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柏林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具霸王龍骨架
恐龍是一個嵌合體，部分來自生物進化，部分是人類的作品：由藝術家、科學家以及技術人員共同創作完成，貫穿現場發掘、實驗室研究、博物館陳列的全過程。如今，這些恐龍骨架已經成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重要藏品，然而，它們更像是混合媒介雕塑，由各種元素拼湊而成，除了恐龍骨骼化石外，還有石膏、金屬、油漆等材質。
當站立在這些龐然大物腳下時，比如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叫作Sue的霸王龍展品，人們很難分辨哪些是歷史遺留，哪些是當下的人工製品。
至此，史前生物史終結，人類想象起航。
英國解剖學家理查德·歐文
想象的產物
恐龍研究無法通過實驗完成，因此，科學家們不得不對化石記錄的信息進行解釋。然而，這些化石通常是殘缺而雜亂無章的。恐龍首次被發現時，出土的化石只包括幾塊骨頭和幾顆牙齒。隨後不久，較完整的骨架開始被發現，但是其中不少碎片和其他材質混雜在一起，需要甄別。而且，它們還常常在石化作用的巨大壓力下，發生垮塌與變形。
古生物學家若想將它們復原成真實鮮活的動物，不得不付出極大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除了倚賴現有的證據，還需要推理、判斷和想象力。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恐龍就是想象的產物—它們的形象反映了發掘、研究以及展示時所在時空的特點。復原恐龍的古生物學家們，往往會受到他們所熟悉事物的影響。
19世紀中葉，英國解剖學家理查德·歐文（Richard Owen）以大象等厚皮動物為原型，而早期的美國古生物學家則把袋鼠作為解剖學指南。直到20世紀初，恐龍才被視作是龐大而笨重的史前生物。最近，許多博物館為了更好地反映當下人類對恐龍的新認識，再一次徹底更換了館內的恐龍陳列品：它們像鳥類一樣，行動敏捷，具有複雜的社會結構。
恐龍來自人類尚未存在的世界，但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的產物。
可見，恐龍同時處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時間機制：它們來自人類尚未存在的世界，但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的產物。
第一批恐龍化石，是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英國被發現的。1841年，英國解剖學家理查德·歐文爵士將它們命名為“恐龍”（Dinosauria）。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更多的恐龍化石被發現，同時出土的還有魚龍、蛇頸龍等其他大型史前生物。此時的恐龍，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過多關注。
到了19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情況出現了轉變。美國西部關於恐龍化石的一系列新發現，激發了美國人的極大熱情，從此，恐龍名聲大振，尤其是20世紀初期，它們的化石殘骸被複原成完整骨架，獨立地陳列在城市博物館。
四川自貢，恐龍博物館
恐龍在美國備受矚目，一方面源於化石本身：許多人認為美國恐龍比歐洲的更大、更壯觀。但事實證明，美國擁有著接受這類生物的更好“環境”，可以使它們逐漸“發展”成持續吸引博物館參觀者的令人驚歎的“史前巨獸”。
“形象代言人”
美國曆史上的鍍金時代（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是重要的經濟發展時期，以摩根大通（J. P. Morgan）為代表的金融精英和以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為代表的實業家，逐漸獲得了經濟權力和社會影響力。他們操控下的美國政治經濟，從一種不受約束和高度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形式，過渡到由大企業主導的更具管理性的經濟。
這個過程具體而深遠地影響了美國古脊椎動物的研究實踐，美國西部出土的恐龍也成為科學的象徵。不僅恐龍反映了當時盛行的痴迷於龐然大物的潮流，而且古生物學科本身也受到了該時期出現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體制的深刻影響：這些大型博物館採取公司化的結構，實行官僚化的組織管理。
恐龍進入公眾視野，正值美國向全球工業強國轉型的時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前，美國經濟已實現連續的高速增長，總量已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總和。恐龍的龐大體量，使其天然地成為世界霸主美國的“形象代言人”。
恐龍化石在美國西部的陸續發現，使美國成為古脊椎動物科學的世界中心。這門學科在當時仍屬年輕，但對於一個尚未完全擺脫內戰血腥陰影的民族來說，它頗受歡迎。企業精英們很快就將恐龍作為他們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滅絕生物。恐龍象徵著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財力，是其獨特歷史和光明前景的物質證據。
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美國資本主義也危機四伏。頻繁的金融恐慌和經濟蕭條，成為當時人們揮之不去的夢魘。經濟生產體制備受爭議，一種革命的氣息瀰漫在空中。這讓當時的社會精英群體產生了廣泛的道德恐慌：他們擔心激進的移民和勞工領袖，以及這些群體傳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會摧毀整個工業經濟體制。因此，富裕階層組建了武裝力量，修建了堡壘，來抵禦潛在的社會反抗勢力。與此同時，社會精英也變成了狂熱的慈善家，期待用“博愛”讓勞動者感受現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從而提升素養、陶冶情操。他們通過創立非營利機構，以證明資本主義不僅僅是競爭性的，還可以是利他的：它是為了全體人類的利益，而不僅僅是少數富人的權益。
中華龍鳥仿真圖
除了創辦大學、圖書館、音樂廳和美術館之外，像卡內基這樣富有的資本家，還創建了自然歷史博物館。自然歷史在當時既是流行的休閒內容，也是虔誠的資助項目，並逐漸成為富裕階層向參觀者炫耀自身慷慨行為的有效手段。
在自然歷史的所有分支中，恐龍古生物學在慈善投資領域具有格外的吸引力。恐龍可以讓他們建造大型的展廳、陳列壯觀的展品、吸引眾多的遊客，從而得以傳達這樣的理念：工業資本主義除了製造利潤之外，還能產出真正的公共產品。
參觀一場震撼人心的恐龍展覽，也許就能認同慈善家的宣言：工業資本主義由於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它真正開啟了人類財富的法門。
中華龍鳥
雖然，科學被認為是獨立於市場之外的、擁有更高使命與自主性的領域，但是，科學從根本上擺脫市場操控的可能性，依然備受懷疑。
鍍金時代的古生物學家，並沒有意願要與慈善家達成利益交換協議。他們堅持捍衛自身學科的研究自主權，要求獲取的資助資金不帶有任何明顯的附加條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反而讓慈善家們對古生物學越發感興趣，因為他們急切地想要讓自己擺脫工商業“大佬”的形象。就這樣，雙方反而結成了互惠互利的戰略聯盟：古生物學家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而富有的資本家則可以聲稱自己是真正的利他主義者。畢竟，投資一個在人類文明出現之前就已經徹底消失的“失落的世界”，還有什麼比這更能體現利他精神呢？
近幾十年來，學界和大眾對古脊椎動物科學的熱情已經下降，但如今，也許我們將要目睹恐龍的復興。此前，人們關於恐龍的想象來自美國西部的發掘，而今天，最壯觀的恐龍化石來自中國。
同時，研究者們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觀點：現代鳥類是恐龍的直接後代，就像人類是靈長類的代表一樣。這意味著鳥類就是現代恐龍—恐龍沒有滅絕。如此一來，所謂的非鳥類恐龍幾乎都要被重新想象。當代古生物學家們並不認為恐龍是無趣、遲鈍而孤獨的遠古生物，相反，它們是活躍的群居動物，通常覆蓋有色彩絢麗的羽毛。
世界上最大的中華龍鳥化石，收藏於山東天宇自然博物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位農民在中國東北遼寧省發現了一隻小恐龍的化石遺骸。該標本有眾多特別之處，但古生物學家對其中一個特徵表現出格外的興趣：一條由背脊一直延伸到尾端的細小羽毛凸起。這是人類第一次發現羽毛完整的恐龍化石，引起了巨大轟動。
有些恐龍已經具備高度社會性了，它們可能已經形成了複雜的家庭結構。
中國對於古生物學來說，猶如19世紀末的美國，將給該學科帶來諸多革命性的發現。
該恐龍被命名為“中華龍鳥”。此後的若干年中，大量的恐龍化石在遼寧陸續出土，其中一些保存完好。科學家們甚至都可以從中推斷出恐龍羽毛的顏色，這完全顛覆了之前人類關於恐龍的認知。正如古生物學家馬克·諾雷爾（Mark Norell）最近所說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確鑿的證據，證明恐龍的形象是毛茸茸的、色彩斑斕的，而不是之前通常被描繪成的乏味的鱗片動物。”
羽毛化石的出現，甚至改變了古生物學家關於恐龍行為的認知。許多像中華龍鳥這樣的恐龍，羽毛雖然顏色鮮豔，但結構相對簡單，並不具備飛行所需的空氣動力學特性。因此，人們現在普遍認為，複雜的或“羽狀”的羽毛，是為飛行目的而完成的二次進化。起初，羽毛很可能只是為了調節溫度和偽裝，以及作為一種信號機制來實現交流和吸引伴侶。
這進一步印證了那個革命性的觀點：恐龍並不只是孤獨的巨獸，至少有些恐龍已經具備高度社會性了，它們可能已經形成了複雜的家庭結構。
將當代中國與美國的鍍金時代進行類比，幾乎成了陳詞濫調。沒錯，正如美國在19世紀末所發生的那樣，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快速的工業化革命，經濟的爆炸性增長像極了當年的美國。
10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全球經濟正處於一個截然不同的發展軌道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亞洲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工業中心的出現。人類對效率的追求，促使垂直一體化企業在20世紀初興起，同時也導致了在隨後的幾十年間，小型、快捷和更具適應性的初創企業後來居上—它們帶來的破壞性創新，已經侵蝕了嚴重官僚化的大型企業的利益。
難怪，恐龍在人們的想象中，已經從史前笨重的龐然大物轉變為敏捷、聰明和高度社會化的生物，它們通常披著五彩斑斕的羽毛，其中大多都來自亞洲，而非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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