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解讀《傷寒論》和《金匱要略》


北宋時,太宗詔令“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荊南節度使高繼衝,將家藏的《傷寒論》編錄進上,最初被收載於《太平聖惠方》中;治平二年,校正醫書局林億輩以高繼衝本為基礎校修了《傷寒論》;治平三年,又校修了《傷寒論》的表裡本《金匱玉函經》;根據王洙在蠹簡中發現的《金匱玉函要略方》,又將中、下兩卷校修為《金匱要略》並署名漢·張機。宋本《傷寒論》早已失傳,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各種版本《傷寒論》,多是明·趙開美本的校本或再校本;與金·成無己的《註解傷寒論》對比,只有個別字辭不同,所以基本上都再現宋本《傷寒論》的原貌。

但自從北宋朝廷將《傷寒論》刊行以後,儒醫們就開始用《內經》的理論進行解釋;歷經宋元、明清,隨著註解人數的增多逐漸形成了辨證論治派、重訂錯簡派、維護舊論派、五運六氣派與近代的中西匯通派。據不完全統計有關《傷寒論》的專著我國不下1600種,日本漢方學者也有300多種;而打開仲景之門的三陰三陽六病理論,至今已湧現出了四十多種學說。儘管他們各有其道,但在臨床應用《傷寒論》方時,主要還是靠背誦條文,至今也不得要領!有位人類學家的話,也許為我們打開仲景之門指明瞭方向:(若)“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質”。

一、漢唐之際的醫經家與經方家

根據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載:西漢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侍醫李國柱校方技,將醫書校為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其中醫經家是通過論理人形、列別臟腑,端絡經脈,用針石湯火等外治法治療疾病;經方家則是根據中草藥的性味與所主症狀,用積累的經驗方證治療疾病。魏·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也說:“夫醫道之所興,其來久矣”。“黃帝諮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藏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性命,窮神極變,而針道生焉”。“上古神農,始嘗草木而知百藥”;“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將中醫針灸與張仲景的學術淵源,論述的十分清楚。

南北朝時,在梁·阮孝緒在著《七錄》時,仍然將醫書分為醫經八種、經方一百四十種;至民國時,文獻學家楊紹伊又一次提出:《內經》屬於岐黃學派,《傷寒論》屬於農尹學派。其實,岐黃學派即醫經學派,以《黃帝內經》為基礎理論,用針石湯火治療疾病,就是傳承到現在的中醫針灸學。農尹學派即經方學派,以《神農本草經》為基礎知識,用經驗方證治療疾病,就是漢唐時期的經方醫學;與北宋以後的儒醫們在岐黃之術指導下開創的中醫藥學有質的區別!

二、張仲景是伊尹《湯液經法》的傳人

陳壽在《三國志》中為華佗立傳,而無張仲景;至南北朝時,宋·范曄的《後漢書》,也只是在《何顒別傳》中提及張仲景以“總角謁何顒”,何顒說:“君用思精,韻不高,後必為良醫”;可見,當時張仲景已開始學醫了;但也不排除因為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對張仲景的推崇,范曄因勢而為的可能性!但張仲景顯於史書,也只此一處。唐·甘伯宗的《名醫錄》:張仲景“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多是因醫而附會!因為張仲景果真為長沙太守,醫術又好,《後漢書》是絕對不會如此記載!北宋林億輩的《傷寒論·序》,明顯就是抄襲了皇甫謐與甘伯宗的文章;致於明·李濂《張機補傳》和清·陸九芝《補後漢書張機傳》,因為距漢久遠,所以可信度都比較低!

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有:“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指事施用”。南北朝時,梁·陶弘景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中也有:“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後學鹹尊奉之”;“張機撰《傷寒論》,避道教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藥名之,以推主為識耳”。皇甫謐與陶弘景都是當時的名醫大家,且距漢不遠;再結合《傷寒論》中的條文可知:張仲景論廣《湯液》,應該是確真無疑了。

據史料記載:東漢時,河南的南陽張氏為豪門望族,張仲景雖未顯於朝野,但讀書、識字、學醫是非常可能的!在東漢後期瘟疫橫行時,張仲景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將《湯液經法》加以論廣並書之於竹簡,也合情合理;因此,張仲景就是伊尹《湯液經法》的一個傳人,並非傳說中的“長沙太守”!

三、王叔和將“仲景遺論”撰次為《傷寒論》了

在品讀《傷寒論》的條文時可以發現:有些條文意義不完整,有些條文意義不連貫,有些條文明顯就是錯簡了;可見,王叔和在發現張仲景的“論廣《湯液》”時,已脫簡無疑了!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只提到張仲景“論廣《湯液》”,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而陶弘景在其《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中則具體到:“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後學鹹尊奉之”;而且,還摘錄了二旦、四神大小十二方證;再據“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藥名之,以推主為識耳”。基本上就可以肯定:陶弘景見到過《湯液經法》與王叔和撰次的“仲景遺論”,並非道聽途說!根據陶弘景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再參考孫思邈《千金翼方》中的《傷寒論》與高本、宋本《傷寒論》可知:張仲景的“論廣《湯液》”,應該是個以演繹方證為主的小冊子。可惜王叔和不理解張仲景的三陰三陽六病理論,以為張仲景是論治傷寒熱病的;所以在撰次“仲景遺論”時,就出現了下列問題:

1、張仲景的文章應該像病案一樣以大段落出現的,而王叔和用條文形式整理出來,割裂了“論廣《湯液》的原本體系。

2、對脫簡的原文,王叔和除了錯簡外,還用醫經家的理論進行補充,導致文義多不相屬。

3、對未脫簡的原文,王叔和不但進行了大量的修飾,而且有的條文還加了脈象;並用醫經家的理論進行解釋,尤其是用脈象解釋,非常荒誕!

4、搜採了其他經方家治療傷寒熱病的經驗方證,雖然對張仲景的“論廣《湯液》”為害不大,但方證多數都不太嚴謹。

5、蒐集了醫經家大量的有關論治傷寒熱病的華而不實的空論,因而搞亂了張仲景的三陰三陽六病理論體系。

6、王叔和還將自己對傷寒熱病的認識與即時的感悟穿插於條文之中。

因此,王叔和既是張仲景“論廣《湯液》”的發揚者,同時也是第一個誤解與搞亂者!

四、林億輩搞亂了張仲景的學術淵源

北宋時,林億輩以高繼衝本為基礎校修《傷寒論》,可參考的書籍,只有孫本和《脈經·卷七》的內容;而且不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都未曾發現當時還有其它版本可供參考。因高本文理舛錯、辨證不倫,所以孫本就現得格外重要了;致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國內陸續發現的桂林本、長沙本《傷寒雜病論》及涪陵本《傷寒論》,都是後世的偽作!若將宋本《傷寒論》與高本、孫本、《脈經·卷七》的內容比較就不難發現:

1、“《傷寒卒病論》集”是林億輩新校入的內容

林億輩在《傷寒論·序》中,引《針灸甲乙經·序》所言:“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又引《名醫錄》:“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祥,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將張仲景的學術淵源與寫作特點論述的非常清楚。然而,在“《傷寒卒病論》集”中卻有:“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明顯是將張仲景的學術淵源搞錯了,而且《傷寒雜病論》與此“集”的標題,也自相矛盾。其實,“《傷寒卒病論》十卷”一說,最早出現於《新唐書·藝文志》中,與“《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不但卷數不合,而且“雜”與“卒”的意義也不相同!

另外,此“集”的第一段韻味十足,明顯是魏晉的文風;與《後漢書·何顒別傳》和《名醫錄》中所說的張仲景“韻不高”與“其言精而奧”不符,因此不可能是張仲景所為。第三段在《千金方》中也有意義相仿的文字,應該是“《傷寒卒病論》集”的作者模仿了孫思邈的文章。尤其是此“集”以張仲景的身份而作,至今還讓很多人誤於其中!

2、林億輩編撰了“辨脈法第一”與“平脈法第二”

這兩篇文章,在《傷寒論》中為一卷。在高繼衝本中有“傷寒脈候”一節,林億輩可能是受此啟發而編撰了這兩節。根據其內容,多是從《素問》、《脈經》、《千金》、《外臺》等古醫籍中摘抄而來,無非是想強調診脈的重要性;其實與《脈經·序》中王叔和所謂的“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並不相符!

3、“傷寒例第三”是林億輩仿《千金方》所作

在高繼衝本《傷寒論》中有“傷寒敘”和“傷寒受病日數第次病證”兩節,文章也明顯是摘自《素問》與《千金》。致於“傷寒例”,最早則見於孫思邈的《千金方》中,宋本《傷寒論》的“傷寒例第三”,明顯就是仿《千金方》所為。根據其內容多出自《素問》、《脈經》、《千金》、《外臺》,基本上是醫經學派的理論;其中《素問·熱論》中兩感傷寒、經絡傳變的內容,嚴重干擾了後人對《傷寒論》中張仲景三陰三陽六病的正確認識;尤其是將《外臺》第一篇中“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也夾雜於《傷寒例》中,讓後人誤認為《傷寒例》是王叔和所作。

4、“辨痓、溼、暍脈證第四”本是太陽篇內容

“辨痓、溼、暍脈證”,在高本《傷寒論》中沒有相關的內容,而孫本《傷寒論》則在“太陽病用桂枝湯第一”開篇“論曰:傷寒與痓病、溼病及熱暍相濫,故敘而論之”。宋本《傷寒論》與《金匱玉函經》在“辨痓、溼、暍脈證”開篇都有:“傷寒所致太陽病痓、溼、暍此三種,宜應別論,以為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通過這兩段文字不難看出: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遺論”時,太陽篇中有痓、溼、暍三病。孫思邈認為《傷寒論》是治療傷寒的,痓、溼、暍三病與傷寒混在一起不妥,但還是原文“敘而論之”;林億輩認為“宜應別論”,又“以為與傷寒相似”,就另立章節,也留在《傷寒論》中了。可見,張仲景的“論廣《湯液》”中,太陽篇有傷寒、中風、溼與暍四種病因;而張仲景的“論廣《湯液》”涉及到的是廣義傷寒,並非後世有人所謂的狹義傷寒!

5、林億輩篡改了三陰三陽六病篇的原來題目

宋本《傷寒論》六病篇題目都是“辨XX病脈證並治”,而孫思邈本是“XX病狀”,高繼衝本是“辨XX病形證”,《金匱玉函經》與高繼衝本相同。在《脈經·序》中,王叔和曾說:“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繫,和、鵲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間,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所以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時六病篇題目應是:“辨XX病形證”。六病篇的題目,雖然只是個標示,但通過這個標示就可以看出:張仲景治療疾病注重的是“形證”,而非林億輩所謂的“脈證”;一字之差,導向迥異!

6、太陽篇中的第一條是林億輩所為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後人稱之為太陽病題綱。但相關的條文,高本為:“太陽為病,頭痛項強而惡寒,其脈浮數,宜桂枝湯”。孫本則是兩個獨立的條文:“太陽之為病,頭項強痛而惡寒”與“太陽病,其脈浮”;《金匱玉函經》與孫本相同。應該是林億輩將“痓、溼、暍”三病從太陽病篇移出後,將兩條合併為太陽病的題綱了;但是,只包涵了太陽傷寒與太陽中風的部分脈證。

7、太陽病中的第六條是林億輩新校入的內容

太陽病中的第六條,在高本與孫本《傷寒論》中都沒有相關的內容;在《脈經·卷七》“病不可發汗病第一”中,雖有“風溫”一詞,但與這條的涵義並非相同。這條多數注家都是隨文釋義,雖然有個別注家也提到了陽明病,但並非理直氣壯,而且對冒以太陽病的錯誤隻字不提;更有一些注家,以此來炫耀《傷寒論》同樣可以治溫病,認為太陽病包括傷寒、中風、溫病。還有一些注家,將這條作為《傷寒論》只能治傷寒,不能治溫病的依據,將《傷寒論》狹義化了。

8、二十九、三十條也是林億輩新校入的內容

太陽病中的第三十條從文義上看,是對二十九條進行的闡釋;二十九條方證不對應,三十條象夢語一樣顛三倒四,林億輩竟能將這種條文校入《傷寒論》中,說明他們對《傷寒論》的認識非常有限;從某種程度上說,與其說校修,還不如說是搞亂了!

9、關於“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

在《傷寒論》與《金匱玉函經》的“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中,開篇即言:“夫以為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陰三陽篇中,此易見也。又時有不止是三陰三陽,出在諸可與不可中也”。這段文字在高本與孫本《傷寒論》上都沒有,應該是林億輩以王叔和身份所作。王叔和只所以重集諸可與不可,明顯是不理解張仲景三陰三陽六病理論體系,所搜採的其他經方家和醫經家的條文,以及自己對治療傷寒的認識,不知該置於何篇,於是就有了“又時有不止是三陰三陽,出在諸可與不可中也”,他認為“此易見也”。

以上用九條,僅是大致剖析了一下宋·林億輩在校修《傷寒論》時所出現的問題,尤其是搞亂了張仲景的學術淵源,為後人正確解讀《傷寒論》造成了較大的困難!

五、《金匱要略》並非張仲景一個人著作

北宋時,“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校正醫書局孫奇、林億輩誤認為是《傷寒雜病論》的節略本,並“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去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又採散在諸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方”;“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並署名張仲景,即現在的《金匱要略》。

其實,只要將《金匱要略》與王叔和《脈經》的卷八、九對照即知:其內容大同小異。可見“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是有人將王叔和《脈經》卷七、八、九獨立成書了。《金匱要略》是將《金匱玉函要略方》中的辨傷寒部分去掉,其它章節稍微作了些調整,在前面附上了從《難經》、《傷寒論》、《千金》、《外臺》等古醫學文獻中摘錄的文章片段,組成了“臟腑經絡先後病第一”;另外,還從《千金》《外臺》上選擇了一些經驗方證,附於部分篇章之末。如果再與西漢經方十一家的目錄對比即知:《脈經》八、九卷彙集的是魏以前包括兩漢時經方家治療雜病和婦人、小兒病的經驗方證,與醫經家的一些相關理論。其實,王叔和在《脈經·序》中講得很清楚:“今撰集岐伯以來,逮於華佗,經論要決,合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所以《金匱要略》,根本就不是張仲景的個人著作!

六、正確解讀《傷寒論》和《金匱要略》

儘管宋本《傷寒論》已遠非張仲景的“論廣《湯液》”,《金匱要略》也不張仲景的個人著作;但除了《金匱要略》中的附方外、都是漢傳經方,即兩漢時的經方家在醫療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並傳承至今的經驗方。因為從北宋開始出現的儒醫們,“以術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於是就紛紛用《素問》《針經》包括《難經》的理論解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但《素問》《針經》包括《難經》的“臟腑經絡學說”,是東漢醫經家“以天喻人”類比推測出來的一個“天人模型”,與人體真實的結構生理、病機病因差別很大,所以從北宋開始、歷金元明清、直到現在,雖然他們各有其道,但其理論根本就不能有效地指導實踐,在臨床上應用張仲景的處方時,主要還是靠背誦條文!

可喜的是:近代傷寒大家劉紹武和劉惠生先生,已應用現代醫學知識成功地解析了張仲景三部六病的現代解剖生理學基礎;經方大師胡希恕也很好地詮釋了張仲景三陰三陽六病的真諦,而且還用現代醫學知識很好地闡釋了麻黃湯、桂枝湯等方證。如果中醫能夠解放思想,像北宋以後的儒醫們用《素問》《針經》包括《難經》的理論解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那樣,用現代醫學知識重新解讀《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經驗方證,不僅淺顯易懂,還可以現代語言表述其真實的內涵;而且應用張仲景的三陰三陽六病理論,也完全可以分類和應用漢唐其它經方家及後世的經驗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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