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的地位
西周时"工商食官"制下贾人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王室和贵族的生活所需，而其家属则有农业份地，手工业、商业和畜牧业都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周礼》中官贾的地位在上士、中士、下士之下青徒之上，与府史同列，孙诒让认为此贾人亦庶人在官者。《礼记.王制》载"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郑玄注:"庶人在官者，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说明当时的官商只是贵族生活的附庸，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位较低。
自西周至春秋末，伴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和宗法制的崩溃，"工商食官"制逐渐退出时代的主导地位，官商的主要职责是到市场上采购自己部门所需物品并对物品进行价值判定，其中大多数贾人只买不卖，只有泉府、巫马两职所属贾人有既买且卖的活动。《周礼.夏官.巫马》日:"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受财于校人。马死，则使其贾誓之，入其布于校人。"。其行为是被动的并非以盈利为目的，春秋时期官商所受的约束和限制较少，有时可以独立经营商业贸易甚至参与一些外交事务。
私商的地位
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商人身份低贱，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但据大量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记载可知，在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逸周书》载周文王为争取灭商的各种力量支持，"于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使各方游旅到周境内进行商贸活动。交通上的通畅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而且规定乡野中的商人可迁居到市中，这就保障了物品的集中贸易:"乃令县鄙商旅日:'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关人易资，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可知周王室对商人非常重视，商人的社会地位必不会低，商人在社会变革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春秋时期国民有贵族与非贵族，贵族大多处于统治阶层，而非贵族则是被统治阶层，又有国人与野人之分，"国人"一般指居住于城内或近郊的人，主要是指士、工商或许还包括一部分近郊农民，他们虽然也受贵族的控制，但还保留着许多原始民主权利。"野"或"邴"是指四郊以外的地区，"野人"或"鄙人"主要指在"野"的农业生产者，童书业指出春秋时期的商人，除小部分可能是商奴外，大体都是"自由民"身份，"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春秋时期国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田昌五指出国人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也就是参加"祀与戎"这样的军国大事。"也只有国人才可以对治政之得失进行议论，《左传》襄公十四年"士传言，庶人于道，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注曰"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增一议字释读此句，文意聚通，可谓精当。
《左传》定公八年卫侯不堪忍受晋国侮辱，欲背叛晋国，"公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版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日:'五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晋。"卫候因得到包括工商在内的"国人"的支持遂有叛晋的决心和信心，说明卫国的工商乃是"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每"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在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国人的态度和立场举足轻重。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兼并战争迭起，各国统治者已明显感到原有战斗力的不足，需动员更广泛的阶层参与军队，庶人、工商都在发动之列。"商旅于市"的常规随即被打破，脱离官府束缚的私商越来越多，子贡、陶朱公皆经商致富，均属新兴的自由大商人，而且子贡曾学于孔子，后又在卫国做官其身份是士大夫，比平民略高，范蠡的情况类似，他们都属士人经商。这一部分士人的加入给商人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商人身份更加多样，同时也反映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际，士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放弃传统入仕的观念，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经商，通过别的途径去追求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些新生力量融入商人行列不仅提高了商人阶层的素质，而且扩大了商人的影响，使这一一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
春秋之世商人活动的环境比较宽松，各国对工商业的发展都持一-种积极的鼓励态度，未见有抑商举措，商人也未受歧视，最典型的是郑国商人与官府建立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商人有了很大的自由，商人利益始终得到政府的保护，另-方面官府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商人阶层的支持,巩固了政权，桓公与商盟誓、弦高智退秦师就是明证，这也是郑商与其他国家私商的不同之处。
齐国历有重商传统，开国封君姜太公早年曾在朝歌经商。因自然环境的限制齐地很难发展农业，太公因地制宜发展商业，使齐国富民强确定了大国地位。桓公当政时，名相管仲早年和鲍叔牙曾一起经商，后来都成就了一番霸业。可见管鲍早年的商人身份并未对他们的仕途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齐国也无鄙视商人的观念，《吕氏春秋.举难》中说宁戚生活贫穷，虽为一小商却胸怀大志，曾驾牛车从卫去齐做买卖，住在城外的旅店，夜起喂牛之时巧借桓公开城迎客之机入宫，敲着牛角唱着歌向桓公推荐自己，遂使桓公发现此人非同一般，并决定召见。宁戚向桓公陈述治理国家和经略天下大计，桓公极其欣赏并欲委以重任。但有大臣阻挠说宁戚乃卫国人，不知底细，应派人调查清楚再任职，但桓公排除异见重用了宁戚。作为一个商人，宁戚多才多艺富有政治谋路和远见，桓公并未因其商人身份而埋没他。
儒家思想浓厚的鲁国曾经也是商贸繁华之地，《荀子.儒效篇》日:"鲁之鬻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史记。孔子世家》中日:"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在孔子的治理下，商人的欺诈行为有所约束，商品交换得以正常进行，市场上的货物都能"布正以待之也"。
楚国一度采取"抚民"政策，尽管所抚之民不限于商人，但商人所受之惠往往大于农工，商人活动以国际市场为舞台，商业的发展尤其需要比较安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楚之"抚民"最主要的措施是缓和征战和减轻徭役，这为改善商贸环境创造了条件。同时，楚人对弃农经商者也给予较大的自由选择权，《管子.轻重戊》曰:"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农见养鹿之利大大超过躬耕，便纷纷弃农田鹿，正是由于这种弃农从商追求财富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肯定和支持，楚国的生鹿交易才获得了迅速发展，极大地活跃了楚国的经济。故又日:"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则是楚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事商所带来的利润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春秋之世几乎各国都采取了有利于商人的政策，商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从士人的思想中也看不出有贱商观念，孔子也对春秋时期自由商业的兴起和商人的活动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若是轻视商人就不会如此对谈。另外有学者指出孔子思想的传播和子贡的经商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也曾评价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若无子贡在财力上的鼎力支持，孔子则难以带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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