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飞：非常抱歉我没有做太多准备，只能随便谈一谈。关于梅兰芳先生首次访问日本一百周年，其实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说，但是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关于这个事情，要放到一个大历史背景里去谈。
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这一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做大总统之后，很快就动了要恢复帝制的心思。所以在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其中规定，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总揽国家的统治权。刚好在这时候，日本政界也有很多变化，1914年4月，日本大隈重信第二次内阁成立，两个国家政治上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这几件事情混在一起，形成中日两国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日本人也不喜欢袁世凯，所以说袁世凯称帝，日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问题，在1915年5月25日，经过将近半年的讨论，中日签订了《二十一条》，大隈重信给袁世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对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积极给予支持。袁世凯希望在欧洲寻求称帝的帮助，但是欧洲爆发一战，谁也没时间管他。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1915年紧锣密鼓准备称帝的时候，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反对力量。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反袁斗争。6月6日，袁世凯病死，这一个时代结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做总理，府院爆发矛盾，请张勋进京调停，不想张勋拥立清廷复辟，段祺瑞打跑了张勋，重新组建自己的内阁，这时候又出来一个大人物就是冯国璋，他成为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再次斗争起来，中国的政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日本也是这样。1916年10月，大隈内阁也坚持不下去了，换成了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寺内正毅内阁对中国的政策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他们认为大隈重信对中国施加很大压力的作法不好，应该改善日本对华政策。改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提出来给中国政府钱。那时候北京政府经济上非常紧张，所以说寺内正毅内阁愿意为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这件事情连中国政府自己都有点糊里糊涂。1916年10月，寺内正毅内阁成立，12月就派出一个密使，这个密使是寺内首相的幕僚，叫西原，这个人身份不明朗，悄悄来北京商量怎么给中国钱的事。北京这边，大家都有点糊涂，莫名其妙来一个人要给钱。但是西原接触了北京政府财界的大人物，交通银行的曹汝霖。两人谈得很好，到1917年1月第一笔钱就给了，而且是一笔巨款，500万日元。那时候日元兑银元的比例大概打七八折，一万日元可能合七千银元，500万日元这个数字在当时也不算小了，而且条件特别优惠，利息不高。中国政府从这笔借款里尝到甜头，开始了著名的西原借款事件，大概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西原借款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日本政府当时要通过借款支持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是谁？他们认定的就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这边谁来主导？段祺瑞力量最大。所以最后就变成日本借款是用来支持段祺瑞势力了。刚才我讲民国初期政坛纷乱，绝不是只有段祺瑞一股势力，但是给中国人的感觉就变成西原通过巨款支持段祺瑞政府。同时运用这笔借款的中国财界认为，曹汝霖因为这些钱的支持也在中国成为大佬。当时中国银行界有两大巨头，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和日本走得近，通过借款，和日本来往比较多。中国银行方面对此事，看起来似乎是袖手旁观的状态，为什么？中国银行负责人主要有三位，一位叫王克敏，1917年7月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一位是著名的梅党领袖冯耿光，1918年2月24日接替王克敏担任中行的总裁，这期间还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副总裁张嘉璈，他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学家，专业比较强，他和南方的国民党政权关系比较好。因为王克敏、冯耿光、张嘉璈这三大巨头都和段祺瑞关系不好，所以他们对日本和段祺瑞政权的经济往来，兴趣不大，置身事外。因为他们置身事外，就引出来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是要借钱给中国，支持中国政府，所以日本财界人物到中国来的就特别多，包括日本财团的大人物大仓喜八郎，这些人跟交通银行谈借款的事情，但是中国银行这边态度也很热情很客气，就是不务实，不谈借款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谈什么呢？他们不断招待日本财团看戏，而且主要看梅兰芳的演出。1918年2月2日，冯耿光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他是中国金融界的最高领袖人物。大家知道他跟梅兰芳的关系。梅兰芳14岁就认识冯耿光，而且从此以后一直得到冯耿光的帮助，大家觉得冯耿光重视梅兰芳，大伙也就重视梅兰芳，所以当时银行界几乎所有重要堂会都是请梅兰芳去演出。冯耿光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以后，在1918年5月25日、26日在北京连着两天举办盛大的堂会，名义上是给他妈妈过七十大寿，但实际上就是他当了中行总裁之后要炫耀一下，梅兰芳在这次堂会演出里的戏码很重。所以说梅兰芳最初接触到的日本人，为什么是大批的日本金融界的巨头，原因就在这里。而且中国银行系统和日本的金融界谈话的时候，因为不愿意谈借款的话题，所以净谈梅兰芳了，结果在这场金融交流中，在这两国的金融交往中，梅兰芳成为其中的重要话题。
到了1918年9月，两国政局又发生变化。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下台了，换了原敬内阁上台。原敬内阁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尽管说中日这一百年来不断地斗争，但原敬内阁相对来说是很好的内阁。首先，他是日本第一个平民首相，举起了大正时期民主主义的旗帜。第二个，他是通过政党选举成为首相的。原敬内阁相对来说，在日本战前的内阁里是比较平和、民主的一届政府。原敬主张要改善中日关系，但是不能仅仅用钱改善中日关系，他提出了中日友好亲善政策。而且原敬也发现原来日本政府给钱变成支持段祺瑞个人的政治势力了，所以他一上台就停止了日本政府所有对段祺瑞的经济支持和武器出口，改成用其他的方式和中国交流。原敬首相因为这种政策在日本国内遇到很大的阻力，在1921年11月被日本右派暗杀了。从他的结果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的政治方向是什么。所以说当原敬内阁上台的时候，提出来不用钱，而是要通过其他形式来改善中日关系，提出中日友好亲善的时候，中国银行变得积极了。只要日本不支持段祺瑞，中国银行就开始积极了，所以说中国银行方面积极地推动梅兰芳访问日本，通过艺术交流，来达到改善中日关系的目的。所以我想是在这个大的两国的国际的历史背景之下，梅兰芳第一次访问日本成行。这是第一个内容。
可能没时间了，我接下来不多说了，简单说几个问题。梅兰芳访问日本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从学习中国转向学习西方，但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毕竟上千年了，这些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情感不好处理，没地方安放。明治维新过了20多年，大家对西方的东西虽然感兴趣，但是中国情结仍然无法得到合适的安放，这种人在日本有相当一大批人存在。像内藤湖南、青木正儿等，都是这样的人。这些人的中国情感在无处安放的时候，梅兰芳出现了，梅兰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我想，梅兰芳访日的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接续了日本人的中国情感。为什么梅兰芳在日本知名度这么高，名气这么大，这也是一个内在原因。
1919年，梅兰芳有两件重要事情。一个是4月他为奶奶八十大寿举办堂会。大家知道，唱戏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地位非常低，梅兰芳能够在1919年4月为他的奶奶公开举办盛大的堂会戏演出，而且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了很多。这对于梅兰芳来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提升，同时也是中国京剧演员社会地位的重要提升。再有就是同在1919年4月，梅兰芳率团启程访问日本，代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所以我想1919年是梅兰芳社会地位第一次大幅度提升之年。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梅兰芳首次访问日本，把京剧介绍给日本，把京剧介绍给世界。我想还应该更多地关注一下梅兰芳通过访日，他向日本学到了什么，从日本带回了什么，这一点也很重要。现在我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他所学到的内容，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歌舞伎改良运动中的很多东西梅兰芳是有兴趣的，比如说活的历史剧等等。还有一个我感觉到在1920年以后，梅兰芳和梅党成员倡导的东方唯美主义戏剧，也可能是受到日本歌舞伎的启发。限于时间，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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