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飛：非常抱歉我沒有做太多準備，只能隨便談一談。關於梅蘭芳先生首次訪問日本一百週年，其實我有很多很多話想說，但是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關於這個事情，要放到一個大歷史背景裡去談。
1912年是中華民國元年。這一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他做大總統之後，很快就動了要恢復帝制的心思。所以在1914年5月，袁世凱廢除了《臨時約法》，通過了《中華民國約法》。其中規定，大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總攬國家的統治權。剛好在這時候，日本政界也有很多變化，1914年4月，日本大隈重信第二次內閣成立，兩個國家政治上都有了比較大的變化。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11月7日，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這幾件事情混在一起，形成中日兩國一個大的歷史背景。
袁世凱不喜歡日本人，日本人也不喜歡袁世凱，所以說袁世凱稱帝，日本施加了很大的壓力。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問題，在1915年5月25日，經過將近半年的討論，中日簽訂了《二十一條》，大隈重信給袁世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但是另一方面，對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積極給予支持。袁世凱希望在歐洲尋求稱帝的幫助，但是歐洲爆發一戰，誰也沒時間管他。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1915年緊鑼密鼓準備稱帝的時候，在國內遇到了很大的反對力量。1915年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全國各地紛紛掀起了反袁鬥爭。6月6日，袁世凱病死，這一個時代結束。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做總理，府院爆發矛盾，請張勳進京調停，不想張勳擁立清廷復辟，段祺瑞打跑了張勳，重新組建自己的內閣，這時候又出來一個大人物就是馮國璋，他成為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和段祺瑞再次鬥爭起來，中國的政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日本也是這樣。1916年10月，大隈內閣也堅持不下去了，換成了寺內正毅內閣上臺，寺內正毅內閣對中國的政策做了比較大的調整。他們認為大隈重信對中國施加很大壓力的作法不好，應該改善日本對華政策。改善辦法是什麼呢？他們提出來給中國政府錢。那時候北京政府經濟上非常緊張，所以說寺內正毅內閣願意為中國政府提供大量的資金，這件事情連中國政府自己都有點糊里糊塗。1916年10月，寺內正毅內閣成立，12月就派出一個密使，這個密使是寺內首相的幕僚，叫西原，這個人身份不明朗，悄悄來北京商量怎麼給中國錢的事。北京這邊，大家都有點糊塗，莫名其妙來一個人要給錢。但是西原接觸了北京政府財界的大人物，交通銀行的曹汝霖。兩人談得很好，到1917年1月第一筆錢就給了，而且是一筆鉅款，500萬日元。那時候日元兌銀元的比例大概打七八折，一萬日元可能合七千銀元，500萬日元這個數字在當時也不算小了，而且條件特別優惠，利息不高。中國政府從這筆借款裡嚐到甜頭，開始了著名的西原借款事件，大概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
西原借款有一個特點，就是說日本政府當時要通過借款支持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是誰？他們認定的就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這邊誰來主導？段祺瑞力量最大。所以最後就變成日本借款是用來支持段祺瑞勢力了。剛才我講民國初期政壇紛亂，絕不是隻有段祺瑞一股勢力，但是給中國人的感覺就變成西原通過鉅款支持段祺瑞政府。同時運用這筆借款的中國財界認為，曹汝霖因為這些錢的支持也在中國成為大佬。當時中國銀行界有兩大巨頭，一個是中國銀行，一個是交通銀行。交通銀行和日本走得近，通過借款，和日本來往比較多。中國銀行方面對此事，看起來似乎是袖手旁觀的狀態，為什麼？中國銀行負責人主要有三位，一位叫王克敏，1917年7月擔任中國銀行總裁，一位是著名的梅黨領袖馮耿光，1918年2月24日接替王克敏擔任中行的總裁，這期間還有一位非常厲害的副總裁張嘉璈，他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學家，專業比較強，他和南方的國民黨政權關係比較好。因為王克敏、馮耿光、張嘉璈這三大巨頭都和段祺瑞關係不好，所以他們對日本和段祺瑞政權的經濟往來，興趣不大，置身事外。因為他們置身事外，就引出來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是要借錢給中國，支持中國政府，所以日本財界人物到中國來的就特別多，包括日本財團的大人物大倉喜八郎，這些人跟交通銀行談借款的事情，但是中國銀行這邊態度也很熱情很客氣，就是不務實，不談借款的事情。那麼他們之間談什麼呢？他們不斷招待日本財團看戲，而且主要看梅蘭芳的演出。1918年2月2日，馮耿光擔任中國銀行總裁，他是中國金融界的最高領袖人物。大家知道他跟梅蘭芳的關係。梅蘭芳14歲就認識馮耿光，而且從此以後一直得到馮耿光的幫助，大家覺得馮耿光重視梅蘭芳，大夥也就重視梅蘭芳，所以當時銀行界幾乎所有重要堂會都是請梅蘭芳去演出。馮耿光擔任中國銀行總裁以後，在1918年5月25日、26日在北京連著兩天舉辦盛大的堂會，名義上是給他媽媽過七十大壽，但實際上就是他當了中行總裁之後要炫耀一下，梅蘭芳在這次堂會演出裡的戲碼很重。所以說梅蘭芳最初接觸到的日本人，為什麼是大批的日本金融界的巨頭，原因就在這裡。而且中國銀行系統和日本的金融界談話的時候，因為不願意談借款的話題，所以淨談梅蘭芳了，結果在這場金融交流中，在這兩國的金融交往中，梅蘭芳成為其中的重要話題。
到了1918年9月，兩國政局又發生變化。日本寺內正毅內閣下臺了，換了原敬內閣上臺。原敬內閣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儘管說中日這一百年來不斷地鬥爭，但原敬內閣相對來說是很好的內閣。首先，他是日本第一個平民首相，舉起了大正時期民主主義的旗幟。第二個，他是通過政黨選舉成為首相的。原敬內閣相對來說，在日本戰前的內閣裡是比較平和、民主的一屆政府。原敬主張要改善中日關係，但是不能僅僅用錢改善中日關係，他提出了中日友好親善政策。而且原敬也發現原來日本政府給錢變成支持段祺瑞個人的政治勢力了，所以他一上臺就停止了日本政府所有對段祺瑞的經濟支持和武器出口，改成用其他的方式和中國交流。原敬首相因為這種政策在日本國內遇到很大的阻力，在1921年11月被日本右派暗殺了。從他的結果就可以知道，他這個人的政治方向是什麼。所以說當原敬內閣上臺的時候，提出來不用錢，而是要通過其他形式來改善中日關係，提出中日友好親善的時候，中國銀行變得積極了。只要日本不支持段祺瑞，中國銀行就開始積極了，所以說中國銀行方面積極地推動梅蘭芳訪問日本，通過藝術交流，來達到改善中日關係的目的。所以我想是在這個大的兩國的國際的歷史背景之下，梅蘭芳第一次訪問日本成行。這是第一個內容。
可能沒時間了，我接下來不多說了，簡單說幾個問題。梅蘭芳訪問日本還有一個很大的意義。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從學習中國轉向學習西方，但是日本人學習中國文化畢竟上千年了，這些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情感不好處理，沒地方安放。明治維新過了20多年，大家對西方的東西雖然感興趣，但是中國情結仍然無法得到合適的安放，這種人在日本有相當一大批人存在。像內藤湖南、青木正兒等，都是這樣的人。這些人的中國情感在無處安放的時候，梅蘭芳出現了，梅蘭芳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所以我想，梅蘭芳訪日的重要的一個意義是，接續了日本人的中國情感。為什麼梅蘭芳在日本知名度這麼高，名氣這麼大，這也是一個內在原因。
1919年，梅蘭芳有兩件重要事情。一個是4月他為奶奶八十大壽舉辦堂會。大家知道，唱戲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地位非常低，梅蘭芳能夠在1919年4月為他的奶奶公開舉辦盛大的堂會戲演出，而且當時社會上的知名人士來了很多。這對於梅蘭芳來說，是一種社會地位的重要提升，同時也是中國京劇演員社會地位的重要提升。再有就是同在1919年4月，梅蘭芳率團啟程訪問日本，代表中國藝術走向世界。所以我想1919年是梅蘭芳社會地位第一次大幅度提升之年。
最後我想說一下，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強調，梅蘭芳首次訪問日本，把京劇介紹給日本，把京劇介紹給世界。我想還應該更多地關注一下梅蘭芳通過訪日，他向日本學到了什麼，從日本帶回了什麼，這一點也很重要。現在我還不能完整地描述他所學到的內容，但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歌舞伎改良運動中的很多東西梅蘭芳是有興趣的，比如說活的歷史劇等等。還有一個我感覺到在1920年以後，梅蘭芳和梅黨成員倡導的東方唯美主義戲劇，也可能是受到日本歌舞伎的啟發。限於時間，不多說了，謝謝大家。
閱讀更多 戲曲雲講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