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護工來幫王紹軍穿襪子，給他翻身，再給穿褲子，穿衣服。
把他抬到輪椅上，再從輪椅上搬到麵包車裡，載他去上班。
起床，收拾出門上班，對於普通人來說只需要10分鐘，但對王紹軍來說，可能需要半小時。如果沒有人幫他，他不知道還能不能去上班。
王紹軍心心念念要去上班的地方，就是河南省鄭州市殘友培訓基地。10年前他經商賣大蒜掙了一些錢，現在他用這些錢創辦了培訓基地，希望幫助更多“像他一樣的人”找到工作。
《人生第一次》記錄了這麼一群人。
像我這樣的殘疾人很多，難道都坐在家裡面等死嗎？
沒來培訓基地之前，楊雅然以為天底下沒有比她更倒黴的人了。她從小聰明，讀書認真，成績名列前茅。但是身體的殘疾，讓她的大學夢破碎了。家裡三個孩子，父母權衡之後，沒有讓她上大學，而是繼續供其它孩子讀書。
因為覺得她讀出書來也沒有意義，沒有人會聘請殘疾人去工作的。
楊雅然理解母親的選擇，但是她還是不想就這樣向命運臣服。
她用手機刷單。一單幾分錢。她從早到晚不分晝夜地刷單。然後把刷單的錢全部攢下來。
她給自己買了一臺電腦。平時，她只能在家裡，一個人打發時光，沒有人聊天，也沒有工作。
出去一趟，太麻煩。要有人幫她推輪椅，還要忍受周圍人異樣的眼光。
後來，來到職業培訓基地之後，她才發現，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多“另一個我”。
王彥釗是在高考之前受傷了，半身癱瘓，也沒有參加高考。
童海洋出生一個月被查出腦癱。
還有人失去雙臂，只能用腳在鍵盤上打字。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這麼多人，他們身上都有各自的傷痕，但他們沒有放棄自己，都相聚在職業培訓基地裡，學習技能，努力求生。
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想要有尊嚴地活著。
王紹軍開電動三輪車接楊雅然的時候，楊雅然坐在輪椅上，覺得根本沒法上去。
王紹軍鼓勵她，“你可以。”
楊雅然從輪椅上挪出屁股，艱難地坐在三輪車前座上，
可是，她的輪椅卻在一旁。王紹軍找路人去幫忙，他說：
“輪椅壞了，請幫我們把輪椅放到車上。”
而不是“我們是殘疾人，請幫我們。”
不賣慘，而是就事論事地請求幫助——我是殘疾人，不必時時刻刻向我提出幫助，請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幫助我。
培訓基地和阿里巴巴簽訂了協議，學員如果通過了考核就可以成為阿里巴巴的雲客服。但在拿到工號之前，每個人都要經歷一次嚴格的考試。
10分鐘要完成420個字的文章，一分鐘要打42個漢字。不管有沒有幾根手指都要做到。在考試中沒有人幫忙。為了準備這次考試，很多人努力學習打字指法，熟悉打字軟件，不斷練習精進手法。
在這場公平的考試中，有些人通過了這次考試，成為了阿里“小蜜”。這意味著培訓的成功，他們不僅獲得了收入，還能隨時隨地進行辦公。
而在屏幕背後的這一份工作，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面容，讓他們不必出現在人們面前，不必接受人們對殘疾人能力的懷疑，對殘疾人身份的同情。
絕大多數殘疾人很少接觸社會，客戶也不知道電腦背後坐的什麼人，他們會發脾氣，會投訴，這對於內心非常敏感脆弱的人是一個挑戰。但這對殘疾人來說，也是一次機會。讓他們瞭解社會，和他人建立更多的聯繫，進行正常的平等的溝通交流。
靠自己的能力，掙錢，獲得工作的成就感，這比人們的憐憫和捐款讓他們更能獲得幸福。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要有尊嚴地活著，都想要實現自己的價值。
我一輩子還長著呢，我也要為我自己活，但是前提是我要掙錢。
在培訓基地，很多人找到了歸屬感和認同感。他們知道了：
殘疾人不一定要在家裡面，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他們應該像正常人一樣出來工作，交朋友。
但這一切最重要的是獨立。不能因為身體有殘疾，就在生活和工作上處處依靠家人，朋友。最主要的是，不能產生心理上的自卑感和依賴感。殘疾人並不低人一等，更不意味著在經濟上就必然差人一節。
每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有爭取幸福的權利。
所以這裡的人們都清楚地知道：人一定要獨立。
“我一輩子還長著呢，我也要為我自己活，但是前提是我要掙錢。”
根據中新社報道，截至2018年底，在中國持有殘疾人證的就業年齡段的1694.8萬殘疾人中，已就業948.4萬人，就業率為56%。
他們中，有的從事按摩師、針灸推拿師、服裝裁剪等工作。
有的也從事編程、打字、客服等工作。
還有的去學習繪畫，舞蹈。
有的努力學習盲文，手語，不斷地學習知識。
有的成為了老師、志願者。
還有的自己經商，做個體生意，經營一家店，能夠養活一家人。
“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想要早點去做手術，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希望我能夠和所愛的人信任。”
“希望我工作順利，買一套自己的房子。”
職業培訓基地裡，很多人許下自己的心願。
是啊，一輩子很長，還有很多願望值得我們去實現。
工作，不僅是謀生，更是謀愛，為自己在這世界裡尋找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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