在官，惟在上者有学，而在下者无学，此才智之士所以多出于有位之人也。孔子此语，所以破当时等级之分，言当以有学无学分贵贱，不当以有位无位别贵贱也。“大同”之义，至此而愈明矣。”

李源澄《诸子概论》之《孔子》云：

“孔子修撰六艺，私人授徒，于是齐民可得而学。”

又云：

“孔门四科，以德行居首，而次以文学、言语、政事，……其施教也，则循循然善诱人，有教无类，故远近来学。官学变为私学，贵族教育变为平民教育，于是平民崛起。如颜渊、子路、原宪之徒，以白屋之士，皆得受高等教育，此中国学术一大转变之关键也。”

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与李源澄四位先生对于孔子的评价，非似鲁迅先生之偏激，而像鲁迅先生这一类的偏激之语，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发展成为对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全盘否定，影响到当下，就是陈丹青先生的“新话”，又在鲁迅先生“老话”的基础上错上加错。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由太史公的记载来看，在秦始皇的时代，孔子就已经被民间的诸生诵法，并不是要等到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先生来“第一个捧他”，而且在秦始皇的时代之前，民间社会对于孔子的尊崇就已经形成。陈丹青先生实际上是重复了一个柳诒徵先生早在六十余年前就已经批评过的错误。

《柳诒徵史学论文集》载《与青年论读史》一文云：

“秦始皇三十四年，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使孔子之学，非久见重于天下，秦人专尚法治，反对儒家，当时诸生何以皆诵法孔子？且坑死此诵法孔子之人何致虑天下不安？由此思之，孔子之学，自春秋战国至秦一统，久为举世各国所重，初不待董仲舒劝汉武帝独尊孔子而后盛行于时。学者试取《史记》一阅，即可了然于孔子之地位与老、墨诸子不同，其学为人心所同服，不待帝王尊礼提倡，自然为人所诵说。若先横一儒家不过与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平等之观念，及孔子之所以独尊乃专制帝王利用其学说笼络人才，固其家业，则于孔子真相、历史之事实，都未考据，以意为之，非所以论史也。

钟泰《中国哲学史》之第二编第一章云：

“盖自七国之世，儒之道虽不见用，儒之说则深中于人心。”

细读柳诒徵先生的文字，再按照他“试取《史记》一阅”的劝告去做，即可知柳诒徵与钟泰二位先生所云，并非虚言，也会知道鲁迅先生的“老话”和陈丹青先生的“新话”，都是不可靠的，或者依照柳诒徵先生的话说，就是“于孔子真相、历史之事实，都未考据，以意为之，非所以论史也”。况且孔子在汉武帝、董仲舒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受到民间尊崇的史实，除了《史记》一种古籍之外，还可以得到多种例证。如果今人还要再沿袭革命时代的偏激话语，不知道孔孟学派“诸侯敬，弟子从”（语出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再书〈封建论〉后》）的历史，不了解孔子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或者说仅从“丧家狗”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孔子与儒家学派，那只能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人文积淀的进一步破坏。

陈丹青先生说自己“读书实在是少”，但还是列举了他所读过的一些书的书名，其中除了《赤脚医生手册》、鲁迅著作和《丧家狗》之外，中国书中全是小说。笔者知道，像陈丹青先生这样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批人，在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生阶段，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能够读些小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虽说在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接受了中等教育，也不见得就怎么样。在笔者的理解当中，自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不管是哪个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一种不太好的风气，那就是在对于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缺少基本的轮廓性概念的前提下，总喜欢发表评判传统文化的公共性言论。当然言论自由是要保证的，不能因为有人“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把他抓去坐牢，但最好留有一些余地，对古人多一些同情，对古籍多一些阅读，不宜轻易地下一些“宏大叙事”式的断语，自己的言论的后面也最好附一些谦辞，千万不要像当年在延河岸边读了点“小册子”的“知识青年”那样，或者像当年一些连“小册子”都没怎么读过的“红卫兵”那样，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宇宙真理”。

在笔者的印象中，陈丹青先生近些年来一直在提倡通识教育，这实在是件值得称赞的事情。这里就借陈丹青先生的例子，来谈一下通识教育的问题。《论语·

雍也》载孔子之言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孟子·离娄下》载孟子之言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论》、《孟》当中的“博”，对应的就是今天的通识教育。在以往的年代，前四史，特别是《史》、《汉》二书，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略举古人之言，即可知《史》、《汉》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

《苏轼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云：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子瞻先生所云，是雕版印刷技术尚未大规模流行时的情景。在古代士大夫的文化氛围当中，特别是雕版印刷技术大规模流行之后，如果有人不读《史》、《汉》而发表有关国史的高论，受到耻笑是难免的，拿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二十世纪以来，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但《史》、《汉》中的一些内容，还是经常被人们列入中等教育的教材和参考读物当中。即便是主张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语出《华盖集》之《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的鲁迅先生，对于《史记》一书，也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语出《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的极高评价。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不读《史》、《汉》而对传统文化发表高论的学者并不少见，通识教育的缺失还是非常严重的。

由陈丹青先生所说自己“读书实在是少”，笔者又很自然地联想到唐人章碣先生的一首著名诗作。

《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九载章碣《焚书坑》云：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

说刘邦、项羽二位先生“不读书”，这恐怕只是后世诗人的一种笔法。对于刘、项而言，读书只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后人之所以说他们不读书，可能只是说他们不是那种文绉绉的文人学士而已。项羽先生是武人，在历史记载当中，他多少有些刚愎自用，而刘邦先生则要好一些。当然，刘邦先生初得天下之时，似乎也是比较得意的，史书当中就有其“溺儒冠”的记载，然而自从与陆贾先生对话之后，刘邦先生显然是清醒了一些。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云：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桓谭《新论》之《言体》云：

“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与刘邦先生这种“不读书”而能“知大体”的人相比，二十世纪以来那些读书少或者不知读书门径的“新青年”们，其做派实在是显得过于高调。几代人的荒经蔑古、卤莽灭裂与冥行擿埴，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正是因为有了严重的后果，不少人对于极“左”思潮展开了批判，然而极“左”的遗毒，就像今天各大城市的雾霾一样，附在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是难以很快清除的，这就要求我们多读些书，知道一些读书的门径，并且要谨言慎行，尽可能地“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同时也是为这个时代的国家与社会负责。

我们这个国家在现时代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手里。由于年轻时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他们这一代人就多数而言，其知识结构是令人堪忧的，而且由于成长时代的氛围之故，不少人都有一些“红卫兵”式的盲目自信。相比之下，还是刘邦先生的“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好一些。这句话不仅对于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而言，都是一种警示和借鉴。陈丹青先生是画家，不能按照专业人文学者的标准来过高地要求，所以他在公共读书论坛上偶尔说点外行话，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然而，据笔者的观察，不少自认为是专业人文学者的“公知”，也屡犯与陈先生类似的错误，这就不太应该了。针对这种现象，笔者把章碣先生的名作改了改，凑成了一首打油诗，谓：

“焚坑烟消文化虚，雾霾长锁百姓居；

文革未远学术乱，公知原来不读书。”

这里的“公知原来不读书”，并非是说他们一本书也不读，也不是要整体否定“公知”这样一个群体。没有一批出来说话的知识人，这个社会只会更糟。笔者的这种多少有些戏谑的说法，实际上是要善意地提醒当代的“公知”们，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摆脱掉“文革”的遗毒，从而更好地担负起社会中坚的

还要声明一下，笔者对于陈丹青先生的评论，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底气，因为笔者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同是“文革”受害者，相逢何必互指摘。然而学术乃天下之共器，陈先生既然对于有关中国文化的大问题公开发表了高论，笔者觉得不妥，就应当指出来，不然大家都做老好人，中国文化就永远没有出路，毁坏了的人文积淀也就很难重建起来。

在这一百年当中，“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风云人物，一直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一时“有所为而发”的偏激之言，往往被众多的“革命文学青年”当作“金科玉律”。君不见，闵良臣先生在《中国人为何总是忘不了“老调子”》一文中，又重复了鲁迅先生的“老话”与陈丹青先生的“新话”，作为他批判中国传统“老调子”的依据，殊不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若干“新调子”，往往是罔顾史籍，胸驰臆断，或者是将“心知其非”的观点，作为一时之“政论”。这种貌似“启蒙”的“新调子”，在辗转稗贩、袭谬沿讹、踵事增华与变本加厉之后，造就了一大批无知无畏的“革命文学青年”，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积淀，这样才有了陈丹青先生“全毁了”的感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陈丹青先生，就是他在演讲当中所说有关陈寅恪先生的故事，谓：

“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有关陈寅恪先生的公开资料，笔者大致浏览过和较为仔细看过的，总也不算少了，陈太太对于陈先生突然讲出日语而感到吃惊的细节，笔者却实在是找不到出处，这也可能是我读书不够细心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如果陈丹青先生在百忙之中能够明示，笔者将非常感激。

西历二〇一四年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